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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承认了这些具体犯罪率的恰当性，那么所谓“犯罪浪潮”或“真正犯罪”的数量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例如，在1957年，共有2070794人次涉嫌犯罪被捕，其中800000人次是因为酗酒，而200000人次有扰乱社会治安行为。但是，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小偷小摸、人身侵犯、入室夜盗等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但谋杀案和凶杀案的数量则下降了。凶杀案是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犯罪行为，如今其案发数量比25年前更低。在1930年，平均每10万人中有8.9起凶杀案，在1955年，只有4.6起。即使假设业已改进的医院设施和医疗技术比从前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凶杀案数量的下降率也几乎达到48%。绑架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吓唬孩子的口头禅，现在这类案件实际上已经绝迹。该如何衡量这些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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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一般的“违法”行为为例，即以那些我们通常视之为犯罪的行为为例，诸如偷盗财产（夜盗、盗车）和针对人身的犯罪（抢劫、人身侵犯、谋杀、强奸），即使考虑到统计上的各种特例，犯罪率在上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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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全面概述中我们说过：在很小的城镇（人口从2500—10000人不等）里，从1940年到1953年，除了凶杀案外，犯罪的图景越来越阴暗。但是，在人口居于10000—250000人之间的城市里，犯罪率却在下降。在最大的都市里，犯罪率的上升也最快。例如，抢劫案数量的大幅上升，几乎完全发生在人口超过250000人的城市里，然而，各大城市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在旧金山，除了人身侵犯案外，其他案件数量并无增加。在洛杉矶，所有种类的案件数量都在增加。在波特兰[5]和西雅图，尽管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1%，犯罪率却呈下降之势。在迈阿密，犯罪率急速上升，盗窃案和盗车案尤为猖獗。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情况几乎没什么变化（除了芝加哥的盗车案有所增加外）。在底特律，犯罪率正在攀升。在奥马哈市和整个内布拉斯加州，犯罪率在下降，5年里全州的犯罪率下降了50%（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些数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在波士顿、伯明翰和孟菲斯，情况几无变化。在休斯敦和达拉斯，犯罪案件大大增多。在新奥尔良，盗车案数量在上升，某些案件稍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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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很难对这幅图景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因果性解释。解释盗车案的增多是容易的：因为［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车子可以被偷了；80%的盗车案是青少年干的，他们经常在冲动之下盗车——与过去相比，现在也有更多的青少年了；此外，几乎所有这样被盗的车子都可以很快地找回来，车子也未遭损坏。但是，人身侵犯案飞速上升，对有些人而言，此乃“违法行为增多”的一个标志，然而，谋杀和凶杀案在减少。像亚特兰大这类城市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犯罪案件增多。但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从1949年以来那里的人口增加了12%，一级罪行（如夜盗、抢劫等）案件增加了34%。在像达拉斯和休斯敦这样的城镇里，犯罪案件增加比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通常的解释——如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威廉•帕克所提供的解释——是认为“道德堕落之风已经开始盛行”。他还认为美好的时代比没落的时代孕育了更多的罪行，因为人们享受闲暇的时间多了，在闲暇时就有了更多的犯罪现象。（但是，无缘享受闲暇的黑人集团在洛杉矶警察局的犯罪统计数据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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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洛杉矶和另外一些地方的犯罪案件增加这一现象，也许比较有意义的一种解释在于分析人口组成的性质。洛杉矶有大量的临时人口，它是一年四季开放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大量的金钱和追逐金钱的众多不良分子。如休斯敦和达拉斯，随着大量的新来人口和临时人口的增加，其他犯罪案件在增多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的一个较为简单的解释可能是，犯罪案件的增加也与警察执法力度直接相关。在拥有优良警察队伍的城市里，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的人数较多（对得到警察帮助感到有信心的人会向警方报告更多的犯罪事件，如夜盗和小偷小摸），由于关于犯罪案件的报告和记录都比较多，起初可能会有较多的“犯罪案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警察严厉的执法会导致犯罪案件的减少，因为罪犯会避开这座城市而到别处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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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解释尽管重要，实际上却没告诉我们有关犯罪的根源和性质；为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通常被人们忽视的两个因素：青少年的角色，少数民族集团（主要是黑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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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被捕人数来判断的话，各种犯罪案件中将近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考虑到诸多反驳意见，即青少年缺乏经验，较易被警察抓住，19.4%的抢劫案、36.9%的偷窃案、47.8%的夜盗案，以及52.6%的盗车案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1953年，在被控犯罪的1110000人中，44%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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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要解释最近15年里犯罪数量的波动情况，有一种方法可能是与下面这一简单事实相关的，即在战争期间犯罪率之所以下降，只是因为数百万青年在军队里服役；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1947年里，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由于数百万青年重返市民生活，犯罪市场再度活跃起来。