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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L.斯特朗（1827—1990）：1895—1897年任美国纽约市市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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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1901—1909）。——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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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莫•安嫩伯格（1877—1942）：犹太裔美国报人，美国慈善家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的父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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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德莱•斯蒂文森（1900—1965）：美国政治家，担任过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和1956年两度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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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次偶然机会，警方发现了1957年11月在纽约亚伯拉奇召开的一次意大利头面人物会议，这些人物与黑势力大多有染，并且在警察局有记录。此事使得黑手党话题再次复苏。《时代》周刊杂志于是派了一位名叫舍列尔•希尔曼的记者去核实此事。希尔曼报道说：“我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花了大约两个星期，千方百计地去探寻所谓黑手党的蛛丝马迹。我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进行了广泛接触；我采访了大量警察、记者、检察官、侦探以及像芝加哥犯罪委员会这样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除了两位希尔莱特犯罪记者总是对与‘黑手党’有关的一些道听途说津津乐道以外，来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人都不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而禁毒局却相信有黑手党这么一回事。不得不与毒品交易作斗争的禁毒局坚信，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有组织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存在业务联络。但是该局从来没有拿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联邦调查局对此持怀疑态度。人们一般所持的观点是：在各个城市和各个领域里，不存在严密的犯罪辛迪加，但是存在松弛的犯罪‘联合会’，他们占据各自地盘，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因此走到了一起（如出席亚伯拉奇会议）。不过无论怎样，谁也拿不出特殊证据来证明确实有一个黑手党在活动。”1959年初，《读者文摘》编辑小弗雷德里克•森德尔出版了一本关于黑手党的畅销书《罪恶的弟兄》，但是对森德尔先生著作的认真阅读表明，他的资料大多数来自禁毒局报告。除了拼凑已经出版的资料以外，他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关于这本书的讽刺性评论，参阅《时代文献评论》，伦敦，1959年6月12日，第351页。）有意思的是，1959年5月，曾经对非法团伙头目约尼•狄奥提起公诉的纽约地方检察长助理阿尔文•戈尔登斯坦向帕特•布朗州长提交了一份加利福尼亚犯罪调查报告。他报告说，他没有找到加利福尼亚存在黑手党的证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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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他的听证会快结束时，基弗维尔参议员读到了由一位意大利后裔的愤怒公民打来的一份电报。那份电报指责委员会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是意大利人所为。这位参议员借这个机会明确地声明：有一些非法团伙是意大利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就是非法团伙。不过，就基弗维尔委员会确实上了这种道听途说的当而言：美国的犯罪正受到一个黑手党的组织和控制，它务必澄清这个误会。也许在这里还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只要族群和少数民族问题与非法的和半合法的活动的关系仍然无人问津，那么莫蒂默和莱特之流的不实之词总会大有市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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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坦慕尼协会：一个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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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缪尔•奥尼兹（1890—1957）：美国编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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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个不太会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19世纪，美国铁路通过向国会议员贿赂有效地偷取了190000000英亩土地。更晚近地，在哈丁任总统期间发生的梯普特•多姆石油开采公司的此类丑闻，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是“通过阴谋、诈骗和贿赂”才得以完成的，其工作几乎做到了白宫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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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众议员，曾任纽约市市长（1933—1945），担任纽约市长时改良市政，力反贪污，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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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多尼斯和助手维利•摩里蒂渡河迁到了新泽西的贝尔根县，在那里，同以前非法团伙头目“长腿”阿本奈•威兹尔曼联合起来，他变成了新泽西州的一股政治势力。