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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作品有诗集《恶之华》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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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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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著名画家，象征主义运动领导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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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虹》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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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斯拉夫派，俄国19世纪推崇斯拉夫文化习俗，也主张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派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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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67。他写道：“自由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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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传道书》为《旧约圣经》21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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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人 第三编 存在主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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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基尔凯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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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在其《日记》里，谈到他自己及其使命时写道：“不得不加以反对的是理智；而且正是理智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以此为己任，并用一种巨大的智力把自己装备起来的理由。”这是天才关于自己的坦率声明，既无自我夸耀之意，也无虚假的谦逊之心。基尔凯戈尔并非贬抑理智；正相反，他谈及理智时总怀有一种尊重乃至崇敬的心情。然而，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这理智却不能不受到反对，不能不受到某个非凡智力的人的全力以赴的反对。对基尔凯戈尔须得去做的和他所完成的事情，再不能作出比这更好的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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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智力博大，绝对无可怀疑。每当我们回到他的作品，就会对他思想的丰富震惊不已。在其写作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还在搜集、筛选他的作品，试图把散见其作品的大量精辟见解理出一个系统来。他以非常危险的高速从事写作，他的心灵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几乎要胀裂似的，充满着种种观念，有时只能捕捉住这些观念的一种急速的闪光把它写下来。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就都有种种间断与转换，调向与转折，旁白与隐喻，心灵迟钝的读者有时便可能陷入迷津。基尔凯戈尔近乎热病似的理智如此有力，以致它竟能差不多把每条经验都转化成反思，一口吞下其所有者的生命。但是，和许多伟大的才子不同，基尔凯戈尔本人意识到了这一层，因而预先发出警告，要提防他的理智那种精巧、贪婪的劫掠。他知道，他的理智的力量，也就是他的十字架。(1)理智是永远提供不出信仰来的；然而，要是没有信仰，他就会死在自己的心灵里面，成为一个病弱、瘫痪的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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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的远逝，从拉近镜头看来高耸入云的那些小丘，终于降回到其本身原有的透视位置，真正的高峰便因此而更加突兀地耸立在眼前了。今天对我们来说，基尔凯戈尔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超越他的世纪，他是一座孤峰，却又是整条山脉的中心。这种姗姗来迟的荣誉，出现在离开他几乎就像离开中世纪一样久远的一个世纪，是一个悖论，正如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样。基尔凯戈尔某些伟大的德国先驱也曾试图批评理智。而更早些时期的理性主义反对者，像哈曼(2)和晚期谢林等人，也曾为本能、直觉和神话大声疾呼，以对抗一个似乎不再能够理解这类东西的时代。同德国浪漫派相比，基尔凯戈尔在其作品里追踪的轨迹要狭窄得多；但是，轨迹越是狭窄，我们越是靠近中心，而消耗在外围的能量因此也就越少。霍姆斯法官(3)曾经评论说，天才的标记，对伟大的律师或法学家来说，就在于他之具有排除细节直取“咽喉”部位、抓住问题要害的能力。基尔凯戈尔的惟一的主题，他惟一热爱的，就是基督教。但是，他既不是以思辨的方式，也不是以浪漫的方式，来领悟基督教。他所关心的，毋宁是个人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具体地意味着什么。19世纪的中心事实，在基尔凯戈尔（以及在他之后的尼采，从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是这种一度是基督教的文明到那时已不再是基督教的了。它曾经是一种围绕着基督这个人物旋转的文明；而现在，用尼采的比喻说，它就像一个脱离了太阳的星球一样；然而，这种文明却还不曾意识到这一层。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这是一条岔路，是整个人类走上的而不只是少数专家学者走上的岔路；相形之下，哲学家们所争辩的大多数问题，诸如感觉材料、知觉、判断的性质，归纳与演绎的规则等，实则不过是达官贵人消遣品之类的玩意。