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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在于，尽管在美国的意大利侨民人数约是爱尔兰侨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在美国有3000万天主教徒，其中爱尔兰后裔占了约一半，意大利后裔占了六分之一，但是在美国100个天主教主教和21个总主教中间没有一位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这是同美国的教会政治相关的一个因素；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美籍意大利人中间不存在足够强大的或充足的财富来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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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的后代，其第二代和第三代，通过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而变得聪明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意大利人在从事高级工作并领取高额薪水。在这个阶段的著作中，人们也找不到关于意大利政治领导人的论述。由于被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并且也找不到获得财富的公开渠道，一些意大利人便开始走上了非法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未成年人审判统计中，意大利人占了有过失少年的绝大多数；但是没有成立一个意大利族群或社会代理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过说也奇怪，这些以前的暴徒正在千方百计地赢得别人的尊敬，因为他们为意大利人在都市政治机器权力结构中取得政治发言权提供了主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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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和受保护的或受到纵容的非法势力之间的传统关系比以往变得更加紧密起来。那个发展趋势与意大利政治集团的兴起具有联系。至少在北方主要的大都市中心，都市的政治机器不得不发展筹款的新形式。因为大企业的捐款以前曾经严重介入了市政政治，而现在——随着权力场所的变化——它对国家事务产生了相当影响。（如最近国会调查显示那样，随之而来的国家政治腐败绝不应等闲视之；商人似乎并不比那些赌徒好到哪里去。）都市政治机器敛财的办法相似于那些已经不再依赖于华尔街大公司敛财的办法：通过内部筹款——即，通过向大量市政职员“征税”，为了增加工资那些员工集体同市政府谈判。因此，消防队员联合会把钱捐给了奥德威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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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是向赌徒们征税。如《生活》杂志报道的那样，典型例子当数新泽西市。在那里，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助理全力以赴地调查非正式赌注登记所的申请人。如发现有合适的，便给申请人一个“场地”，通常是一位忠实的管区人员的房子或商店。他付给市政府基金一大笔必需的高利息租金。在新泽西1000家登记所及其所有者构成了政治机器的硬核，为市政府选举效犬马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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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募集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新近的通常是非法获得的意大利人的财富。科斯特罗的事迹以及他在纽约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其主要的动机一直是——为自己以及自己的种族团体——找到进入大城市上层社会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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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弗朗克•科斯特罗是通过非法经营私酒赚钱的。禁酒令撤销以后，由于休伊•朗对旧式政治机构感到了绝望，便邀请科斯特罗到路易斯安那开展老虎机业务。于是，科斯特罗的事业便发生了重大转机，与丹第•菲尔•卡斯特尔一起，他还在新奥尔良以外开办了百维利俱乐部，这是一家豪华赌博机构。在新奥尔良，出现了几家美国最顶尖的娱乐场所，后来，科斯特罗把资金投到了纽约房地产（包括他后来卖掉的79号华尔街）、可巴卡贝那夜总会和苏格兰威士忌的一家主要子公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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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得到罗斯福和拉瓜迪亚[12]的资助，坦慕尼协会陷入困境。当它转向科斯特罗寻求财政支持的时候，科斯特罗的政治机遇便到来了。多年来，纽约的意大利族群滋长了一种对爱尔兰人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多少表现了对爱尔兰政治团体独揽政治大权的不满。他们抱怨缺乏司法工作，抱怨意大利后裔的国会议员数目太少，抱怨缺乏在州选举中的候选人名额。但是意大利人真正缺乏的是使他们的野心成为现实的手段。尽管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选举集团，但是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政治俱乐部。