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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主义有点儿乖戾病态：它被强加于文化和行为领域中——图书审查、攻击“不道德艺术”（immoral art），等等，以及私人习惯的领域；然而它很少去过问商业掠夺和政治腐败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教会大多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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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化特性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特色加强了。很久以前，到美国去的旅行者注意到美国风俗习惯中的极端平等主义，并告诫说对平民而不是杰出人物的颂扬会产生“拉平”的后果：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同样好，那么他很容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另外的人更好。不幸的是，好与不好并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人应该单凭其出身作为地位的天生所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每个人与别人一样好。但民粹主义走得更远：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有发表意见的资格这一点被强烈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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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给美国人的生活既打上了积极的烙印，也打上了消极的烙印。“人民有知情权”（right of the people to know）观念是言论自由、询问无限制、讨论无阻碍的基础。但在民粹主义背景下，执行不受任何限制，常常造成对隐私权的侵犯。“人民”有知情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和习惯，还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早期的“改革家”，自封的道德监护人，坚决以公共良好风气的名义对私人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利。后来，国会调查人员主张查询权不受立法目的的约束，而是成为“公共监督人”（public watchdog）过程中的固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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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的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不牵涉到社会管理的明确方面：倚仗“舆论”而不是法律监督人的行为，并对个人实施制裁，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对隐私权——和自由——产生损害都会更少些。法律，至少在过去，由于它受传统约束和它的强制性，抑制着变化，并且与人们的经验和需要格格不入。但是作为人类反对不公正行为而艰苦获得的遗产，法律设置了一套确认证据和定罪的严格程序和规则，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民族，美国人往往难以忍受法律的束缚，于是往往借助警察行动更快地实施惩罚，或利用舆论进行谴责。特别在小城镇，通过流言飞语和社会舆论而不是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对这种强求一致的做法，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一书中作过猛烈抨击。而抨击美国小城镇是20世纪社会批评和文学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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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城镇在美国文化上遭受了“挫折”（尽管在大众文化中出现了日益浓厚的好莱坞铜臭味），但是在政治上，小城镇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由于依靠小城镇占优势的立法，从党的利益出发划分选举区，造成了国会议员的比例失调；这些议员任期较长，资历较深，而国会的风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小城镇虚假的平等主义。只要世界经历能融入小城镇的认知之中，就是说，只要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化为小城镇的背景，那么政治和道德的两分法就会占优势。生意是生意，教会是教会，而政治是一种生意。但是随着国际意识形态的增长、市场机制的崩溃、经济决策的日益复杂化、底层集团的抬头，对决策的忧虑便变得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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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和蒋介石失败的政治态度也许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德尼•布罗根（Denis Brogan）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在极其乐观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一下子很难承受失败。这是对美国的无意识地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的辛辣讽刺，那种无所不能是美国力量的基础。因此，一旦蒋介石政权垮台了，便很容易——由国务院或由知识分子——把它归咎于背信弃义，而不是去承认如下复杂的原因：这牵涉到对于从1911年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体制的崩溃的理解，以及由于内战和外国侵略，中国无法创立一个能自行存在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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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中，对背信弃义的痛斥和对阴谋诡计的谴责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其主要根源之一是政治民粹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对工业秩序心怀不满，它在那些象征金钱和信贷制度的人们中间找到了魔鬼。民粹主义是内战后从南部和西部贫困农民中兴起的。他们对铁路发起抗议运动，因为铁路随意操纵运输价格，不适当地加重了农民负担；他们也反对银行家，因为银行家紧缩银根信贷，提高利率，使得农民无钱买种子和付清抵押款。他们的冤屈是真实的，也往往是合法的，但是民粹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应该谴责的是制度，而非个人。然而，在政治上攻击一种制度是难以取胜的。佐治亚州的沃森（Tom Watson）是个很好的例子。1896年凭着民粹主义者选票竞选副总统的沃森是一位刺探丑闻的先锋。他的《沃森的杰斐逊周刊》对美国佃农的土地使用、信贷增长操纵制度和其他丑恶现象作了尖锐的分析。但在世纪之交，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分裂。有一大批人跟着布莱恩归顺了民主党，另一些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沃森对此更加怀恨在心。他攻击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最后又攻击犹太人，把犹太人和金钱权力等同。中西部民粹主义代言人伊格纳修斯•唐纳利（Zgnatius Donnelly）[26]在早些年写的畅销小说《恺撒塔》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不过，唐纳利把犹太人看做牺牲者，由于中世纪人对犹太人的排斥，借贷成为他们所能从事的少数行业之一。沃森把犹太人当作控制着世界秘密阴谋的活跃的间谍。沃森于1920年从佐治亚州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成为南方一批在野政治领袖如亚拉巴马州的托姆•赫夫林、密西西比州的西奥多•比尔布和佐治亚州的托尔马奇的代表人物，但在他逝世后，仍受到尤金•德布斯的吊唁，认为他一生为人民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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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粹主义[27]的纠缠不清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们发现了另一些奇怪的传言，这些传言从表面看似乎是不正常的，但本质上代表着基于民粹主义性质的运作。