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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正是那10年体现出了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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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试图对美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就他对美国过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的充分了解，他描述的当代景象被投射在一个严格的框框里：美国是政治民主国家，但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那个阶级“虽不宣布但实际上掌握财富大权”，他们小心翼翼，“以免危及有钱人提出的那些不变的主张，那些主张被当作民主无法跨越的边界”。政治的民主无法“掩盖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为寡头政治的事实”，而法院起着“立法民主习惯调节器”的作用。他的结论是阴暗的。“［随着］反犹太人情绪的滋长和对黑人进步敌视的加剧……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精神肯定会……让任何诚实的观察家对其结局表示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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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拉斯基处在实施新政和公平施政14年之后的1947年的想法。由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美国的历史将不顾一切地仿效欧洲资本主义民主的一般模式”，鉴于其了解美国的生活详情，他可能会持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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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不顾一切”这个措辞有多冒昧，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这一信念，并且它是“左派”之所以不断地误解美国政治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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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勒纳的书时，读者立即会被其关键术语的与众不同所打动：它不再是马克思的语言，而是文化人类学和荣格的神经社会学用语。拉基斯用社会经济实力、既得利益和权力等术语来描述美国。勒纳则用神话、规范、性格、文化和人格等术语来描述美国。拉斯基觉得我们将重演欧洲的命运。而勒纳则认为：存在着“源于象征性弑父活动的抗拒欧洲的心理需要”（参阅《金枝》［The Golden Bough］）。拉斯基把挫折看做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利用美国的传统精神去阻止美国生活适应所遇到的事实”（即阻止对经济困难采用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要求）。而在勒纳看来，挫折是一场由成功、价值观冲突和地位上升的个体无力习得新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社会心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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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两人关于美利坚主义核心形象的描述中，存在着最为极端的对比。拉斯基说，在美国存在着一种不安迹象，它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6]的“欧洲逃避现实主义”、威拉•凯瑟（Willa Cather）[7]的“宗教的逃避现实主义”、泰特（Tate）[8]和兰色姆（Ransom）[9]（即南方主张平分土地者）的“挑衅性的蔑视”负有责任。他说，这种不安源于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美利坚主义是工业寡头培育起来的一种沙文主义学说，意在掩盖——纵使不是败坏——“通往人人平等社会的历史驱动力在美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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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在一段热情洋溢的话里说：美国人是运动不息、流动不止的最优秀的现代人。他们精力充沛、精通知识、富有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敢于冲破所有束缚的人。“他是《贴木尔》的马洛和浮士德博士的结合，一个横扫平原，跨越了早期文明的隔阂，像一个无拘无束的野蛮人；另一个打破知识和经验禁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灵魂。这样，作为理想的现代人，美国人实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倡导的诸多伟大主题——发现新的领域、绘制蓝图、追逐权力、在作品中实现自我、崇尚科学、具有个人意识和历史的统一感。”勒纳（与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10]的说法相一致地）说，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其地理和历史“逻辑”，将使美国成为“所有社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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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形象只相隔10年，但是其现实的依据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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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拉斯基勾画的图画不是今天人们所关注的。虽然商业中操纵性和安全意识日益增加，但它不像以前那么贪得无厌地钻到钱眼里；它已经具有了某种社会头脑，并变得适度而得体，至少对那些“无义务”人员是如此（一个奇特的法律术语，表示那些根据《塔夫脱－哈特莱劳资关系法》免除共同义务，或对那些《华尔希－海莱法》的加班规定不适用的人）。过去10年里社会的紧张关系不是为了财产，而是为了身份地位：麦卡锡不是得到大企业的支持，而是得到一个奇特的混合体的支持，这种联合体是暴发户以及各族群基于对唯智主义的憎恨而组成的，而传统的保守力量证明是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最强大堡垒。法院过去打击社会立法，而这时支持立宪精神，反对“民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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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勒纳充满激情的文章中，美国是否将成为所有其他社会的典范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也许是第一个把变革和革新导入其文化的大型社会。