这些意大利移民大多是来自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贫穷农民的后代，既缺乏犹太人的经商经验，又缺乏爱尔兰移民在75年历史里取得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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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禁酒的岁月里，为了获得保护，意大利非法团伙曾经与政界有过一些接触。科斯特罗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而一直是其中的一个调解者。他是同吉米•海因斯建立了联系的第一个人，后者是坦慕尼协会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区的主要领导人。但是科斯特罗的对手，路易•路希阿诺对爱尔兰人心存疑虑，他渴望得到更加直接的权力，于是便支持和推选阿尔•马里内利为下西区的地区领导人。在1932年，马里内利是坦慕尼协会里唯一一个意大利裔领导人。后来，保罗•萨路比博士加入进来，他是强尼•图里奥帮一家大型合法酿酒企业的合伙人。无疑，科斯特罗和卢西亚诺并不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大利人对权力的渴望；正如任何一个别的团体一样，在意大利族群内部，存在着许多分歧。重要的是，不同的意大利人，出于不同理由和以不同方式，正第一次获得权势。马里内利成为纽约的县办事员并在坦慕尼协会取得了主要权力。在1937年，马里内利在受到托马斯•杜威的猛烈抨击之后，转而角逐地方法院检察官。作为一个“窃贼的政治同盟者……以及大腕非法团伙头目”，马里内利被利曼州长革职。后来由杜威主持的关于路希阿诺和海因斯的听证会以及拉瓜迪亚的当选，使得大多数坦慕尼俱乐部在财政上走向衰落。这是科斯特罗开展行动的良机。在几年时间里，通过精明的理财，他控制了在坦慕尼协会里的一帮“意大利裔”领导人——以及在上西区的一些爱尔兰裔领导人和在东区的一些犹太裔领导人——并且有能力去影响对一些意大利裔法官的选举。一个最有名的丑闻是由科斯特罗电话上的窃听器披露的。1943年高级法院法官候选人托马斯•奥雷利奥（Thomas Aurelio）给科斯特罗打电话：“谢谢你，弗兰西斯。”奥雷利奥为了取得候选资格对科斯特罗极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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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坦慕尼协会渴望得到来自最近这些暴富起来的意大利人的大宗捐款，尽管其中一些暴发户是通过非法贩酒和赌博业而一夜暴富的。菲厄雷洛•拉瓜迪亚，这个由美国政治造就的最诡秘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清楚将导致他时来运转的秘密支持力量的来源。（作为这位导师的得意门生，凡多•马康多尼奥也明白这一点：马康多尼奥一直在同坦慕尼协会里的意大利裔领导人打交道——在1943年，他支持奥雷利奥，甚至在民主党正式罢免奥雷利奥的情况下也拒绝摈弃他。）乔•阿多尼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赢得了一帮政治追随者，当时他经营着一家大众化的地下酒店，在1933年他给了拉瓜迪亚以很大的财政支持。阿多尼斯告诉他的一位朋友：“民主党不认识意大利人。除了拉瓜迪亚，意大利人没有理由支持其他人；犹太人与民主党相勾结，但是他们从中没有捞到多少好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他们会推选拉瓜迪亚。意大利人也会推选拉瓜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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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精明地玩着他的牌。他既支持拉瓜迪亚，又支持民主党的一些地方司法官员。在布洛克林地区，他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科尼岛的民主党领导人肯尼•萨瑟兰、在阿伯尼的民主党少数派领导人艾尔文•斯坦库特、已故的参议员安东尼•迪•乔维尼、威廉•奥德威尔和金•摩兰经常光顾他的饭店。但是在1937年，阿多尼斯犯了一个错误，他支持劳耶尔•科普兰，反对拉瓜迪亚，这位被激怒的菲厄雷洛最终把阿多尼斯赶出了纽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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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迪亚后来把他的怒气也发泄到了科斯特罗身上。不过，科斯特罗得以幸免于难并在1942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在当时他对迈克尔•肯尼迪入选坦慕尼协会领导人起了推动作用。尽管经历了令科斯特罗声名狼藉的菲厄雷洛惨败，但他仍然在坦慕尼协会里握有足够权力去拉选票，选举雨果•罗杰斯为1948年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在那些年里，许多坦慕尼协会领导人都同科斯特罗有来往，为了成为司法职位的候选人而接近科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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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另一些意大利裔的政治领导人也开始崭露头角。吉尼罗索•波普（Generoso Pope）的殖民砂石公司通过政治交易开始兴旺起来，尤其当他购买了两家最大的意大利语日报（后来合并为一家日报）和一家电台之后，波普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通过那些购买活动，他几乎垄断了这个城市意大利语的舆论工具。