第二个事实是：随着人口增长和流动人口的增加，犯罪数量必然会增多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生育高峰，当此时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时，他们占了人口的较大比例，犯罪案件也将随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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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青少年问题之外，黑人违法者的重大角色也是一个问题。在克利夫兰，四分之三以上的重大罪案是黑人所为，黑人占该地人口的16.2%。在芝加哥，犯罪案件在布朗芝维勒地区发生得最多，那儿是狭窄拥挤的黑人贫民窟，其地的形状如一把匕首，一直伸向南边。在亚特兰大，75%的重大人身侵犯案是黑人所为，黑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底特律，黑人占总人口的17%，因武装抢劫而被捕的黑人比白人多2.5倍。在费城，黑人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二的犯罪案件是黑人所为。在波士顿和新奥尔良，情况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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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城市警察往往会对黑人违法者更加严厉，更容易将黑人而非白人看成是一个罪犯。当只有一对一的证词时，黑人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6]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情况，事实仍然是：在统计学、社会学和比例上，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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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犯罪代表了某种形式的“非组织的阶级斗争”。[7]在不甚确切的意义上，这种现象是由商业周期引起的。犯罪是怨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发财的渴望，是对较富有者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些都是下层阶级的犯罪，而黑人构成了下层阶级的大部分。关于这一事实并无什么种族问题。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大多数这类犯罪案件主要都是爱尔兰人干的，后来是意大利人，再后来是斯拉夫人。今天，黑人以及处于边缘位置的波多黎各人担任着这一角色。在这种犯罪集团相继出现的背景下，明尼阿波利斯在1954年还经历了印第安人风波。由于政府开始从印第安人居留地撤出，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涌入城市，酗酒和人身侵犯案开始增多。虽然印第安人只占明尼阿波利斯总人口的0.9%，但是在感化院的被收容者中，10%男性和69%女性是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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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样的一般性理论（道德特性和阶级特性），如果与特定种类犯罪的波动情况和人口构成上的变化相关联，对犯罪率方面的变化情况的解释就会有意义。事实是，我们统计的时间段短于25年（在1930年前尚无统一的犯罪报告），即使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数据也并不完全可靠。不幸的是，仅此一个理由，一个道德家的猜测与任何社会学家的猜测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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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街头打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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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关于犯罪率的模式不太清楚，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也不见得更清楚。我们对青少年犯罪的数量比成人犯罪知道得更少。关于“成人犯罪”，犯罪率是基于“警察所知道的犯罪案件”，即基于投诉人所报告的案件。但是，对于青少年，直到抓住罪犯后才得知罪犯是青少年，所以必须要使用“逮捕”数字。但是，逮捕数字的使用导致了大量问题。如索尔斯坦•塞林教授所说：“警察更有可能仅凭怀疑就逮捕青少年，将他们抓起来审讯，对成年人就不大敢这样做。另外，在任何一年里的青少年被捕人数都包括对同一个人的重复抓捕——众所周知的少年团伙成员可能会被反复抓过一打的次数，青少年被捕的总数就增加了1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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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解释理由，例如，本章开头所引用的加州青少年局数据：在1957年加州每4个17岁少年中就有一位被捕，现在可以认为是无意义的。更糟的是，每当加州的一位警察拦住一个少年并记录其名字，加州的犯罪统计局就将它算作一次逮捕。也许，加州青少年局公布其草率的统计数据的理由是，该局企图借此让公众感到震惊，为了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给增加拨款施加压力。当今在美国的执法过程中，这种关于犯罪数量的“掺水”现象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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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逮捕人次的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则可以使用美国少年管理局提供的关于出庭受审的青少年的粗略数据。在1940年，大约有235000青少年被带到少年法庭受审。