然而，以自己的思想为中轴的思想家，却始终专注于自己时代某个十分紧迫但这个时代本身却不曾意识到的问题。用霍姆斯虽说粗鲁倒也中肯的话说，就是基尔凯戈尔（同他之后的尼采一样）是直取“咽喉”的。这是对基尔凯戈尔今天对我们仍有力量仍有影响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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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尔凯戈尔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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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尔凯戈尔从来不曾以这样一种思辨、超然的方式，向自己提出他自己同其时代的关系这个问题。他并不是因为对历史、文明及西方人众说纷纭，才决心研究基督教问题的。那一向是专门理论家、博学的大学教师与哲学教授们要研究的问题。对于基尔凯戈尔来说，这个问题始终是个人的：他已选择成为基督徒，他必须以他存在的全部力量和热情经常地重新作这一选择。他思考和写作的一切，都表现出了这种个人性质。他把他的书《恐惧与战栗》称作“一首辩证法的抒情诗”；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对他差不多全部作品的绝妙写照。他的思想是基尔凯戈尔其人的抒情诗：公开坦率的自我表白活动。然而，尽管有抒情风格，它也还是有自己的精妙、确当及辩证法的敏锐性。实际上，这位“主观思想家”（基尔凯戈尔自称）的思想，始终有它自己的严格性，跟客观理论家的截然不同。基尔凯戈尔并不只是告诉我们说，存在先于思想，或者说，一切思想都是对某个具体存在的一种表达；他可以说是把这条真理活生生地展现给了我们，因为他展现给我们的思想撕去了伪装，真情毕露，径直是一种存在活动，也就是说，径直是他自己个人的、热情的生存活动。他从来不曾想到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全部哲学，对他的主要目的，即要说明成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而言，其实是偶然的附带的东西；恰如这对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使命即成为一个基督徒而言，也必定是偶然附带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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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理解基尔凯戈尔的读者，当从阅读他的纯粹祈祷性质的作品如《基督徒的品德培养》或《爱的作品》之类开始；在这些作品上他签署的是他自己的真名而不是笔名；他的生命与他的作品这两个方面的真正中心就存在于这类作品里。基尔凯戈尔之所以至今对我们仍有影响，其终极源泉既不在他的理智中，也不在他反对理智“帝国主义”的战斗（套用我们本章开始的格式）中，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的宗教的和人的热情，理智由于这种热情而熊熊燃烧起来且获得它的全部意义。这在今天依然能够唤醒我们，去关注我们自己的主体性问题。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打开一本书，期望碰上一位作者，结果我们却遇上了一个人。今天，在有些人看来，基督教不过是死灭了的过去的悲哀回声；然而，即使对于这些人，用卡尔·雅斯贝斯的话说，基尔凯戈尔也仍能向他们自己的存在发出呼唤。成为一个基督徒毕竟是成为一个人的一条途径（对基尔凯戈尔个人说来，这是惟一的途径）；而照亮这条途径，应召完成这项使命，也就是应召成为一个人，不管我们自己选择的途径可能会多么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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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尔凯戈尔这人并非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讨好的人物。在他有生之年，就受到过敌意的压力，即使到了今天，他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处境。确然，他是个偏执乖戾、稀奇古怪的人物，而且由于其貌不扬在其故土哥本哈根对他也无济于事；在哥本哈根，街道顽童常常尾随其后大叫“非此即彼！非此即彼！”他有一双好眼睛，但他的吸引人的地方仅此一点；纺锤般的体形，驼背，满头乱发，使他看上去简直像个稻草人。然而，他似乎带着一种讽刺性又带有善意的幽默感，接受了他的其貌不扬的身躯；这是他喜剧性讽刺的第一次教诲，后来成了他思想武库中一件十分重要的武器，因为在这里，这种孱弱不雅的躯体与其内蕴着的精神的无限要求之间如此不相称，本身就讽刺到家了。所以，此后他始终能够把喜剧性与悲怆感一起看做宗教的人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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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的同乡因他相貌古怪而反对他，后世的批评家则几乎全都同样苛刻地对待那隐藏在这不讨人喜欢的外表背后的人格。“跛子基尔凯戈尔！”这句话不仅用来挖苦他这人的身体，而且也用来挖苦他的精神。现代精神分析派批评家笨拙地向他挥动手术刀，极力贬抑这人的威望，但他们这样做，显然为的是贬抑他的思想。人们已由一件属于人的情绪性质的决定性事件，故意造成很多、简直太多的迷惑，其实这事发生在一种要是没有它原是平静无事的献身生活中，这就是他先与丽琪娜·奥尔森订婚，后来又同她解除了婚约。要是基尔凯戈尔不是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的解除婚约至今也许只是个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但是就他而言，人与思想家合二而一，这个插曲也确实大有助于表明他的思想；而且，即使仅从澄清一些迷惑计，也是值得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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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尔凯戈尔须解除这个婚约，本来不应当成为这样一件神秘的事，因为他自己对他这样做讲的理由已经相当充分了。使之成为一件神秘的事，以为只有用他性格内某种尚未说出和难以说出的缘由才能解释清楚，这无异是对存在宗教人格表示怀疑；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宗教人格另有使命，常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它就成了绝对不可能的事了。这种宗教类型，在我们世俗和自然的心灵看来，可能有点反常；但是确实有这种宗教类型，它确实存在着，而且从整个历史上看，还多得很。只有非常狭隘、非常独断的心灵才会无法容忍这种宗教类型至少有它自己存在的心理权利。的确，基尔凯戈尔的情况很复杂，因为他自己是热烈地渴望结婚、家室和家庭这些常人眼里的幸福和烦恼的；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这些东西的称颂。