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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客向人民说话，他代表的是“利益”。对于政治利益集团基础的自觉，常规范畴的第三个范畴，可以回溯到共和政体的早期。麦迪逊在常被人引用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写道：“最普通的和最持久的派系渊源是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财产分配。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和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已形成社会上对照鲜明的利益关系。”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9]的格言“权力伴随财产”（power follows property），被当时杰出的保守主义分子约翰•亚当斯[10]看做政治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如力学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一样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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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小农和无土地者的财产的威胁构成美国政治中最初的不安定基础。马萨诸塞州的舍伊叛乱和其叛乱的支持者亨利•诺克斯将军向乔治•华盛顿诉苦说：“相信合众国的土地是靠大家共同努力保护才不让英国人没收的。”麦迪逊[11]展望未来，预期“大多数人将不仅没有土地，而且将没有其他的财产”。他预言，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无产者将“在相同处境的影响下联合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产权和公共自由将失去保障，而且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要发生的”。他想起罗马煽动家的教训后继续说道：“他们将变成富人和野心家的工具。这种情况对另一方存在着同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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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生活中早期的派系斗争具有乡土气息的特点。因为人口中农民比重大，那种斗争很快地成为地区性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南方的稻米、芋叶和棉花；新英格兰的渔业、木材和商业。当联邦主义者成功地把北大西洋地区的商业利益与南方大规模种植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杰斐逊联合南北粮食种植者和其他小农联合体向这一组织挑战的时候，全国性的党派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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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全国性的党派已经是由不同地区集团组成的奇特联盟：中西部农场主和东部金融家，北方城市移民与南方种族主义者和土著保护主义者。种族和职业集团常常因历史事件而加入两党中的一党：因为内战，黑人投共和党的票达60余年之久，爱尔兰人因与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渊源关系而成为民主党人，定居在中西部的德国人成为共和党人，城市意大利人对被爱尔兰人从城市政治中排挤出去作出反应，刚开始时是共和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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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方主义出现了压力集团，它有更狭隘、更灵活的权谋，超越于党派之上，不委身于任何一方，只是在某一单独的问题上给予支持或获得支持。这一巧妙策略的创始人之一是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 Henry Evans）[12]，他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3]的信徒，也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埃文斯曾经是1829年劳工党的领袖之一，这是纽约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在刚开始时相当成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日益衰落，由于民主党人“掠人之美地”采纳了他们的一些直接要求，那种成功便消失了。埃文斯相信土地自由可以解决阶级紧张关系和无产者的苦难，他在19世纪40年代组织了农民联合会。他通过切身经验认识到，一个少数人的党派不能凭自己的投票取胜，基本上“只讲实利不讲理想”（deals not ideals）的政客们会拥护能平衡权力的集团所主张的措施。因而，埃文斯要求所有候选人支持他的“圆滑措施”（sliding measures）。作为对这种许诺的交换，候选人会收到站在他背后的工人们的选票。而农民联合会自身只获得了一般的成功，它的鼓动——和策略——在后来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s）条款中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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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以新政作为序幕，令人感到一个新时代正在出现。在一本广为引用的著作《新党政治》（The New Party Politcs）中，哈佛的奥瑟•N.呼尔康（Arthur N.Holcombe）[14]教授写道：“旧党政治正在眼见着消亡。新党政治的倾向主要决定于城市居民的利益和态度……地区政治将减少，阶级政治将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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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劳工和增长着的族群的权利要求，似乎加强了这种转变。富兰克林•罗斯福能使这些集团凑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如农民）已与共和党联合，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某种历史重组正在发生。有些重组已经发生了，但并没有像过去所想的那样具有戏剧性。工会运动在政治上第一次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共和党，其实工人阶级一直以来通常投民主党人的票。出人头地的族群大部分保持着对民主党的忠诚，但是有许多迹象显示，由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裕，这些种族的、少数民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开始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农民们虽然得到新政的巨额财政资助，但是仍然回到了共和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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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地区政治多少有些削弱的时候，阶级政治并没有取代它的位置。取代它的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压力集团和利用收买手段左右法案的国会外实力派，这些压力集团一部分是地方压力集团，一部分是阶级压力集团，还有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压力集团。最具戏剧性地运用这种压力集团策略的是反聚会联盟，从1895年开始，这一联盟能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推动修宪，禁止在美国私自酿酒和卖酒。自那时起，压力集团的策略被几千个组织所采用，如关于税率改革、反对联邦医疗计划、给以色列政府以援助。在1949年商业部估计，美国有4000个全国性工会、职业协会、市民协会和其他协会。包括地方和分支机构，大约有16000个商人组织，7万个地方劳工联合会，10万个妇女俱乐部和1500个市民团体进行着政治活动。这些集团的壮大明显地削弱了候选人因藐视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而导致的威胁。