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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手记》1864年发表。这部作品第一部分是一切文学作品里最令人惊异的独白之一：地下室人这个俄国官僚机构里的下级职员，抒发了他的怨恨、愤慨、不满和他对自由的反叛性的渴望。他在长篇激烈的演说里，再三提到“伟大的水晶宫”，作为启蒙的象征，以及它对人类生活彻底理性秩序的梦想。这个水晶宫后来获得了物质外形，例如，1851年用作伦敦国际博览会的那座建筑物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纪为庆祝其取得的物质进步而举办的这个博览会在英国举行，是很恰当的，因为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自由与议会政治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乃是俄国人对所有那些寄托于水晶宫的虔诚梦幻的回答。地下室人，就是每一个人，至少是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地下层面，他拒斥那座宫殿以及自由的19世纪所代表的一切。他大声疾呼：在一个理性的乌托邦里，人或者可能死于厌烦，或者出于逃避这种厌烦的强烈需要而把不愉快的事加诸邻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想去肯定他的自由。如果科学能够把握一切现象，以致最后在一个彻底理性的社会里，人类变得像一台机器上的齿轮那样成为可以预知的，那么，人类就会为这种要知道和肯定他的自由的需要所驱使，奋起反对并砸碎这台机器。启蒙运动的改革家们，梦求一个完美的社会组织，他们忽略掉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个小说家的慧眼全都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这就是说，随着现代社会变得更加组织化，并因此变得更加官僚政治化，它就在它的各个接合部积聚起地下室人一类的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他们表面看来捉摸不透，实质上却是一群受挫和怨恨的怪物。同后来的尼采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个对怨恨这种人身上强有力的有时是难于言说的动机的伟大探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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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物太复杂、太火暴性子了，我们很难把他“一口吞下”。在他身上既有罪犯的成分，也有圣贤的因素。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在其传记性的短评中可能是过重地估价了某些反对这位小说家的证据，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似乎也确有叫人厌憎的一面。不过，或许正是由于把人的矛盾的恶毒性刻画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成了人类存在真理的无与伦比的见证人。至少他抓住了作为现代生活基本事实的虚无主义，这一理解本身绝不是虚无的。我们是从《白痴》的一段里认识到这一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展现了什么一向是并且始终是他的生活绕之旋转的枢轴。米希金亲王——基督的弄臣，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另一副假面——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从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那里听来的。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这本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体验。下面就是米希金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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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同别人一起被拉了出去，带上断头台，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20分钟后，又宣布对他们缓期执行，改用另外一种刑罚。然而，在这两个判决之间的间隔期间，20分钟，至少也有一刻钟，他完完全全地确信他几分钟后就要死掉。……神父手拿十字架依次走到每个人前面。他只能再活5分钟了。他告诉我，那5分钟对他似乎是无限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他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比接连不断的思想更可怖了：“倘若我不死将会怎样？如果我能够复生——那是什么样的永恒！一切都将是我的！我要把每1分钟变成一辈子；我什么也不会失掉；我会数着每1分钟消逝过去，我1分钟也不会浪费掉？”他说，这个念头最后变成了这样一种暴怒：他渴望快点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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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描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被判死刑交行刑队准备执行枪决后又被改判缓期执行的事，它内蕴着一种终极的肯定：面对死亡，生命具有绝对的价值。死的意义恰在于它对这种价值的启示。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关于死亡的存在主义观点，它后来为托尔斯泰在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小说里，也为海德格尔在其一整套哲学体系里作过精心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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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有点像从某个气息阴森的地下锻工车间钻出来，站到明亮的阳光下一样。有人说，一个人生下来若不信奉柏拉图，就信奉亚里士多德；我们也可以同样正当地说，他生来若不信奉托尔斯泰，就会信奉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从人的精神的至高点和深层刻画它的变态和病态、惊厥或痉挛的小说家，托尔斯泰相形之下则是正常的和有机的人的精神的最优秀的肖像画家。托尔斯泰本人也非常敏锐地感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气质性的反感，而且有许多年，他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一个“病态的庸人”不予理睬。然而，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到了晚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竟成了托尔斯泰的床头读物，一部他一遍又一遍地没完没了地读下去的书。这两位作家的言归于好是适当的，因为尽管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和人性气氛差异甚大，但是他们两个却给哲学心灵带来了同样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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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小段开始，以为开启托尔斯泰存在主义奥秘的一把简便的钥匙。卡列宁，安娜的丈夫，突如其来地对他的妻子妒忌起来。这种妒忌在他看来既冒犯了他的妻子，也不合乎他自己的道德教养，因为他曾被教导说，“一个人”应该信任他的妻子。卡列宁是个彻底理性类型的人，一个枯燥乏味又过分殷勤的知识分子，他的整个生活都构建在诸如“一个人”（一个无个人人格的和集体的人）必须成为什么以及必须干什么之类的理性格言上。