这也迫使人们作出解释。这种经常性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不断地重新塑造着社会的原型，它准许新的社会集团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传统结构的瓦解促使较落后的社会到后来也纳入到了这个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意义的是，大众社会的大多数理论家——卡尔•曼海姆、爱弥尔•利德勒、汉娜•阿伦特——原来是欧洲人，他们从欧洲经验获得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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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一个共同的技术基础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切文化的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都将相同。除了由工业化（技术教育、新专业、白领职业的增加）引起的某些“逻辑”以外，每个社会由于其文化传统，具有充分的单一性，这样也就让这些国家的外形各具特色，与众不同。事实上，是这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导致了拉斯基的悲观预言。于是，想要包容关于什么是美国的多种多样说法，任何此类尝试都必须不仅要描述这些变化，还要找到步骤或方法使之与对引发这种动态与变化负有责任的驱动力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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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时候，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具有新颖的洞察力（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或者是由于它具有某种悲剧感（如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或者，如果这两者都不具备的话，是因为它具有关于一种文明之内在统一的新形象，也就是对最初由孟德斯鸠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文明内部的一切怎样才能协调好呢？老一代的道德家认为，上帝或机遇统治着世界。（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1]提醒我们，笛卡尔把历史说成是“只是用来消磨闲暇时光的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及旅行家的空谈”。）但是，在最早的社会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看来，社会不是异类成分偶然凑合而成的，也不是人为的构筑，而是自然长成的，它从“气候、宗教、法律、政府政策、过去的惯例、风俗、习惯”获得确定的特性，“并且这些影响力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普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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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个社会以不同方式把这些因素结合了起来；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和“普遍精神”（general spirit）。那么，美国的内部结构和普遍精神是什么呢？拉斯基企图把问题缩小。他坚持认为：大众对人人平等社会的渴望和工业寡头的权势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其他一切行为的基础；上层建筑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另一些人——勒纳列举了为此努力的20部作品——试图通过我们发展中最具特色的方面来把握美国的“独一无二性”（uniqueness）：即没有封建的过去、拒绝接受权威、多元的族群，等等。这些探索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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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人一样，勒纳无力把握没有经过细致分析却仍然能够站得住脚的定义。他陷入了困境。人们看到他年复一年地拼命思考这个问题，查阅前人的所有答案，发现他们的缺陷。但结果，像一个登山者无力在光滑的岩石表面找到立足点一样，他突然放弃了尝试，并且说道：“没有什么法宝能够用来揭开美国文明的秘密”，美国没有单一的组织原则。在替这个理论作辩护的时候，勒纳求助于社会科学。他谈到社会科学的较新方法论时说：“因果关系给关系和相互作用让了路。”因为有肯定就会有否定。而失败成为有待研究的问题。勒纳说：“美国文明的研究成为对相反模式本身的研究，而不是对于开启因果关系的单一钥匙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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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没有找到什么答案，只存在着一个过程。勒纳被迫说：“分析只是由物质世界和道德心理世界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所以，当他大胆地把美国当作是一种“文明”来讨论时——并且把这一术语界定为“特殊的深深铭刻的生活方式，被自己和他人通过历史进程创造和承认的新型生活方式”——最后，“相互作用”终止了所有的一致性，并且没有任何同一化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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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如此努力之后，仍然留下了一个棘手问题：当代社会科学的一组新标签。在对前辈们——特别是拉斯基——的决定论努力的回应过程中，勒纳强调美国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他最终为了描述而牺牲了理论和方法。勒纳希望把文化人类学语言应用于当代历史，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受到了社会科学的诱导。人类学的概念是“整体论的”，就是说，他们寻求掌握整个文化。但是甚至在了解原始社会方面，最成功的尝试也遇到了描述问题，更不用说了解现代社会。如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2]把文化描述成太阳神或酒神的做法不得不借助于隐喻。但隐喻至多是暗示性的，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把所有历史通通转化成为迷雾般的抽象物。我想，人们必须回到历史，进行因果关系的尝试，虽然总是片面的，也许能够给我们比把因果关系转化为“物质世界和道德心理世界相互作用”之类的社会复杂性更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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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的书也许是最后一本想把美国所有经验全部包容在一起的著作。