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5132 这些激励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呢？我们知道，经济劳动力是不断流动的。在《经济进步的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早就指出过：随着收入的增加，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质和量都提高了，大量的经济部门将转向服务和其他“第三”产业。自从1910年以来，农民、农场主和非熟练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在总体上迅速下降；熟练工人保持着现状；服务行业工人迅速增加起来；在那个阶段的劳动力中，专业人员比例从4.4%上升到7.5%，业主和管理人员比例从6.5%上升到8.8%。半熟练劳动力以及服务和销售人员获得了最大增长。在1910年和1950年之间，半熟练工人比例从14.7%增加达到2.4%，白领工人比例从10.2%增加到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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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34 克拉克的追随者们试图制定出一个概念图表。他们讨论了“准第三”产业（通信、金融、交通、商业）和“第三”产业（医疗、教育、研究、娱乐）。无疑，美国经济的扩张已经使许多新兴职业成为可能，并且就整体而言，这些新职业都是在工厂之外确立起来的。但是，由这些成长的比例带来的激动不应误导我们忽视了这些适用岗位数量的有限性，或者，不应误导我们忽视了如下事实：美国的社会流动是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走在前面的是孩子们而不是其父亲；父亲抵达目的地便停滞不前了。由本狄克斯和李普塞特作出的职业流动研究证明：在25年的工作史中，一个个体平均拥有4.8份工作。尽管工人确实改变了工作，但是，“在从事手工劳动和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之间……相对地不存在什么变化”。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把80%的劳动生命花在了体力劳动的职业上，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把75%的劳动生命花在了非体力劳动的职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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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36 拥有一个固定位置是艰难的。即使在一些大企业里，假如一个人仍然想要获得晋升的话，其晋升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作为补偿，人们会作出大量的——有时是可怜的——努力，不是提升自己，而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社会学家埃夫里特•休斯说道：假如其地位和威望安排得当的话，那么一个人将愿意做任何一项又脏又累的重活；例如，医生的大量既令人不快又繁重的工作就属此列。“职业化”工作的努力已经变成了赋予一个人的工作以荣誉品格的主要手段，那种品格是工作的性质自身所否定的东西。我们有了旅馆管理学校，有了社会工作学校。汽车维修处变成了“机动车润滑油加油站”；人们不再说“我是卖炊具的”，而说“我是从事营销工作的”；门卫变成了“物业管理员”。医院的门卫则变成了“管理员”；秘书变成了“主管助理”；而牧师，如果他无法提升为主教的话，便根据其所在地区牧民的社会阶级来衡量他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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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38 游玩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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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40 为逃避工作而采取的最有意义的形式是对“休闲”（leisure）的强烈渴望。工作是令人烦恼的。虽然工作是无法回避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减少其工作量。在现代，这个理想是通过令人愉快的娱乐（音乐、墙上的色彩、休息时间），尽可能地减低工作的令人不快的方面，并且尽快排除由工作带来的诸多不快和损害来实现的。在《生活》杂志里，占了两整页锃亮的广告展示了停放在一幢优雅小别墅的大起居室面前的一辆漂亮的林肯小汽车，其广告词写道：“您的居室四周如茵。您的厨房是工程师的杰作。您有华贵的家具和优美的服饰；您轻松地工作，尽情地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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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42 游玩、娱乐、消遣是当今文化的主题。它们是“强行推销”（hard sell）的主题。运动服、旅游、野宴、手提电视机，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时代的标志。在人的被动性中，已经埋下了堕落的种子。不过，有些严肃的社会批评家仍然在休闲时间的发展中看到了实现一种任其自然的性情的可能性，看到了放弃对工作约束的可能性，看到了放弃加诸不守规则的表现之上的过时道德惩罚的可能性。大卫•利兹曼（David Riesman）嘲笑了企图把“欢乐和意义”引入现代工业主义的人。他说道：“按照不合时宜地介入的错误推理”，他们可能会“使工厂和白领人格化、情绪化和道德化”。但是，他主张，“更有意义的将是接受而不反对现代工业中的客观性：增进工作中的自动化程度——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愉快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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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44 利兹曼想要的是“游玩的自由”。“除了工作时间和工作感受之外，［游玩］可以不断地成为生活艺术的技能和能力发展的领域。游玩将证明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对应然存在的自动的人来说，将仍然存在着保留与其社会品格的普遍要求相区别的个人品格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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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46 几乎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也许是因为它太模棱两可了。（利兹曼写道：“我们承认自己对游玩所知不多，因为研究一直主要地集中在生产者的‘社会品格’方面。”）但是，“游玩”能够脱离工作吗？应该指出，游玩不是休闲——至少在从柏拉图到T.S.艾略特（T.S.Eliot）的经典图画里它不是如此。休闲的文明是具有探索和扩张特殊文化传统的明确任务的文明。如约瑟夫•丕佩尔（Josef Pieper）指出的那样，休闲不是荒淫无度地过日子，也不是纵情狂欢，而是全身心地陶醉于优雅的艺术之中，“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游玩也不是放松。因为无论是无精打采，还是想入非非，放松是介于两种努力之间的一条缝隙，介乎两个高潮之间的一个低谷。它不是“自由的时间”，如工作中略作“休息”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它是时间的间歇，是工作节奏中的必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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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48 游玩（不是休闲或放松）是对工作紧张的消除，是对身体和心灵的另一种运用。但是，一种正在衰弱或消失的紧张只会产生一个极具攻击性的或消极的游戏方式。为了拥有“自由的时间”，一个人必须全力去应付挑战性的一天，而不是消磨掉无聊的一天。