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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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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将我的身体演变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同样地，A阶段中可进行肉体功能，不可以进行人格功能；B阶段二者均可进行；C阶段两种功能均丧失；但这时增添了一个新阶段，D阶段。这一阶段中，人格功能已停止，但身体依然可进行肉体功能行为。（显然这几个阶段已不再按字母顺序排列了，我将D阶段插入中间，以便其他三阶段可保持名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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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中，人格功能与肉体功能相互分离，肉体功能于D阶段末尾处停止，人格功能于B阶段末尾处停止，这些是清楚的，但死亡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呢？我何时死亡？似乎有两个选项值得斟酌，我也都以星号标记了。死亡不是在人格功能停止时，就是在肉体功能停止时发生。而有趣的是，何种答案更可信，取决于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还是人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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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接受人格论，那么倘若有另外一个人为我，那么他必须与我有着同一个发展中的人格。当然这就意味着，我存在，我的人格就必须相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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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简单来说就是，C阶段中我不存在。因为C阶段与我的人格无关，不存在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没有人拥有我的记忆、我的信仰、我的欲念、我的追求。那么已经很清楚了，从人格论看来，我在C阶段中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们大而化之地去定义，可以说我已是一具尸体。但这样说可能令人误解，因为事实表明我仍然存在着——以尸体的形式。然而，严格来说，这样是不正确的。更准确地来说，我残留的唯一部分就是尸体。在C阶段中，我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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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D阶段呢？这一阶段中我的身体依然在运作中，或者准确来说，进行着肉体功能行为。可尽管如此，我的人格已经不复存在，我的信仰，我的记忆，我的欲念、恐惧及抱负都已不复存在。然而根据人格论，如果我在一段既定时间内存在，那么其间必有某些事物与我有着同一个人格，但D阶段却并非如此。概括地说，因为我的人格随着B阶段的终止而消失，相信人格论的人会认为，我在B阶段结束时已经死亡了。我的死亡时间便是第一个星号标记处，即我的身体丧失人格功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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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相对浅显，但仍然暗藏着一个复杂的问题，假设我们的问题不是我存在与否，而是我是否活着（alive），D阶段似乎就越发含混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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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我们都承认，我的身体在D阶段中是活着的，毕竟身体还在全面进行着肉体功能行为。那我呢？我是活着的吗？试想我们可能这么说：我不存在（exist），但我是活着的！简直不可置信，这个结合了两者的观点恐怕令人难以接受。如果我都不复存在了，还怎么能是活着的呢？那么似乎就不得不说，D阶段中我们并非活着的了，我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是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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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并未活着，但我的身体活着，因此人格论者需要把我活着与我的身体活着给区分开来。正常情况下，即图8.1中，我停止存活之时，我的身体即刻不再活着。但是反常情况下，即图8.2中，两种死亡相脱离，我身体的死亡发生在第二个星号处，而我的死亡发生在第一个星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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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接受的是人格论，至少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呢？那就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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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肉体论，倘若我在既定时间内存在，那么此间必然有人以我的肉体存在。这个人不必有我的人格，拥有我的肉体已足够（“追踪肉体”）。再回到C阶段中考虑，我残留的只有尸体。但尸体又是什么呢？它自然是肉体，我的尸体即是我的肉体。因为我的尸体依然存在，那么我的身体也仍存在。因此，依照肉体论观念判断，我依然存在。我当然已死了，但是我依然存在。（为何肉体论认为我在C阶段中才死亡？与人格论不同，肉体论不必去甄别我活着与我的身体活着，既然我的身体在C阶段中并不存活，那么肉体论一派有理由认为我并非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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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顾本书伊始提出的问题，你死后还能继续存活吗？肉体论给我们的回答有好有坏。好消息是，你可以在你死后继续存活；坏消息是，你会是一具尸体。尽管听起来像个拙劣的笑话，但如果肉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这一推论就丝毫不是玩笑，而是确凿的事实。12我在我死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活。当然我的身体将最终消亡，腐烂分解为分子、原子，那时我的肉体便不复存在，我也不再存在。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C阶段内，肉体论一派可以说：“是的，谢利·卡根依然存在。他存在，但他并未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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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重申了我在上一章结束时表述的观点，关键不是继续存活，而是你在继续存活中想要得到什么？而我在继续存活中想要得到的之一就是活着。显然，根据肉体论，我在C阶段中是依然存在的，但是我并未活着，于是我没有得到重要的东西。这一点应该就是肉体论一派会声明的一点。（相反，根据人格论，当我仅剩一具尸体时，我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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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肉体论一派自D阶段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差别不大。