这不仅因为这种经验和它的文献资料过于庞大，非个人力量所能处理得了，而且因为这个选题本身就有错误，因为这种含糊性实在地存在于“美国”一词之中，那个词包含着一连串的含义。去问“什么是美国的秘密”，也就是去提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个问题的立意要么是意识形态的，要么是神话的。不幸的是，对于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美国问题被战后出现的“美国研究”计划再次强化了。这个计划在一个隐喻的或伪黑格尔的惯用语中找到了证明其合理的理由——它努力向世界其余部分证明美国也有一种文化。但是去问特殊的性格和制度形态为何以及如何出现于美国，也就是去问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13]称之为中层问题，通过经验观察和实践检验，它们更容易受到受控制的过分概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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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领域是比较问题，这是在未来岁月里将日益突出的一个领域。例如，为什么麦卡锡主义能够在美国而非英国得到流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14]在他的《保密的烦恼》（Torment of Secrecy）中提供了一些答案：英国的不同的精英结构、彬彬有礼的社会传统，再加上对隐私及保持社会距离的强调，同美国的坚持民粹主义，坚持公开和调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在以世界其他民族为衬托反映出美国形象的年代里，要想探究美国人的性格就不可能忽视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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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领域，不是制度的“相互作用”，而是制度的“功能关系”，或者说，一个领域中的行为如何受到其他领域的行为影响而形成或产生。例如，艾瑞克•H.艾里克森（Eric Erikson）[15]在他的《童年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一书中试图把家庭和政治结构联系起来。他说，美国的家庭和欧洲的家庭相比，在于家庭成员中没有不平等的区分（如成人居于儿童之上，丈夫居于妻子之上，长辈居于小辈之上），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都可以通过授权而得到特许权。因此，美国家庭是“容忍不同利益的训练基地”。艾里克森在这里找到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一个由压抑和均衡所构成的起伏不定的大海”，在其中，“不妥协的绝对专制必将遭灭顶之灾”。他进一步看到，相对于大家都愿意去做的事情，家庭更注重于去做其成员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有点儿类似国会的运作，在国会里，好的立法也许不能通过的这种想法同一些事比起来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些立法虽然通过，但是它们损害了主要集团的利益而不被他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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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领域是“监督检验”，它追溯了制度的具体变迁或性格结构的具体变化，它不仅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且要了解别的结构如何保持原状并且为什么如此的原因。最近的变化理论——从“自主的”（inner-directed）到“受人支配的”（other-directed），从“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到“社会伦理”（social ethic）——都过于草率。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何时、何地、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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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领域在于考察各种历史危机以及美国和美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为何作出这样的而不是别的选择。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老生常谈：人的本质在选择中规定自身。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认清美国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吗？我们能了解促使我们作出或没有作出某些选择的原因吗？（例如：干涉朝鲜的决定，在麦卡锡主义面前表现出的怯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出生在美国的日本人关进集中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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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探索也许比主张用隐喻的和形而上学的观念来观察美国更缺少文学的吸引力，但是只有这些探索才是既忠实于美国经验的过去，又允许对美国经验的特性和共性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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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思想家、作家，著有《蒙田随笔》三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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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湖畔派诗人、批评家，1794年与骚塞相识，合作完成三幕剧《罗伯斯庇尔的覆亡》，另著有《老水手行》、《文学传记》、《忽必烈汗》等名篇；骚塞（1774—1843）：英国湖畔派诗人，著有《圣女贞德》、《审判的幻影》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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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麦克斯•勒纳（1902—1992）：全名为麦克斯韦尔•艾伦•勒纳（Maxwell Alan Lerner），美国记者、专栏作家和学者，著有《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等著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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