假如工作正如地狱之轮那样日复一日地无聊运转，那么偶尔介入的游玩除了是等待着地狱之轮下一次转动前的一个瞬间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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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50 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44]在他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一书中预见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个人用其一生的20到25年来例行公事地打发每天数小时的时间，然后才得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愿望。在这里，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以一种严肃的方式，贝拉米的预见变成了现实。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从70.6小时（在1850年）减少到40.8小时（在1950年）。每周两个休息日成了美国生活的标准，每天工作7小时也即将得到实施。但是，工人们在工作中一直被否认的东西，他们现在企图以多种方式重新掌握起来。在过去的10多年里，对各种艺术品和手工制品的癖好不可思议地蔓延了起来，摄影、带动力工具的家用木制品、陶瓷、高保真音响、电子学、无线电“话务员”等风行于一时。美国已经看到了以前历史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的众多“业余爱好者”。并且，尽管这是内在地可驾驭的，但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丧失了对工作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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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52 左派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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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54 假如在资本主义工业秩序中，工作已经丧失了它的基本存在理由，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它将找不到任何新的意义。也许，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学事实是，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欧洲诸国的经济，无论是英国还是大陆，都特别地依赖于世界贸易的平衡；并且，其可操作的领域是有限的；实际上，在一场正在悄悄进行的“管理革命”中，由经济专家作出的技术决策现在决定着政治家们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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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56 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对当前的灾难并不是毫无责任的。社会主义起初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希尔费尔丁（Hilferding）[45]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韦伯夫妇（the Webbs）[46]的《费边社论文集》（The Fabian Essays），所有这些文献都一致地断定：生产问题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再分配劳动果实。但是，19世纪的资本增长问题，各种刺激，生产力在今天依然很具活力，而与此同时，国有化并没有产生什么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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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58 也许，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工人对国有化工厂的冷漠以及他们对于去做“拥有”工厂之类事情的不情愿（与波拉尼的如下恰当评论相一致：英国水手感到他们“拥有着”皇家海军）。当国有化董事会发布年度报告的时候，英国铁路工人和英国煤炭工人对此并没有赞美。其中的一些原因应该往上追溯：许多国有化产业被陈旧的技术和巨额的债务所拖累；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尤其是利率大幅度下跌，给改革带来了困难。简单地说，如工党首相阿斯顿•奥尔布在《新费边社论文集》（New Fabian Essays）中指出的那样：“国有化产业面临的人类关系问题主要地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的规模和复杂性，那些问题是具有相似规模的所有组织都同样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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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60 但是，除了社会主义者后来才开始面临的经济学和管理组织这些难题以外，还进一步存在着一个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社会主义，尤其在西方，从其工作的眼光看，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它一直关心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市场。尽管韦伯夫妇的社会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高效率和秩序，但是，正如由迪金森、兰格和勒纳指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经济指导试图证明：在一种指令性经济中，市场微积分学是可能的。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47]提出的人道主义冲动已经丧失。莫里斯在其《没有出处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中拟出了一个新的有机秩序，它把农业、工业布局和城镇规划统一了起来。但是在费边主义者看来，这些设想完全是一些不现实的乌托邦。在发表在第一个《费边社论文集》中的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一文中，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48]（她后来成为神智学的出色代言人）对想要凭空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人们进行了攻击。她论证说：“实事求是地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组织只能是对现存趋势的一个推算。韦伯夫妇也只是把社会变化看做创造秩序的一个手段；他们的动机是对效率的热衷。他们对人民没有感情。在《新马基雅维利》（The New Machiavelli）一书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49]这样来描写奥特里亚•贝利（比阿特丽斯•韦伯）：“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要是他们（奥特里亚和她的丈夫）有主宰一切的机会，我想，他们会砍光所有的树木，铺上被脚踩平了的蹩脚的绿茵，装上聚集阳光的劣质设施。奥特里亚以为杂乱无章的树木和海边的悬崖峭壁都生得毫无道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发挥像“国防部兵营建筑学”那样的作用。他们的世界的基本景象是“像现代科学那样有信心和有力量的、像身体那样匀称而美丽的、像阳光那样沐浴着我们的一个有机的国家……个人主义……意味着混乱，意味着一帮绝望、散漫、无知和鲁莽的小人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有机的国家必须永远地结束这种混乱；它应该统摄我们的所有观念，并且赋予我们的所有野心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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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62 结束混乱，把社会纪律引入进来的这个愿望也典型地体现了列宁的性格。更有趣的是，列宁被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工作所深深地吸引。当俄国革命接近结束的时候，列宁面临着组织工业生产的任务，如他在1919 年6月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他的解决办法是引进计件工作制和泰勒主义。