在1953年，10岁至17岁的年龄段大约有同样数量的青少年（约1900万人），庭审案件约有435000件，总数上升了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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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青少年犯罪的各种模糊定义仍然是大有问题的。不仅各州的法律定义各式各样（在纽约，16岁到21岁的青少年会被归类为不稳定的未成年人，不必在正式的法庭受审），但是，大多数法庭会将某些行为问题——从情感失调到父母无力控制行为不羁的孩子——归属到青少年犯罪一类。（每年有100多万少年被警察拘捕——由于小偷小摸、打碎窗玻璃、逃学及诸如此类的原因。）保罗•塔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就美国青少年犯罪问题起草了一份报告递交给联合国，指出：将近半数青少年犯罪案件起源于粗心大意、逃学、离家出走、不服管教或性犯罪。他说：“很明显，一些少年法庭所处理的……大量行为问题，在其他地方是由私人社会机构或父母们自己处理的，而不必诉诸法庭权威。‘非官方案件’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导致法庭对案件控制的趋势，那些案件在传统上或在其他国家并不认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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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则遵循了完全不同的程序。一位被控犯罪的青少年被带到法庭前，首要问题是判定他是否有罪；如果发现该青少年有罪，然后再采取相关措施。在美国，问题不在于有罪与否——只有那些被断定是不可救药的或者法庭认为要依法判决的人，才在法庭上受审——而是在于“有麻烦”。这个不甚严密的术语“有麻烦”等同于青少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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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青少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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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始终是一个难题。如果说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定义模糊的话，某些趋势是清楚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在战争期间急速增多。从1940年到1943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在数量上几乎翻了一番，在1945年达到高峰，但是，战后这类案件开始减少。同样，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青少年犯罪案件飞速增多，在1953年达到高峰（可是在数量上尚不如1945年），然后开始下降。几个一般因素是显然的：在战争期间，许多家庭破碎了或移居了；父母和警察对孩子们的监督也松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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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有组织的青少年犯罪是属于大城市的贫民区和萧条地区的一个问题。在中产阶级的孩子里面，青少年犯罪经常是其心理紊乱的一种反应；在“贫民区”孩子那里，特别是那些与其父母的文化背景决裂的孩子那里，青少年犯罪是社会反抗的一种形式——是对不同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一种断定。对所有年龄处于10岁到18岁之间的男孩，形成“团伙”是自然的一步。这是孩子的自我与家庭分离过程中必要的一步，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步，他们需要寻找同龄人或稍大一点的人在情感上的支持。为什么有些团伙遵循业已确立的规范（如童子军）而另一些团伙则通过胡闹和暴力寻求认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特定团伙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细致研究才能予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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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特性”，那么是什么引发了青少年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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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行理论是将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归结为数十年战争暴力的一个恶果，反映暴力行为的各种媒体也难辞其咎：电视屏幕上的暴力镜头，米奇•斯皮伦的流行，电视上播放的恐怖片。据称，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孩子的施虐冲动，导致了犯罪行为。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连环画”争论中，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调查连环画出版情况的纽约州联合立法委员会径直指出：连环画引起了所假设的后果：“表现犯罪行为的连环画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因素。这些描述犯罪行为、暴力和恐怖以及宣扬种族仇恨的连环画损害了孩子们道德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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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威特海姆（Fredric Wertham）在其《无辜者的诱惑》（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一书中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威特海姆引用了连环画中确定无疑的血腥场面，[9]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在过去10年里处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孩子们的游戏和暴力行为中的残酷性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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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年有9000万册连环画出版，在1954年，在6岁到11岁年龄段的孩子中有95%的人每月平均读了大约15册连环画，在12岁到19岁年龄段的孩子中有80%的人[10]每月大约读了12册连环画。考虑到上面这一事实，如果上述的判断是正确的话，人们应当对连环画大感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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