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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正如纽约大学的玛丽•雅荷达（Marie Jahoda）博士在为美国图书出版商委员会所作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并无足够的证据支持所谓文艺作品的影响导致孩子们犯罪的理论。阅读本身并不导致一个人将其冲动付诸行动；更常见的情形是，连环画只是导致孩子们逃避现实，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的暴行变得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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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像连环画或恐怖片当然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它们最多可能会激发某些隐秘的冲动。主要是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由哈佛法学院谢尔顿•格鲁克（Scheldon Glueck）和埃莱诺•格鲁克（Eleanor Glueck）[11]所撰的《解开青少年犯罪之谜》（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一书全面彻底地研究了有关的问题，企图找出青少年惯犯与从未犯法的孩子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格鲁克夫妇根据年龄、智力、种族、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配对比较”了500名青少年犯和500名“非青少年犯”。然后对这两组少年给予人身测量（体格和发育情况）测验、智力测验、罗夏（墨迹）测验，以及精神病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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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夫妇将社会学家所强调的一些项目当作常量，如他们将文化冲突（如移民背景和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大家庭、健康不佳、父母年龄差异、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过度竞争性、居住在贫民区等因素看做不变的，以便揭示心理和性格因素。他们的确发现了，青少年犯来自那些缺少关爱的家庭以及父母不能作为表率的家庭；在理智方面，青少年犯的表达方式是直接而具体的，他们不善于以象征和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在性情方面，青少年犯们烦躁不安、精力充沛、富于破坏性——格鲁克夫妇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与发育异常或生理成熟不同模式有关。他们这种对体格或身体类型的强调，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学家一直所忽视的。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社会学家们更愿意强调环境因素。这样做部分是由于研究者“自然”会去寻找各种集团性的因素，部分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偏见，因为体格的或遗传的因素强调不变的方面，通常与政治保守主义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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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谢尔顿所定义的体格类型（外胚层体型者即瘦子，内胚层体型者即胖子，以及中胚层体型者或身体强壮者），格鲁克夫妇注意到，在青少年犯的身体类型中，中胚层体型者（肌肉发达、身体强壮者）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而非青少年犯一般都是外胚层体型者（身体单薄消瘦者）。在青少年犯里，他们注意到有一种推迟了的发育高潮，于是他们推测生理张力的积蓄有可能导致冲动行为。他们注意到，青少年犯罪率从10岁到18岁呈稳步增长势态，在二十七八岁之前犯罪率保持不变，之后呈下降趋势；他们推测，这一点可能与“推迟了的生理成熟”有关，随着身心的进一步成熟，青少年会逐渐摒弃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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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本身并不会“产生”青少年犯罪。这些禀性的倾向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才找到宣泄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众多与青少年犯相关的因素——中胚层体型者犯罪的高比例，强烈的攻击他人的冲动，喜欢直接具体的方式而非抽象象征的方式——我们几乎也可以说这是商人的欲望形象。这样，问题就在于欲望怎样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在这里，心理因素（父母形象的内化方式）和社会因素（孩子所在的亚文化群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就变得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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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夫妇制定了一种预测技术，以找出现在正在纽约接受长时段测试的一组少年中将来的青少年犯：一项5种因素的测试——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母亲的监督，父爱，母爱，家庭的内聚力，在布朗克斯区的两所学校数百名一年级学生接受了该项测试。格鲁克夫妇发现，通常一个男孩开始惹是生非的年龄是8岁。测试结果如果显示某一孩子有50%的可能性将来会成为青少年犯，就要采取措施对该孩子及其家庭进行心理治疗。这项实验将要继续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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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制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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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犯罪的短期或长期的社会学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城市里的“违法”程度首先是执法质量和警察机构的一项函数。至少，在1954年进行该项调查时，如果说存在着犯罪浪潮的话，那么这股犯罪浪潮似乎也不在罪犯中间，而是在警察中间。下面是几个随机抽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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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奥尔良，警长和侦探长被控有渎职罪，因为他们在处理两位警官夜盗一家杂货店一案时表现无能。10多名警察为他们的“额外”收入作伪证，因而受到指控，一个大型的陪审团于1954年3月作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在新奥尔良市，法律没有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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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阿密滩市，警长因执法不严而被罢免：两位警官在调查一起抢劫案时，因行窃被当场抓住；一位侦探被逮捕，因为他派两名歹徒去抢劫一家旅馆，事先还警告旅馆职员（一名前罪犯）对这起抢劫不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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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特律，18名警察被控犯有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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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警察局副巡官雷德蒙•吉本斯，他是穿警察制服的长官（他在战后重组了柏林的警察机构），由于《太阳时报》公布了一本普遍认为是属于他的笔迹的“小红书”，上面列有许多每周要交保护费的旅社和酒吧的名字，他被暂令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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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明翰，警察发现，在两三年时间里，一系列偷盗案都是由一伙警察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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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各种警察丑闻不断出现，布洛克林赌注登记经纪人哈里•格洛兹每年交给警察100万美元的保护费，这些钱按递降的比例分给从副巡官到街头巡警各个层次的警察。