通过吉尼罗索•波普，通过科斯特罗，意大利人变成了纽约的重要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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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政党组织，大多是民主党的都市政党组织，以这种方式去获得财政上的重大支持而不必去依靠“货币利益集团”。这部分说明了这些组织为什么有能力支持新政和公平施政而没有遭到来自他们不得不屈服的那些压力以从商业集团中得到货币的支持。[14]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弗朗克•科斯特罗很可能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对普通百姓的诸多支持的热烈赞赏者。绝大多数今天的美国人认为，新政基本措施对公共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要是没有得到“腐败的”大城市组织的支持，新政将不可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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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户与老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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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20年以前东欧的犹太后裔和更早以前的爱尔兰后裔在有组织犯罪领域曾经扮演过最重要角色一样，意大利后裔曾在大多数赌博业和非法团伙中起着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统计的意外事件以及报纸对少数耸人听闻人物的过分渲染，使得人们对由单一族群而不是所有事实根据所构成的非法活动领域产生了更大误解。在许多城市，尤其在南部城市和西部海岸城市，非法团伙和赌博业组成了许多其他团体。那些团体通常主要由当地白人新教徒所组成。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在主要的北部都市中心，在获取非法财富的方式上以及在近来意大利后裔的独一无二的个案中，存在着一些明确的种族后果，以前的非法团伙和赌徒也曾经对政治力量的成长提供了重大影响。今天成为纽约法官的许多意大利裔法官们应该感谢科斯特罗；许多意大利裔的地方领导人——还有一些犹太裔和爱尔兰裔的领导人，也应该如此。并且，在纽约确立意大利后裔政治地位的动机是为大家考虑，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对科斯特罗来说，这主要事关种族骄傲。因为在美国的较早时期，有组织非法活动变成了社会升迁的一把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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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民众来说，例如，关于弗朗克•辛纳屈与前意大利后裔的非法团伙头目们出双入对的新闻和图片会多少感到惊讶不已。不过，对辛纳屈来说，以及对大多数意大利后裔来说，这些人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社区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救济。早期意大利非法团伙是强盗——野蛮、没有文化且年轻（在达到其权力顶峰的时候，阿尔•卡彭［Al Capone］只有29岁）。那些幸存下来的强盗学会了适应环境。现在他们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他们学会得体地装扮自己。他们的家在受人尊敬的市郊。他们让子女就读于良好的学校，尽量不惹人注意[15]。科斯特罗甚至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以克服在社交生活中令人痛苦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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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国社会的所有暴发户一样，这些粗鲁而机敏的包工头、建筑人员、货运业主，还有非法团伙头目改头换面，既希望得到自己族群的承认和尊敬，又希望得到一般社会的承认和尊敬。“贫民窟里的”爱尔兰人摇身一变为“衣冠楚楚的”爱尔兰人，并且随后寻求着更加广泛的承认。[16]有时，首先在现行的“美国人的”社会得到了承认，而这是后来为族群所承认的一张资格证书。像S.R.罗宾逊和J.刘易斯以及一些受人欢迎的演员在现行黑人社会里受到的姗姗来迟的承认证明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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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多著名的老牌美国财团的建立得益于一些精明的经营手段和道德上无可厚非的方法。美国资本主义先驱者并非毕业于哈佛商业管理学院。早期的殖民者和拓荒者，还有那些“赢得西部”并且建立农庄、煤矿和积累其他财富的人，通常是经过暗中谋划和一定暴力才取得成功的。当法律阻碍了美国的命运或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便会无视、躲避或歪曲法律；当法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他们就成了法律的代言人。因此，在拥挤的都市环境变化了的条件下，当后来者相同地求诸同样的无情策略的时候，他们及其后代还会感到它们是些真正的道德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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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资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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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得政治权势的崛起成为可能的社会发展也敲响了野蛮的意大利非法团伙的丧钟。