但是，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小利益集团运用大政治杠杆的可能性。例如，1955年当花生从农业补贴计划中勾销了的时候，100多位南方国会议员提出作物资助法案，直到补贴恢复为止——虽然佐治亚州的花生产值不到农业收入的0.5%（在过去10年中花生补贴使政府支出1亿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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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家族资本主义解体了，新兴的管理经营集团在商业企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发生了利益集团的增多和集团的分化，因此，要给美国政治权力渊源定位是很困难的。引用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的话说，美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经纪人国家”（the broker state）。不过，说这是一个经纪人国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普遍认可中，尽管受到了工会权力的限制和受到政府监督的抑制，利益集团的交易仍在继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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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认为这样的传统政治分析思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两党制限制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作用，取悦于民众的政治传统，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限制立法的政策——，但是这些路径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足之处，我们无法据此理解主导50年代政治的问题。例如，这些思路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及新民族主义背后的支持力量，比如，布列克（Bricker）参议员和诺兰（Knowland）参议员的新民族主义，也无法解释由麦卡锡参议员引发的激烈的情绪狂热和短暂的支持。总之，传统的所谓“利益集团”确实不能帮助我们解释美国新右派的出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M.Lipset）[15]称之为“激进的右派”——说它激进，是因为它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尊重个人权利，还因为它提倡新式美国生活。所有这些被麦卡锡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论题戏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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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欧洲人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确实是一个谜。在美国，毕竟没有像在法国、意大利那样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美国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从未超过10万人。在过去5年中，当共产主义问题出现在国家现实生活中时，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政治影响力。共产党员联合会被驱逐出了工业组织代表大会[16]；被华莱士拒斥的进步党也归于失败。他们很快在知识分子集团中丧失了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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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有意贬低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的矛盾立场加深了这些混乱，并且增加了恐慌：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都低估了过去共产主义渗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政府放任安全条例的滥用，那个条例无视个人自由和权利。[17]对韩国的入侵、对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情绪化反应，那个反应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共产党；特别是惠特克•钱伯斯（Wittaker Chambers）[18]对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存在间谍网的揭露；加拿大间谍调查，对英国人艾伦•纳姆•梅（Allan Nann May）[19]的审讯以及罗森柏格案件中对苏联窃取美国原子秘密的披露，所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国内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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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虑这些事件的自然影响之后，很难解释麦卡锡参议员何以能够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仍然没有人注意到在共产主义问题上麦卡锡和其他人能引起对民主制度的广泛损害，以及不考虑后果的鲁莽做法：校园里的效忠宣誓、强制推行的美利坚主义、女童子军手册措词中所宣扬的国家正受到威胁的言论、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猛烈抨击（一些反共领导人如伍尔夫曾在欧洲领导过宣传工作）、粗野的标题，以及在蒙茅斯堡对通信兵团雷达研究计划的愚蠢破坏——总之，怀疑和恐怖的不良气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传统的政治分析无法叫人看透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们。说他是一名煽动家说明不了什么，反而会引起他对谁、对什么进行煽动的相关问题。麦卡锡的目标的确很奇特。最近的一位重要煽动家休伊•朗（Huey Long）[20]曾经含糊其辞地攻击过富人，并企图“分享财富”。而麦卡锡的目标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哈佛人、亲英派、国际主义者和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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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目标为了解支持麦卡锡的右翼分子——激进的右派——以及之所以要支持他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一个为数寥寥的乖戾的贵族阶层，如西奥多•罗斯福最后一个在世的儿子阿奇伯尔德•罗斯福，他的激情来自敢于向衰落的欧洲挑战的一个正在消失中的强大美国形象；“新富豪”——汽车商人、房地产操纵者、石油开采商——需要从心理上保证他们能够像祖先一样靠自己发财致富，而不是（如事实上那样地）依靠政府的资助来致富；他们害怕“税收”会夺走他们的财富；许多族群中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阶层，特别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寻求证明他们对美利坚主义的忠诚（尤其是德国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含着不忠诚的迹象）；最后，在美国的独特文化历史中，有一小撮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过去是道德败坏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跟随着麦卡锡向一般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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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奇特的混合体，如佩带着“上帝和基甸的剑”，不能用适宜于美国政治的传统术语来解释，那么还能用什么解释呢？