但尽管如此，也还是有引起他妒忌的数不清的活生生的事实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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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某些不合逻辑的非理性的事情站着，而不知道该怎么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面对着生活站着，面对着他的妻子在爱除他之外的某个别人这种可能性，而这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合理性的、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都生活和工作在公务范围之内，和生活的“倒影”打交道。而每当他偶尔撞到生活本身，他都退了回去。现在，他经验到一种感受，十分相似于一个人，在他正镇静自若地走过一座凌驾在悬崖峭壁上的桥的当儿，蓦地发现，这桥断了，而脚下便是深渊。这深渊便是生活本身，这桥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过着的矫揉造作的生活。这个问题由于他的妻子在爱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第一次向他呈现了出来，这使他感到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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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小说家还是作为人，托尔斯泰的伟大目标就是这种“面对生活站着”。真理本身——相对于人的真理——恰正是这面对生活站着。这种真理不能够来自理性，因为事实上理性很可能给它蒙上面纱，把我们像卡列宁那样置放在不具人格的地带中，只能通过概念、格言、一切社会常规的抽象公式来认知“生活的倒影”。毋宁说，真理是关于整个人的。托尔斯泰在他后来的小册子里反复地告诉我们，他追求的真理并不只是靠理性认知的东西，而是他以他的整个存在认知的东西。然而，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把这种真理观实际地具体化到他那些最伟大的小说的结构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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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情节展开得这样单纯，这样自然，使我们觉得不像是经过一般所谓文学构思设计出来的，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伟大有机过程的组成部分。然而，始终有一条托尔斯泰的情节副线与这种不需费力的有机生活流程平行推进：人们出生、恋爱、结婚、受苦、走向死亡，但是在这展开的活动图景中，有一个角色，托尔斯泰的使者及其精神载体，他的故事，在所有这些自然牵涉到的别的事件中，是一个寻求真理的故事——寻求他自己的真理，寻求生活本身的真理。这样，我们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有列文，在《战争与和平》里有比埃尔。在这些小说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他们经历的事情：际遇、爱情、婚姻、苦难，都只是精神在寻求其真理的途中所经历的诸多阶段。到最后，托尔斯泰表明他们每一个都找到了这种真理。那么，这真理究竟是什么呢？它不是，如我们所见到的，一种理性真理。列文和比埃尔两个都同城市知识分子不协调，其实这些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发现他们追求的答案，反而由于他们生活的矫揉造作及其远离自然，比单纯质朴的农民离真理还远。（在这里，托尔斯泰尽管有他的现实主义，却按最深刻的浪漫主义传统讲话，就像一个出色的华兹华斯信徒，只是带有超出华兹华斯的活力和胆识。）再者，比埃尔和列文最后获得的真理之所以不是理性的，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他们能够断言的命题，或命题的体系，可以充分表达出他们从其全部磨难中学得的东西。他们所有的真理不是理性的，而是存在的。这种真理恰恰在于他们现在更直接地“面对生活本身”站着。他们敞向存在的东西；如果我们为它寻求一个哲学名称，则我们能够达到的最接近的，便是海德格尔对真理的描述：真理是向存在的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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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了托尔斯泰的真理意义，就是把握了他所有作品（小说、小册子、自传等）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如此鲜明，如此有力，竟使他的作品差不多是独一无二的。其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托尔斯泰本人远不只是个作家。但是任何一个想要面对生活站着的人也必须面对死亡站着，因为死亡是生活的一个无可逃避的部分。正是在这里，托尔斯泰热情寻求真理的勇气遇到了尖锐的考验；他经受住了这场考验。他对死亡的专注，并非病态的沉思，也不只是软弱无力或胆怯懦弱，而是衡量他对生活强烈感情的尺度。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故事，对面对死亡的意义的描述，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最有力量。伊凡·伊里奇完全是个普通平常的资产阶级分子，其实他就是每一个人。他以和常人一样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以常人一样的方式找到了爱情、婚姻和家庭，也以同样的方式缺乏爱情：总而言之，一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伙计。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但是这似乎是个小事故，而他自己的肋部也不感到怎么痛。然而这痛还是存在并且越来越痛。他开始遍找医生，但所有的诊断看来都没用。于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滋生了：他可能快要死了。死亡的实在不存在于躯体组织，不存在于医学考察的肉体器官；它是一种存在于伊凡·伊里奇自己存在“内部”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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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他的病情严重不？但是医生忽视了这个“不恰当”的问题。从医生的观点看，这是个无须考虑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在浮游肾、慢性黏膜炎或阑尾炎之间作出决定。这不是一个伊凡·伊里奇的生或死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于浮游肾与阑尾炎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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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实在也不在于它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社会事实，一个对每个人都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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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基茨维特的逻辑学知道了三段论法：“凯厄斯是一个人，人是要死的，所以凯厄斯是要死的”；就适用于凯厄斯而言，这对他似乎总是对的，但是这当然不适用于他自己。凯厄斯，抽象的人，要死，这完全正确，但他不是凯厄斯，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和所有其他的人完全分开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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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实在正在于它把伊凡·伊里奇同所有其他人分开，使他返归到他自己个体自我的绝对孤独，并且破坏了使其失落掉自我的社会和家庭组织。