莱姆克和奈伊来自生气勃勃的北达科他州的超党派联盟，这是一个独立的激进的农民团体，这个团体发现它本身不可能在两党制度之外运作，便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北达科他州的进步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社会立法和改革先锋之一：公共权力、反禁令法律、童工条例，等等。奈伊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了著名的武器制造商业的调查，使历史学家感到伤心的是，调查过于简单地把战争和“做死亡生意的商人”渴求利润一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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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把一切都极度简单化了”。一切政治都是阴谋，居于这张网中心的是“国际银行家”和“兑换商”。这样，当30年代末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对作为推崇民粹主义精神之根源的银行家的怀疑集中在犹太人身上，并且有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年老的莱姆克在1940年依靠考夫林神父和他的社会公正组织的公开的反犹太人选票竞选美国总统。（竞选副总统的是弗兰西斯•汤森［Francis Townsend］博士，他的背时的计划是一个增加货币流通的策略，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广播传道而闻名全国的考夫林神父一开始就是以货币改革家著称的，有“银查理”的诨号。）这些多少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往事仍构成了近来许多事件的背景，而其他的各种力量也在发挥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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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定的社会总是令人焦虑的，而这一点没有比美国更加名副其实的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地位不是固定的，人们无法根据出身、服饰、语言或仪表来认识或立即认出某人，对身份的确认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某人身份的威胁激起了他的忧虑。在美国黑人问题调查过程中，贡纳尔•默达尔指出，最强烈的阶级对立存在于“相邻的”阶级之间，而不是存在于最高层阶级与最底层阶级之间。因此，在南方，对黑人的最深刻的情绪不满来自贫穷的白人，特别是来自那些过去曾经贫苦而现在已经飞黄腾达的白人，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与低于他们的人拉开距离。正如一个人可以成为比国王更激进的保皇派一样，一个人也可能比殖民地家族更守旧，而在族群中，他会比较古老家族的人更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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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达尔在南方看到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在美国移民生活方式中具有同样的特点。当每波移民潮涌来的时候，他们集合在一起以敌视和恐怖的心态对待下一波移民。在19世纪，这种排外的紧张情绪是美国生活中最深沉的主流之一。在内战前，罗马天主教徒是主要目标。1820年在波士顿有过骚乱、滥用私刑和焚烧修道院的事件发生。1832年，反天主教运动受到《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煽动。这本书的作者是萨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在通俗教科书中，人们只承认他是一位重要的肖像画家和电报发明人。由于害怕在梅特涅的欧洲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莫尔斯成立了反天主教联合会，与教会作斗争。在骚乱中诞生了一个新政党——美国土著党，该党企图排斥所有的外国人，在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前，把其归化期限延长到20年。这种本土情绪导致在1843年选举詹姆斯•哈帕尔（James Harper）担任纽约市市长，并且部分地对1856年选举菲尔莫尔担任总统负有责任。菲尔莫尔1850年因泰勒总统亡故接任总统，1856年靠那些不知情选票再度当选总统。反天主教的骚动因内战转入地下，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东部，天主教的政治势力在芝加哥、泽西市、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兴起。在中西部，在经历美国护国协会和原教旨主义新教教会的骚动之后，它仍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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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后几十年中，当新兴社会阶级兴起并开始产生地位差异的时候，以宗教派别歧视为开端的事件转变成为社会地位差别的事件。汉德林指出，在繁荣和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许多已经发了财的人，甚至一些发了小财的人，觉得自己是在复杂忧虑的重负下工作着的。他知道成功从本质上讲转瞬即逝。财富终究是身外之物，迟早是要失去的。在这一代赚得的东西到下一代就消失了。这样的人不仅希望保持他已经取得的东西，还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容许他享受他占有的财富；他企图依靠他的家族把财富延续下去。……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建立独占区的企图，从而把优惠集团区别开来，防止他们与外界过多的接触。仿效英国的模式，努力营造一个‘高尚社会’（high society），那个社会有自己的礼规和习俗，在合适的地区有合适的住宅，有专门的俱乐部和娱乐媒体，所有这些将有利于区分和保持幸运家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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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区分的过程大多与19世纪90年代的财富有关。在更近的年代里存在着一个族群兴起的问题，他们寻求承认在美国生活中的新地位。但老式的区别手段已经消失了，因为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有的集团能够很容易取得外表上的身份标志，抹去了可见的外形区别。因此，新兴的族群大多通过政治手段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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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外交政策作为主要政治问题出现了，因为美国这种改变了的政治性质，道德主义、民粹主义、崇美主义和身份焦虑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几乎完全是国内的，那10年的尖锐政治矛盾是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并且是根据利益集团作出划分的。就是否参战问题的辩论，虽然非常激烈，但也极其短暂。在战争年代里，国家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随着战后苏联的出现，随着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旧的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中国和东南亚共产主义力量的崛起，再加上朝鲜战争，从1930年至1941年间因珍珠港事件突然中断的战争辩论又恢复了起来，虽然它只是纸上谈兵。指控民主党叛国的企图、布利克和诺兰德的新国家主义、麦卡锡的轻率行动，从极端意义上讲代表着那第一次辩论的诸多方面。这样，新的争论不再代表旧的利益集团或内部权力的划分，而是代表着旧的挫折和忧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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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变化，任何“象征”都比不上艾奇逊这一角色所具有的代表性。在实行新政早期，作为一名年轻律师，艾奇逊辞去了财政部长助理的职务，以反对金元“本位”，并告别了各种传统的做法；艾奇逊于是成为保守派反对新政的代表人物之一。15年后，他摇身一变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成为“公平施政”的“激进主义”政策的象征。