他所描述的有信仰的人的最感人的场面，是一位普通资产阶级男性家长沉湎于家庭生活的情景。因此，很自然，他后来一直懊悔失去丽琪娜；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彻底的牺牲，就如亚伯拉罕牺牲他的长子以撒一样彻底。基尔凯戈尔在《恐惧与战栗》里考察这个古老《圣经》故事时，既怀有宗教的也怀有私人的动机。在特别伤感的一瞬，他在《日记》里甚至走得更远，以致说：“如果我真有信仰，我就同丽琪娜待在一起。”这本来是他瞬间伤感的即时流露，但这后来竟成了某些多疑的批评家幸灾乐祸地攻击基尔凯戈尔缺乏真诚信仰的口实。但是，他这话的真正意思，是讲失去丽琪娜是一种痛苦的损失，因此不要她的选择是一种决定性的选择，这在事实上把他这个人分裂为二，从而使他最终必定经验到他的自我选择。这样，这个插曲的哲学意义和私人意义就相遇并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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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他在放弃了这个女孩后陷入了一种漫无目标、漠视宗教信仰的生活，我们就有正当理由裁定，他的放弃只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虚弱行为。其实，在放弃之际，基尔凯戈尔心头闪现出了另一对选择对象：是过一种放荡不羁耽于感官享受的生活，还是过一种绝对宗教的生活？我们现在既然回顾得出他展现给我们的整个生命，因而便不会相信基尔凯戈尔有选择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际可能性。从一开始他就有一种使命感——诚然，这是一项混杂、痛苦和暧昧的使命，但也是一项胜利的使命。他选择他不得不要成为的。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它不是一项自由的选择；相反，如果要赋予他的生命任何意义的话，就必须在其整个余生日日自由地重新作这选择。这就是说，基尔凯戈尔是他所不得不是，但是他又不得不借每天重新作出那个选择的自由选择而达到这一步。马丁·路德在履行他生命中至高自由行为时曾经说过，“我不能干别的事情。”如果一个想要结婚却不能结婚的人，把他的放弃转变成一种奉献和一项最后的胜利，我们可不能因此就用神经官能症一类的语言来评定他生命（包括现在这种放弃行为）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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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经解除婚约，基尔凯戈尔便永远无法成为黑格尔的信徒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利剑般地猝然刺透了他的生命，没有一帖哲学家的膏药能够解除这种损失的痛苦。既然这人已经作出了永不反悔的选择，既然他的选择一劳永逸地使他脱离了他自己及其生命的某一种“可能性”，他便因此而被抛回到了那个兼有必死性和有限性的自我的“实在性”上。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把自己看做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他就是那个实在的自我。损失的痛苦可能会得到补偿，但是却永远消除不了。对于那个受召作这种选择的人来说，所谓实在性，就是他自己有死、有限、流血的自我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是绝不可能被吸收到一个整体里，从而使有限的痛苦变成非实在。黑格尔的绝对包容了一切实在，吞没了一切矛盾以及每个有限的恶。它似乎可以说是那个伟大理性水晶宫的哲学上的配对物，我们普通人性实在的一切暗影或黑斑都被赶了出去。当李尔王在那震颤人心的诗行中高呼“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时，他正是在指出我们这些有限必死的凡人无可逃避的那种否定的实在性。但是，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否定最终不是实在的，因为绝对的实在是纯粹和肯定的存在。当然，基尔凯戈尔既然彻底是人，便希望他的损失得到补偿，希望丽琪娜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他知道这只有通过信仰的奇迹才有可能。黑格尔的宇宙理性主义会告诉他，他的损失并非一种真实的损失，而只是损失的表面现象；但是，这对他所蒙受的苦难，将会是一种可憎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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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对这一切都已经知道，但是解除婚约的经验更把这一切“钉牢”在他心中了。因此，订婚的插曲成了一出人的戏剧，这出戏剧的终极意义是宗教的和哲学的。对于思想家，就如对于艺术家一样，生命中算得上重要的，不是他所遭遇的感人奇遇的多寡，而是那生命的内在深度，一旦生命有了深度，甚至最平常、最不足道的事件也可以产生出某些伟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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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曾被人批评为太过忧郁，极端内向，乃至病态——一个比那位原本的丹麦王子还要郁郁沉思的哈姆雷特。他确乎忧郁，《日记》里充满了悲叹、眼泪和自伤。但是，日记如果不是用来倾诉衷肠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人教养良好便可望抑制当众哭泣与悲叹，但是还能指望他在写日记时仍旧戴着他的社会假面吗？基尔凯戈尔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他发出的悲叹、淌下的眼泪从来不曾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到自己追求的目标：从来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严格地坚持他自己的真理路线。再说，他的悲叹也不时地为幽默、讥讽以及对简朴生活优点的奇妙感受所冲淡。事实上，基尔凯戈尔不仅在人们之间，甚至在作家中间，都是内向性最强的一个。但是，正如荣格所提出的，内向与外向根本不是由我们选择的；最乐观的外向者被有力地禁锢在他自己离心的自我之内，恰如内向者被禁锢在他的向心的自我之内一样。基尔凯戈尔有能力充分理解自己病态的内省倾向。他意识到自己的自我禁锢，能够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位宗教作家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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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凯戈尔，用尼采的话说，成功地成了他所是的个体；如果对他的分析打算以一种批评家的白日梦把他变成完全不同的人，那也不会推进我们对他的理解。与其试图为基尔凯戈尔进行辩解说明，倒不如现在让他自己现身说法来解释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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