这件事情是如此之恶劣，以至于布洛克林大陪审团于1951年要求警察局局长解雇过去10年中所有担任过部门长官的警官，因为这些警官向赌注登记经纪人收取保护费。（在1959年，纽约又发生了一起向赌注登记经纪人收保护费的警察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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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机构（不管是公司还是工会）相比，很难说警察卷入腐败行为的比例较高还是较低。在纽约，在18000名警察中，估计最多只有5%的警察定期收取保护费；但是在这些警察中间，有400名担任要职的警官和便衣警察。在这一点上，需注意两件事：首先，警察腐败的最严重案例通常发生在秘密行动小组里，这些小组负责查办赌博、卖淫、吸毒，以及诸如此类需要侦查的事宜；其次，这些警察的不检点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余警察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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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城市的警察部门，或出于愤世嫉俗，或出于怠惰无能，接受一种所谓“受控制的犯罪”的理论。该理论容许有一定数量的卖淫、赌博等不法活动的存在，认为严禁这些现象的花费更大，且会产生更多的犯罪和警察腐败现象。许多大城市都采纳了保持都市中心的治安以及将赌博卖淫“处理到”都市四周的“卫星”城镇里去的理论。这样一来，辛辛那提数年来一直是治安良好的城市，但是河对岸的肯塔基州的新港治安却相当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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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高效率的（更不必说诚实的）警察队伍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警察通常不愿对那些不守纪律的警官起诉或进行监督和管教。在许多案件中，政治压力保护了涉案嫌疑人。布鲁斯•史密斯写道：“纽约警察局的人事档案里充斥着违规警察的复职和再复职的纪录，这些人的警察生涯里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停职中度过的，尽管实际数字在某一特定城市可能并不大，不过过高估计这些现象对警察风气和纪律所造成的损坏并不容易。”在纽约进行的一项关于20年间警察纪律案的调查中，史密斯发现，被指控的警察中有88%的人有罪，但只有55%的人被罚款，通过解雇或辞职方式离开警察队伍的人仅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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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风和纪律代表着一系列警察问题的一端，那么，在警察管理中错综复杂的层次之间关系网的建立就代表了另一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让地方的自治权达到如此极端地步。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警察机关，在乡村警察、城镇警察、乡村治安官、城市警察、州巡逻队、联邦执法官之间的关系（在联邦政府里面，在移民和边境管理、海关巡逻队、财政部官员、缉毒人员、秘密警察、邮政检察官及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和混乱，并且构成了具有破坏性的相互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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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部门重叠、职能重复反映了政府机构层层叠叠的等级制，仅此一项，就使得这类现象相当流行。甚至除了部门重叠所导致的更高的花费和税款这一问题之外，这类相互竞争简直是在鼓励一种竞争的“保护”体制，该体制允许敲诈勒索者对法律嗤之以鼻。“卫星城市”在过去10年里的发展要归结于下面这个事实：更容易从县治安官和当地警察那里获得“保护”，这些警务人员比大城市里的警察更易屈服于政治压力，更易被金钱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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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作住宅区的卫星城市”的扩张，主要由郊区的快速发展所推动，这种扩张引发了新的问题。例如，波士顿市区有80万居民，但是，马萨诸塞州人口的55%——约有250万人——居住在该市周围20英里的区域内，这些居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每天要到城里，不仅产生了通常的交通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产生了犯罪问题。在波士顿，因犯罪被捕的人里约有三分之一不是该市居民，这一比例无疑比美国其他城市都要高，因为该地区人口密度很高。税款负担的分配，市、县、镇各级警察工作的重叠，都产生了各种难以置信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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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大城市里，警察机关体制陈旧、囿于传统，无法采取一些简单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对效率高的工作部门来说是很普通的。为了应付新问题，警察机关通常只是增加了特殊部门和专门领域的数量，却并不对整个警察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例如，正像史密斯在其管理调查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纽约，“警察机关的结构紧密依附于组织的武器和计划，并未从一般的人事原则中得到真正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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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力分散已经达到极端时，几乎没有观察家建议成立国家警察机关，虽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当联邦调查局承担了调查绑架案的基本职责后，绑架案实际上不再发生了。但是，正像J.埃德加•胡佛所指出的（他可能是第一个这样指出的人），国家警察机关无力处理成千上万个社区产生的各种问题，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警察机关也无力处理由地方环境产生的十来万个问题。然而，对大都市和地区警察机构组织进行一些反思还是必要的；但是大都市和地区警察机构本身做不到这一点；这项反思乃是对各州政治管理体制进行反思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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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团伙活动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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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将犯罪作为非法获取财富的一种“非组织”形式来讨论。人身侵犯、夜盗、偷窃和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通常都是“自由职业者”的事务，是由个人或间歇性的团伙零星进行作案的。但是，犯罪里的“大户”——它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乃是指通过组织一个行当，为大众的非法而受禁止的欲望提供服务：卖淫、非法贩酒、赌博，甚至工业界的敲诈勒索，企图使其财富的获得合法化。这是作为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的犯罪。到现在，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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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五十年前，商业化的卖淫是非法财富和警察腐败的主要源泉。在纽约著名的油水区和芝加哥大环周围的临时居住区，随处可见各种臭名昭著的艳俗房子。20世纪著名的丑闻，从帕克何斯特牧师游历纽约的淫窟，到托马斯•杜威对纽约副议长卢基•卢西亚诺的起诉，都是有关卖淫嫖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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