当然，在那些称呼中，任何一个概念化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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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政治舞台突出外交政策，这一事实使得道德主义的调子显露了出来。美国政治的特色之一是，尽管国内问题用醒目的、实际的术语来进行辩论，并且以妥协告终，但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却常常使用道德术语。也许，正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的这一性质迫使我们不断地采用道德姿态来对待世界其余地区；也许，正是远离了利益冲突的真正中心才使得我们利用虔诚的信仰，而不是去直接面对现实。但因为外交政策通常被限制在道德话语而非实用话语的框架之内，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辩论集中在道德观念上。并且，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这个单一事实是，以美国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规模，意识形态问题被等同于道德问题，并且以强烈的道德狂热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攻击，而那种攻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被等同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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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本身反映了美国生活的异乎寻常的变化。尽管我们对私人道德抱着日益宽容的态度，但是我们对公共生活却变得更加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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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意识形态化”从美国生活中的另一独立倾向中得到了加强，即所谓的“象征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是刚开始形成的实体，一般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名称如“劳工”、“商务”、“农民”等来标榜自己的集团。这些实体有一致的哲学、确定的目标，它们代表着一些明确的势力。这种倾向有多种起因，但最大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经济决策的性质变化和舆论形成的方式变化。事实上，主要的经济决策已经集中在华盛顿狭小的圈子内，而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市场，它们领导着像全美制造商协会、农业局、美国劳工联合会之类组织为“劳工”、“商人”和“农民”说话。与此同时，人们对舆论日益敏感，那种敏感通过利用民意测验而得到了强化。在民意测验中，“公民”（而非具有特殊利益的特殊个体）被询问：“商人”、“劳工”或“农民”应该做什么。实际上，这些集团被迫超出其正常行为地采纳某个独特的同一性和更大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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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治辩论离开了特殊的利益冲突，转到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问题原本可以确定下来并可能得到妥协解决，而现在那些冲突使各种集团趋向极端，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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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具体争议转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倾向，赋予它们以道德色彩和高度情感色彩的倾向，将导致只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冲突。李普曼在多年以前曾经写道：“假如一个因‘原则’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国家，其中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而别人是漆黑一团的，那么那个国家将难以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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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一直存在着实用主义的妥协，而非一系列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是美国值得称赞的事。人们终究会推崇西奥多•罗斯福的“实务政治”（practical politics）以及他对不妥协者的蔑视，像哥德金和维拉德拒绝与眼前利益妥协，他们便无法完成各项改革。如威尔逊描述罗斯福的态度那样，政治“是使自己适应各种人和情况的事，是人们只有在接受游戏规则并承认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取胜的游戏，而不是人们务必以其纯洁无瑕的标准摧毁敌人的道德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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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意味着合法集团之间的磋商和寻求一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它把法律和道德区分了开来。两者应该分开的思想常常会带来一阵冲击波。在被“两把剑”学说统治的旧天主教社会里，国家成为教会的世俗武器，在市民生活中强迫推行教会的道德教条。这在政治理论上，如不是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因为社会是同质的，每个人都接受了相同的宗教价值观。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而发生的宗教战争证明，一个多元的社会只有在尊重宽容原则的条件下才能生存。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新教，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利用国家把其道德观念强加给人民。正如《政党》党派说的那样，“市民社会不会由于良心的缘故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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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社会的这些理论基础已经由康德（Kant）完成。康德把合法性和道德性（legality and morality）区分了开来。他把前者规定为“游戏规则”，法律处理诉讼的而非实质的问题。后者首先是国家无法干预的良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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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触及了美国民主的根基。在麦迪逊看来，扎根于自由之中的派系斗争（或利益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共和政体的作用在于保护派系的起因，即自由和“人的天赋差异”，因为“自由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人，非正统的，异质的，急躁的（爱争吵的）人是派系的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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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派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便只能去应付它的影响，而无法抹去它的起因。当然，如在联邦制度中那样，一个办法是分割政府的权力，这样，没有一个派系能够轻易地垄断权力。但是麦迪逊知道这还不够。代议制政府可以减少对自由的威胁，如他所说，在这种广泛的共和中，更多数量的利益集团将“减少私有权利的不可靠性”。但是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代议制政府必须意味着代表所有的利益集团，“因为被拒斥的利益集团总是存在着被人忽视的危险”。如卡尔霍恩说的那样，被人忽视构成了对市民秩序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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