这里我依然存在，因为我的身体是存在的。然而不同的是，与C阶段相比，在D阶段中我依然活着，因为我的身体也是活着的。可惜我已不再是一个人。我的身体无法进行人格功能活动，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得到重要的东西。我不足以存在，我亦不足以活着。我宁愿做一个活着的人，而那只发生在B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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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根据肉体论，我在第二个星号标记处死亡，即我的身体死亡之时。但是，我在第一个星号标记处失去了重要的内容，这时即我不再为人（being a person）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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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为人之时”，这一措辞相当古怪且令人感到意外。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人直到不再存在时，才能不再是一个人。用哲学术语来说，成为人是我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properties）之一：只要我存在，我必须具有这一属性。但如果我们接受了肉体论，似乎就不得不认为，成为人不是我的本质属性之一了。我可以停止为人，但继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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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实际上是一个人，但是照肉体论的说法，我就不一定一直是人了。当我是一具尸体时，我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存在。而如果我落入反常情况——我的身体依然进行着消化、供血、呼吸等行为，但已不能思考推理了——此时我们不得不说，我存在，我也确实活着，但我已不再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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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据这种观念，作为人是你可以做一段时间然后不再做的一件事，不再做这件事并不会导致你不存在。就像一段时间内，你作为一个孩子或者教授。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是某物，然后不再是了，但你并不会不再存在。我曾经是一个小孩，但是我现在不是了，而我仍然存在着。孩子只是我经历的一个“时期（phase）”。同样地，以肉体论来看，成为人只是我——或者说我的肉体——经历的一个过程，成为人只是我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进行的一件事。A阶段中我的身体并没有这样做，C阶段中自然也是不会做的。而如果我处于反常情况之中，D阶段中我的身体也不会这样做。成为人并不是我的本质，我为人只是我存在的一个方面；且自然地，只是我生命的一个方面。以上至少是肉体论所说的。（而人格论与之相反，成为人似乎确实是我的本质属性之一。除非我为人，否则我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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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状况，那么衡量我们前几章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的哲学标准就令人误解了。我们一直在纠结个人同一性的本质，即对他人来说何为“成为我”。但看一看这个标签本身，“个人同一性”，似乎无论答案是什么，其中已经暗含着我都将作为一个人的假设（且因此，相关问题其实只是既定对象与我会不会是同一人）。但如今，结果证明，这一假设——恰是这规范化的标签（standard label）本身已经暗含的意义——可能是错误的。肉体论认为，即便某些事物并非为人，也可以成为我。也许，哲学家不应将我们的难题命名为“个人同一性”，应该简单命名为“同一性”问题。（我们就个人同一性的讨论中，先前部分有可能也就同样地令人误解。比如第六章中我曾说道，倘若未来有人是与我相同的人，那么我就存活。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条件超出我的基本存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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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一起探究的关于生命终结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生命起始的相应问题。尤其对于A阶段，即身体进行肉体功能而大脑却并未具有人格功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作何评论呢？这一阶段中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接受肉体论，我们就可以说A阶段中我们确实存在。显然，A阶段中我还未成为人，但是没关系。我们也已证明，在肉体理念中我可以存在而非为人。相反，人格论中，我们就要说，A阶段中我还未存在，即便我的肉体已存在，因为在我的肉体之始我的人格还未形成。此处还有更深层的复杂问题有待界定（比如，我的肉体具体何时开始存在），但因为生命的起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我们的讨论内容，我不得不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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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再来研究研究D阶段。试想我的肉体启动人格功能的能力遭到破坏，但它开展肉体功能的能力却并未受影响，于是我的肉体就那么躺在医院病床上，心脏在跳动，肺部在呼吸，肠胃在消化，诸如此类，但却再也不能从事思索、推理、交流、爱与感知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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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想象有人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器官组织的匹配测试结果表明，我是合适的捐赠者，你现在需要知道的就是：将我的心脏从我身体中取出，在道义上是否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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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常情况下，当我们判断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取出心脏是否合乎道德时，我们只需要问：“潜在捐献者是否活着？”毕竟，如果捐献者是活着的，而你将他的心脏取走，那么他将死亡，你就杀死了他，这显然是不应当的。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其中必然包括免于被杀死的权利（以及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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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反常情况的思考让我们明白，一旦深入研究，事物就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例如，假设我们接受的是人格论，那么如我们已证明的，对于D阶段我们似乎可说，我不再存活，但我的肉体依然活着。这自然就意味着，即使你从我的胸膛中取出我活蹦乱跳的心脏，你也不会杀死我——毕竟我早就已经死亡——你杀死的只是我的肉体。从道德上说是否允许这样做就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