在10年时间里，赌博业在贝尔根郡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基弗维尔调查之后，新泽西州不得不采取措施。在1953年由尼尔森•斯蒂姆勒领导的一次专门调查中，披露了摩里蒂曾经向德里斯科州长的一位助理支付286000美元以寻求“保护”，共和党州委员会曾经从赌徒约瑟夫•博扎，一名兹维尔曼的助手，那里接受25000美元的“借款”。摩里蒂后来被暗杀，阿多尼斯被驱逐到意大利。——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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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美国政治中，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希奥多•阿伦是一名赌徒和一家沙龙所有者。他经营的美利坚•马比尔是一家高档音乐厅和妓院（他曾告诉国会调查委员会自己是纽约最坏人物）。他为了亚伯拉罕•林肯在1864年再度当选总统给了共和党老板瑟洛•威德25000美元竞选捐款。——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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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像托尼•阿卡多这样的人只是偶尔显得与邻里保持友好关系。在1949年圣诞节期间，托尼住在其优雅宽敞的河森别墅里，他在草坪上布置了一棵40英尺高的圣诞树，树下摆着圣诞老人和驯鹿，在花园周围，电控的滑雪人在轨道上快速地移动，同时发出悦耳的圣诞之歌。圣诞过后，阿卡多的草坪复归于平静；托尼又踏上了躲避基弗维尔的逃亡之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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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美国政治中，民族自豪感在凝聚少数民族团体中所起的作用是最为古老的智慧之一；不过，更加值得肯定的是通过第二代和第三代后代对于这个身份的保存。如萨缪尔•卢贝尔在他的《美国政治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个事实是解释近来选举的政治行为的钥匙。作为一个固定的民主党联盟，虽然爱尔兰联盟开始分裂，尤其是作为中产阶级的身份迫使个体更加强烈地认同于GOP，杰克•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的提名仍然为其进入美国参议院获得了极其团结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尽管艾森豪威尔赢得了州选举的胜利，但是肯尼迪仍然战胜了洛吉。——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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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59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犯罪辛迪加”。那个小组在一份初步的报告中发现：原来的犯罪头目避开暴力，通过从事合法经营来“装扮出一副成功商人的假象”。在许多领域里（货运、贩运、餐饮、娱乐），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原来的非法团伙头目有办法获得竞争利益。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新领域是合法的商务，并且这并不意味着，按照司法部的解释，非法团伙介入了新的犯罪领域，而是他们企图获得一定的尊重。重要的是，当1958年2月23日《生活》杂志发表司法部发现的大量文字证据的时候，那些被提到的人已经在黑道上呆了30多年——而这是《生活》和司法部都忽视的一点。相对地，刚出道从事犯罪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原来的非法团伙头目在30出头就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并且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犯罪的“代际”问题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研究的问题，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课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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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八章 犯罪浪潮的神话——美国实际犯罪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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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相信报刊上的有关报道，相信关于犯罪的统计数字，那么，美国每年似乎都有一轮新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浪潮。各大城市的报刊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报道大街上的公开侵犯人身的故事，并向市民警告哪些区域夜间是不安全的。青少年犯罪率似乎在稳步攀升，事实上，其犯罪率上升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加利福尼亚，根据1958年加州青少年管理局的报告，该年全州年龄为17岁的少年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因涉嫌犯罪而被捕。从基弗维尔到麦克莱伦等人所作的国会调查，披露了有关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耸人听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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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冷静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100年前，50年前甚至25年前的情况相比，今天美国的犯罪率可能更低，如今的美国是一个比大众所想象的更为守法、安全的国家。