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身份政治学”，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在讨论古老贵族阶级的身份焦虑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讨论新富豪的身份恐惧中，都应用了这一概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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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学概念的中心思想是，财富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集团往往与地位正在没落的集团处于同样的政治忧虑和政治焦虑之中。许多观察家注意到，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集团比过去更狂热地企图将他们过去所代表的社会的陈旧价值观念强加于所有的集团。李普塞特论证道：正在崛起的集团，为了使自己站稳脚跟，可能会坚持相似的做法。这种崛起发生在繁荣时期，在此时，阶级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丧失了力量。霍夫斯达特进一步论证道：在美国政治历史上，经济问题只是在萧条时期才占有重要位置，而在繁荣时期，便产生了“身份”问题。但这些问题通常具有“爱国”的特征，它们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难以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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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力量，由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是很不稳定的。麦卡锡本人，凭着其政治地位的逻辑，和他个人的品性，必然会走向极端，最终以向艾森豪威尔挑战收场。这是麦卡锡的一次大赌博，结果他输了，因为共和党少数派向共和党总统挑战只能造成党的分裂。面对这一威胁，共和党人团结在艾森豪威尔的周围，麦卡锡本人则被孤立了起来。就这一方面而言，这些事件证实了1952年利普曼和艾尔索普兄弟论断的真实性，他们断定只有共和党总统才能为“公平施政”（fair deal）所创议和坚持的外交内政政策保证必要的连续性。一位民主党总统可能使政党两极化，并且给共和党极端分子以发动攻击的借口；而温和的共和党政府可以对极端右翼分子起着缓冲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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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停战后国际紧张关系的趋于缓和证实了麦卡锡的失败。但在理解麦卡锡时不能忽视站在他背后的人以及由那些集团带来的改变了的政治气氛。他是催化剂，不是炸药，而这些势力依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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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生活中改变了的政治特性产生了一些后果，最令人关注的是把“道德问题”（moral issues）大规模地引入政治辩论之中。这几乎完全是一个新现象。在整个历史上，美国人在政治妥协与道德极端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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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政治的这种被挽回的体面在于各种集团都得到了容忍，“施政”制度成为宽容的实用主义哲学原则的翻版。但是在风俗、习惯、道德、行为问题上——特别在小城镇的上述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清教徒式严酷的残暴，其程度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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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主义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马克斯•舍勒对它的概括倒是很正确。舍勒认为，道德义愤是一种抑制着的嫉妒的伪装表现形式和中产阶级心理的特殊事实。在贵族阶级文化中，由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并且追求享乐及审美主义，人们在其习性中很难发现道德义愤的一面。有些天主教文化，其处事方式很世俗化，对人类弱点也能容忍，它们不以惊恐的态度来看待赌博、酗酒甚至放纵的性行为；它们的不赞同态度为原罪的不可避免性所缓和，人要在彼岸世界而非现世得到拯救；偷盗毕竟是一种可宽恕的耻辱，但骄傲是致命的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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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宗教放弃了对来世的假定，而关注现世问题，道德义愤——和道德主义——则是那些宗教的特点。在新教教义中，这一替代使宗教的虔诚让位于道德主义，神学让位于伦理学。受人尊敬代表着“道德”进步，约束性监督，亦即“以道德来约束”，一直是美国新教教会关心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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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主义本身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与一种独特的福音派教义相联系。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圣徒故事，其大部分内容经过文人的润色和社会学家的补充，它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对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认识在于错误地把新教道德原则和清教徒教规混为一谈。清教徒教义和“新英格兰思想”（New England Mind）在美国精神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中，美以美教派[22]和浸礼会（Methodism and Baptism）的特殊福音主义，以它的极端感情主义，狂热、热忱、激动、兴奋地信仰复兴运动，过分认罪、高压忏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浸礼和美以美教义是最受人喜爱的宗教信条，因为它是带有乡土气息的和拓荒者的宗教。在“美国人为何信仰一种狂热的唯灵论”一文中，托克维尔说：“在联邦各州，特别在人口稀少的偏远西部，巡游的传教士也许会遇到到处传播着上帝训示的人。全家人，无论老幼男女，远道跋涉，越过崎岖的山冈峻岭，穿过鲜有人迹的旷野，前去参加营地大会，听取他们的说教，夜以继日，全然忘却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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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礼会和美以美教会发展壮大了起来，而更“受人敬崇的”新教团体仍然停滞不前，这正是因为他们的传教士随着疆界的向前扩展而前进，并且它反映了拓荒者的精神。理查德•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23]说过：“在营地大会和政治集会中合乎逻辑的说教并没有用处，而‘激动人心的语言’才能引起热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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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精神提倡人人平等和反对唯智主义。它脱去圣衣和舍弃礼节，代之以传播福音和狂吟赞美诗。这种福音主义从西部宗教和经济捍卫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24]的道德主义中，从出自他的福音狂热的怀沃特•穆迪（Dwight Moody）[25]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城市信仰复兴运动中反映出来。福音主义教会要“改善”人，而自由主义者要改良制度。前者把禁酒立法和遵守安息日奉为最高原则。在他们看来，改良并不意味着相信福利立法，而是对那些已堕入罪恶深渊的人们进行救赎——罪是指酗酒、奸淫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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