不过死亡的到来尽管很可怕，很无情，但它毕竟向垂死的人启示了他生命的惟一真理，即使这项启示的内容，主要是说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没有意义，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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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托尔斯泰本人不曾在某个时刻面对死亡站着的话，他想必写不出这个故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度跟托尔斯泰很熟，在他的《托尔斯泰回忆录》里，把这位老人写得栩栩如生；他不屈不挠地扎根于尘世生活，把自己晒得像个蜥蜴，而且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能够突然爆发出性的亵渎行为，致使十分坚强的高尔基也窘迫得脸红。但是，就是这位老人有一天竟对高尔基说：“如果一个人已经学会了思想，那么不管他可能思考什么，他都总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所有的哲学家也都是如此。如果有死亡的话，还能有什么真理呢？”不幸的是，所有的哲学家并不都是这个样子；托尔斯泰本人要是听到斯宾诺莎的议论，一定会表示愤慨，加以嘲弄；后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哲学传统中是相当典型的，他说：“自由人从来不思考死，而只思考生”，(14)仿佛一个人在不思考死的情况下就能思考生似的。托尔斯泰的《我的忏悔》，讲的是有关他中年时候精神危机的故事，也是最伟大的存在主义文献之一；在这部书里，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他自己如何遇到那可怕的最后又使可怜的伊凡·伊里奇惊恐不安的精灵。一个幸福的人；有家庭，有财富，也有声望；有充沛的体力和智力；然而他突然地意识到死的可能性，像就在脚下的一个深渊似的正张开大口。由于他精力无限，是生活的主人，这种启示就更其可怖。说这样一个深渊竟要出现，这对他似乎是荒谬的和非理性的。他详尽叙述了他如何打算审度一下自己，运用哲学和科学去思考、寻求对这个荒唐的露齿而笑的“精灵”的某种答案。但是，理性对死亡这个难题却拿不出任何答案：解决的办法总是一样，一如在零等于零这个恒等式里。圣贤们——苏格拉底、佛陀、《传道书》(15)、叔本华——的智慧都只告诉我们，面对死亡，生是无意义的，而且还是一种恶；但同时，对这些圣贤思想一无所知的亿万普通人却不断地生活下去，生儿育女，使人种永存。托尔斯泰说，生活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就必须在这些普通的灵魂里面去寻找，而不是到这人种里的大智者里面去寻找。无论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它总是生命的而非理性的。一介农夫正由于其无知而比博学的圣彼得堡的专家学者更加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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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忏悔》并不是一个专业哲学家的论证，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思想行为（没有一个摘要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它），不过，除此以外它还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亦如在其最伟大的小说里一样，我们感受到了托尔斯泰特有的力量：排除一切巧计和繁复，单刀直入问题的核心。这不正是一种不仅属于艺术而且也属于思想的力量吗？而且，它之作为探求真理的工具，不是很可能和任何哲学家精心炮制的辩证法一样行之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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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逃离拉普特飞岛的难民，虽然他们在气质和文学技巧上大相径庭，但在批判现代生活及其给人的存在造成的特殊威胁方面，却以非常值得注意的方式聚到一起来了。他们构成了一群给人印象深刻的见证人，而且他们的证言，只有那些已把诗歌从其理想国里排除出去的柏拉图式的（或拉普特式的）知识分子，才会把它们归因于诗人们的心理失常而认为不屑一顾。思想史家们已经对标签有一种魔术般的信仰，这与古代对符咒的魔术般的信仰别无二致。他们似乎认为他们只需要用适当的标题，如“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象征主义”、“俄国灵魂”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可以魔法般地驱除掉这些作家们处理的实在，颇有点像中世纪的主教认为只消革除异端人物的教籍便可以灭绝他们一样。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指向那些正在不可遏止地对西方人发生的事情。这些东西如此有力，如此猛烈，最终不能不迸发进哲学本身。这种迸发具见于存在主义哲学家，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他们。诗人们最近150多年的不适，绝对不只是个人的神经症似的痛痒，毋宁是透露了整个人类的大气候，哲学家们，不管他们意识到与否，也都在这种气候里呼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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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大师。其代表作《格利佛游记》1762年在伦敦出版。全书共4卷，其中第3卷写格利佛来到一个叫拉普特的飞岛上，岛上的居民富于幻想，不务实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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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柏林（1838—1917），德国将军，曾制一种飞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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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其作品新颖，简练，感情率直，富有力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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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兹华斯（1770—1850），18、19世纪之交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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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柯勒律治（1772—1834），19世纪初期英国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曾同华兹华斯合作出版《抒情歌谣集》，开创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新时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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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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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抒情诗人，把古典希腊诗文形式移植到德语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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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和戏剧家，曾创作悲剧《浮士德博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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