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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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闻报道是公众对社会的印象的主要源泉，但是其真实性是须大打折扣的。很久以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自传》中讲述过一个堪称经典的故事，即报业界的相互竞争如何造成了“犯罪浪潮”，记者从警察的临时记录册上抄下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盗窃案，然后在报纸上以黑体字形式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当时担任警察局局长的西奥多•罗斯福下令取消这种竞争时，“犯罪浪潮”才告消退。（斯蒂芬斯回忆道：“各家晨报发现了‘易变的’公众对‘犯罪现象的厌恶’，而月刊和科学季刊对这方面的报道多少有些迟缓，导致对违法行为的周期性分析严重地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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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故事当然是维持书报发行量的支柱：它们制造恐慌，引起忧虑，激发行动——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心理宣泄的戏剧艺术定义的一个令人满意的例证，虽说这种例证有些老套。但是，这类故事的描写是否精确是很可疑的。当读者对东部巴基斯坦和南部越南之类的故事感到厌倦之时，犯罪方面的报道往往就会成为重要新闻，正因如此，大量犯罪报道出现的时机令人怀疑，是否现下有了更多的犯罪事件，或只不过是人们感到犯罪报道更刺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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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统计数据又该作何解释呢？例如，J.埃德加•胡佛在1954年宣称，重大犯罪案数量每年以8%的比例递增，这种势头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将意味着美国会面临新的一轮违法乱纪肆虐的时期。这个数字是非常确切的，即使结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但是不幸的是，犯罪统计数据的可靠程度与一位妇女报出自己“正确的”年龄的可信度差不多。联邦调查局每年所报告的数字是根据6595位警长和专门机构的报告而得出的。但是，还没有关于犯罪的统一定义——由于各州有各自的定义[1]——更重要的是，这类报告也没有统一标准。以费城为例：在1953年，这座兄弟情深之城[2]报告有28560起重大犯罪案件，而在1951年则是16773起——突然急增了70%多。但是，在这期间并没有罪犯大批拥入费城。作为克拉克市长管理改革的一部分，托马斯•J.吉本斯于1952年担任警察局长一职，他上任后发现，多年来警方为了把犯罪数量减到最低限度，就伪造了犯罪记录。他发现，市中心的一个区实际处理过的投诉比记录在案的要多出5000余起。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新的中心报告系统，结果，“犯罪”数量上升了。在纽约，发生过一件更稀奇古怪的事情。联邦调查局认为，纽约的犯罪数字似乎相当低。经过调查发现：在1950年，例如，警方所报告的侵占财产罪数量，大约只是保险公司非公开报告的数量的一半。各分管区直接隐瞒了投诉，因为刑侦人员生怕如果向上级报告大量未能侦破的夜盗案，会引起人员改组。刑侦人员如果接到关于夜盗案的纸条，就把“这些纸条粘在帽子里面”，然后就等着，直到碰巧抓到一个盗贼坦白就是其他几个“未侦破的”夜盗案的案犯，他们才上报。在警察专家布鲁斯•史密斯的调查之后，一种新的中心记录系统建立起来了。例如，纽约电话簿上所有分管区的号码都被抹掉，任何人想要报警，必须拨打中心站的电话，Spring7— 3100。在改革后的一年里，与1948年的数字相比，人身侵犯案上升了200%，抢劫案上升了400%，夜盗案上升了1300%。正如史密斯所作的结论那样：犯罪率“如此惊人的上升本身……并不代表犯罪数量的增加，而只是反映了犯罪报告制度的巨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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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统计数据方面来看，在1950年至1954年，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各类重大犯罪案年数量有惊人的增长。但是，纽约和费城占了城市人口的25%（有10万多城市居民）。那么，我们是否还有犯罪浪潮或“犯罪报告”浪潮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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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每10年美国的犯罪数量“自动地”下降——即是说，在10年中的每一年里，犯罪数字急剧攀升，但在第10年下降。这并不是由于太阳黑子或其他循环理论，而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陷阱。[4]仅仅关于犯罪数字的报告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数，因为必须根据人口的变动情况来明确说明犯罪数字的增加。联邦调查局是按每10万人口中的犯罪数目来计算犯罪比率的，但是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数年里，并没有人口统计数字，所以，这些比率不仅只采用了10年前较低的人口基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考虑大量的国内人口流动。这样，加州在1949年，谋杀案比率是4.97∶100000，抢劫案比率是136.1∶100000，偷盗案比率是2141.6∶100000，等等。但是，从1940年到1950年，加州增加了300万新人口，或者说，人口增长了50%。因为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数年里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从1940年到1949年所犯的罪案（可以称之为分子）就被归到1940年的较小的分母上面去了。当1950年进行新的一轮人口普查时，犯罪率得到调整，犯罪数字引人注目地“下降”了。在1940—1950这10年里，三个太平洋沿岸州的人口增长了40%左右。但是，1949年的犯罪率仍然是在1940年较少的人口基数上进行计算的；实质上，1949年较大的犯罪数字是记在只占人口总数60%的人的账上，如此就过于夸大了犯罪数量。相反，在那些人口减少的州里，犯罪数量就少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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