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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姆斯•布赖斯（1838—1922）：英国历史学家、自由党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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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1893—1950）：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作家，曾担任1945—1946年英国工党主席，1926—1950年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著有《主权问题研究》、《现代国家的权威》、《从洛克到边沁的英国政治思想》、《卡尔•马克思》、《政治语法》、《共产主义》、《现代国家的自由》、《民主危机》、《国家理论与实践》、《美国总统制》、《反思当代革命》、《信仰、理性和文明》、《美国民主》、《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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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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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拉•凯瑟（1873—1947）：美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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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艾伦•泰特（1899—1979）：美国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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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约翰•克罗•兰色姆（1888—1974）：美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新批评》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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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温德姆•刘易斯（1882—1957）：英国画家和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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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卡尔•马克思》、《概念与范畴》、《自由四论》、《维柯与赫尔德》、《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人性的曲木》、《现实感》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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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著有《菊与刀》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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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伯特•K.默顿（1910—2003）：美国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有《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大众信念》、《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在巨人的肩膀上》、《论理论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学的矛盾选择及其他文集》、《科学社会学散忆》、《社会研究与从事专门职业》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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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爱德华•希尔斯（1910—1995）：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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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艾瑞克•H.艾里克森（1902—1994）：美国心理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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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六章 身份政治学和新的焦虑——论“激进右派”和50年代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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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混乱的国家。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混乱不是产生于萧条，而是产生于繁荣。与繁荣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简单观念相反，美国的经验显示，繁荣带来了新的不安、紧张和危机。大多从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经验中得出的传统政治分析在新情况面前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因此在麦卡锡主义面前产生了困惑和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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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从三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政治：第一，选民结构的作用；第二，民主传统的作用；第三，利益集团、宗派或阶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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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美国政治结构的决定性事实是两党制。每一个政党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几百个小商贩吆喝着招揽生意。生活在市场内的人可以自由流动，很容易领到营业执照。但是一切交易必须在帐篷里进行，那些想在帐篷外边叫卖的人注定没有销路。当人们考虑美国生活中令人注目的这个事实时：美国已经产生了无数的社会运动，上述两党制的特点就显得极有意义。但相对来说，几乎没有能够长期存在的政党。与欧洲人的政治生活相反，极少有社会运动能够把其领导团体转变为永久的政党。这也是美国生活既流动变化又平安稳定的原因之一。改革团体从世界语提倡者到素食主义者，从银元拥护者到保守主义者，从托拉斯主义者到57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这些团体富于热情却思想单纯，他们已经形成了第三党——绿背党（Greenback Party）[1]、反垄断党、平等权利党、禁酒党、社会劳工党、联合劳动党、农民劳动党、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没有一个党是成功的，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党能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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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选举制度的强制作用。以美国和加拿大中西部的怪现象为例。中北平原的麦农有着国家分界线无法分割的相似的文化观念，并且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问题。然而加拿大麦农在艾伯塔组成了一个社会信用党，在莎斯喀彻地区组成了合作联邦联合会，一种“党派机构”之外的运动，而他们的北达科他兄弟们在发现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政党之后，只能在共和党内部组成超党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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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制性选举结构因素使无论是左的或右的抗议运动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都受到了明显限制。（一位美国政客说道：“如让我来制定法律的话，我才不管人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936年的右翼莱姆基—考夫林运动和1948年左派华莱士进步党失利的原因，也为工会和民主党之间的新基础联盟作出了合理解释。无论工联主义者对在美国成立一个劳工党怀着多么热烈的希望，但是他们在1954年11月举行的工业组织代表大会上却为鲁瑟（Walter Reuther）所破灭。鲁瑟当时在回答运输业领袖迈克•奎尔（Mike Quill）时指出，从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看，第三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每一次社会运动得到的教训。希望在美国影响或抗拒社会变革的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得不在两党之内进行运作。这个事实本身就为这些党派规定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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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传统，常规范畴中的第二个范畴，在构成美国政治形式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治传统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政治是民众的舞台，“普通百姓”纵使不是权威的源泉，也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不过，在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开国元老们”把罗马共和国——更不用说联邦条款——切记在心，他们害怕“过度民主”（democratic excesses），过度民主会使穷人和无产者起来推翻有产者。无论比尔德[2]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多么不充分，但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1787年，财产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限制人民选举的愿望在制定宪法的人们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参议员不是通过民选而是通过州选产生的；大法官采用委任终身制；总统通过间接的、运作不灵的选举团选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限制人民选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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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障碍不久被消除。杰斐逊派的胜利是具有“民粹主义”特质的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第一步。联邦主义者看到杰斐逊方法的成功，认识到有必要模仿那些“迎合大众的、皆大欢喜的、与人为善的技巧”。早在1802年，在一封给巴雅特（Bayard）的信中，汉密尔顿（Hamilton）[3]为“基督教治宪协会”拟定了一个计划纲要，这个计划以“发展华盛顿的‘仪式’和他的善行活动”来迎合大众。1808年成立华盛顿慈善协会，但是已为时太晚了，联邦主义者大势已去。不过30年之后，他们的精神后裔辉格党人以其人之道击败了民主党人。把陷入“汉密尔顿的”观点太深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4]扔在一边，辉格党人指定铁比坎诺战役中的英雄威廉•亨利•哈里森（Henry Harrison）[5]将军与安德鲁•杰克森（Andrew Jackson）[6]的后继者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7]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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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杰克森的对手前国家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设计的竞选战术出奇的新颖。他说道：“如果哈里森将军被提为候选人，这是因为过去……假如他没有就其原则或信条说些什么——假如他没有说出什么——也没有承诺什么，假如没有什么委员会、选举大会或市政大会从他的话里推导出他的想法或他想要做的事情。假如没有人替他舞文弄墨，那么他能算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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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苹果汁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哈里森坐在一辆大马车里到处旅行，车顶上装着一个小木屋，装有一桶有活嘴的浓苹果汁供民众饮用。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8]以煽动家夸张的口吻，哀叹自己不是生在一个小木屋里，尽管他指出他的兄长们都是在简陋的寓所里开始其生命的。辉格党人毫不客气地指责范布伦过着贵族般的奢侈生活，他在胡子上涂抹科隆香水，以金盆作餐具，“像城市女人那样束紧身胸衣，甚至可能比她们束得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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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胜利了，教训是明显的。政治作为一种操纵群众的技巧成为政治生活中既定的特色，政客们有时为金钱利益而冲锋陷阵，有时为成为自己权利的操纵者而抛头露面。上层阶级直接参与政治者逐渐减少。律师、新闻记者、漂泊者发现政治是使中下层阶级飞黄腾达的捷径。平等的传统已建立起来了，政客们不得不向“人民”讲话，并且以民主的方式向“人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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