因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法经营取得成功的意大利人的数量的不断增加既提高了意大利团体的社会地位，也使得意大利族群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势；并且，这些专业人士和商人们不断地为今天的意大利青年树立起了榜样，在20年以前，这样的榜样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意大利“非法团伙”“犯罪”的大肆宣传和揭露还在放马后炮。许多顶尖的“犯罪”人物早已金盆洗手，放弃了暴力。甚至他们的收入也大多来自合法投资，或来自像赌场这样半合法的但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娱乐场所（例如科斯特罗的房地产业和阿多尼斯的运输与汽车特许经销权）。因此，对科斯特罗和阿多尼斯的被判入狱这个社会的“报应”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而那种胜利却掩盖了社会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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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想法，这些犯罪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更大背景是什么？公平施政的消失奇特地表明了旧式非法活动的消逝。在过去的10多年里，对赌博业的热衷，部分地是由于收入的增加和充裕的缘故，大体上体现了中上层富裕阶级第一次纵情于这种一掷千金的消费之中。这些中上层阶级的富人，美国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阶层，是大型赌场的主顾。（从19世纪对财富的定义来看，他们并不算富，他们只是服务业和奢侈品行业中中等规模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他们是“第三产业经济”方面的。根据税法，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巨型企业的经理还高。）在战争期间，由于交通困难，赌博业和豪华的休闲业为这个社会阶级提供了重要的消遣场所。通过学习欧洲，通过提高文化品位，现在他们安定了下来。这些小打小闹的赌博缓解了小城镇的单调生活。人们通过一个“幸运数字”或一匹“幸运之马”一下子赢得一笔相当可观财富的期待仍然在继续着。用伯纳德•巴鲁赫的一句话来说：“你无法阻止人们去赌赛马。你为什么非要阻止人们去作出自己的判断呢？这是人的创造力的另一种形式。”但由于协作成本提高了，赌博业的丰厚利润已一去不返。在将来，赌博业很可能像卖淫业一样，作为一个必要事实而赢得默许，并将继续以零散的小型企业的规模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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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样式，某种政治“工头”体系也衰落了。在其交互关系中，政治“工头”体系为犯罪提供了“保护”，反过来，它也从犯罪那儿得到了好处。“工头”体系的瓦解是罗斯福时代的一个产物。20年以前，吉姆•法利的任务是很简单的；他只需替几位重要的州工头卖力。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的畜生了。新泽西的民主党曾经由弗朗克•海牙统治；现在，为其所在州或党派的“头儿”尽“犬马之劳”的“走卒”已为数不多。在都市中心，在纽约、波士顿、纽华克和芝加哥，由爱尔兰人主导的旧政治组织已经分崩离析。大都市中心的非中心化、市郊和卫星城镇的成长、贫民窟和临时居民点原有风貌的毁坏、职能团体的兴起、在美国生活中中产阶级声誉的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种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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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某些非法活动被合理化和被吸收于经济结构之中，曾经对犯罪取得过垄断地位的过去那一代人便走向了完结，[17]随着社区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都市工头体系的解体，我们所讨论的这种犯罪样式也走向了终结。当然，哪里有激情，哪里有贪欲，哪里也就会有犯罪。但是，这种庞大的、有组织的城市犯罪，如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对它的了解那样，远不只是建立在对于这些普遍动机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美国经济、美国族群和美国政治的某些特点之上的。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变化意味着，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城市犯罪也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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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帕克霍斯特（1842—1933）：美国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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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特拉夫斯•杰罗姆（1859—1934）：美国律师、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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