列宁写道：“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统治和苏维埃组织或管理同最近的资本主义的进步手段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泰勒制的研究和教训引进俄国来，把它的系统的测试和采用情况介绍到俄国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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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64 无论现代社会主义者作了多大努力，他们的思想几乎都没有从市场成本和效率的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对此问题最为焦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的阿斯顿•奥尔布（Austen Albu）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但愿工人们可以被给予“参与决策的感觉”，但愿他们具有“参与的感觉，并且对其所工作的工厂担负起责任来……”但是他知道，对于大范围的管理组织来说，“关于产业民主或工人自我监督的古老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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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66 软体动物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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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68 除了把工厂“分裂”且分布于花园城的小单元中之外，或者除了——像一位英国作家称呼它那样——等待着把所有工人都用技术来代替的“技术乌托邦”（tektopia）的到来之外，艰苦的工作问题是否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呢？也许，一个最温和的办法可以从追溯工作技术——从对效率概念的挑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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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70 假如一个人想在工人中间鼓起一种新的士气，激发出一种新的工作热情，那么他就必须考虑到，工人不仅仅只是在一个工厂里的“人际关系”的一部分。他的工作必须不仅要养活他的肉体；而且要维持他的精神。让我们返回到“流水作业”（belt work）问题上来。由查尔斯•瓦尔克（Charles Walker）和罗伯特•盖斯特（Robert Guest）所著的一部美国社会学研究著作《流水线上的人》（The Man on the Assembly Line）的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是，不满于他们被束缚于其中的机械工作，工人们想出各种方式来“布置流水线”，以保证他们的工作具有节奏。一个办法是建立“工作平台”，即算出准流水线的数量；另一个办法是迅速“完成流水线”上的工作，然后让自己可以缓一口气。在工厂里，最受欢迎的工作是机动人员、领班和维修人员所做的工作——那是一些最不具流水线操作性质的工作。机动人员起着对各个班次的流水线工人的顶替作用，他要能够胜任整个流水线的工作，他要接触不同的工人，了解所有的工作。作者评论说：“对于一个不熟悉流水线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分5个步骤做的一项工作和分10个步骤做的一项工作之间的差异，或者用2分钟完成的一项工作和用4分钟完成的一项工作之间的差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对于这位工人来说，这项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在他当时的工作经验中由甚至仅仅几分钟的变化所具有的心理重要性。”[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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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72 瓦尔克和盖斯特的这项研究所蕴藏的意思是一目了然的。由于细致的工作分解从社会上讲（和人上讲）变成了自欺，答案就在于工作的轮换、工作的“扩充”和工作周期的拉长。从时间运动研究的观点看，无论这包含着什么损失——和成本——工人实际获得的满足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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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74 从表面上看，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对管理层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心理学家难道没有告诉过他：心满意足的工人将是更有干劲的工人吗？但是，要是实际并非如此又会怎么样呢？假如让工人变得更满足的成本不足以抵消增加的产量，那该怎么办呢？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汇报了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进行为期一年半实验所取得的成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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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76 两组员工被给予了安排工作的大量自决权，诸如，何时休假，如何处理迟到，谁要加班工作。相比之下，另两个组的员工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并且所有的决定都由管理主管作出。根据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53]的理论，研究者假定：“参与决策的增加将导致生产动机的增加。”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事实并非如此。“受科层管制的”两个组取得了更大的生产力。（这些增加也不应归结为外来因素，因为在同一个阶段，与之比较的另两组在实验计划之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不过，还清楚的一点是，控制自己工作方式的个体比屈从于行政控制的个体更加喜爱他们的工作，并且，在“科层”组织里的个体也表现出了对团体决策过程的强烈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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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78 显然，对人际关系工程师来说，这里是一个“价值”问题。哪一个“可变项”是应该设法最大化的呢？是直接工作班组的满意值，还是公司的生产力？更加笼统地说，应该是为了提高产量，减低成本来组织工作，假定这些好处能够被转移，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呢？还是为了让工人在工作中受益才这样子组织工作呢？由于相对成本是可变项，我们的功利计算围绕它们而上下波动，因此，谁应该承担这些成本呢，是消费者还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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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5180 从历史上看，市场社会的答案一直是消费者应该从中受益。这一点不利于我们的效率概念。在竞争经济中，除非所有竞争者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单一公司怎么能担负得起增加的成本呢？甚至社会主义者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例如，在25年前，当英国工党作出如下决定时：通过由国家的非市场管理的“公共企业”，而不是通过社团主义控制或合作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实施国有化，它也接受了效率的规则。由于缺乏来自工人自身的压力，因此不存在将迫使现代企业去重新制定工作流程的方案。[54]但是即使工会也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像许多别的方式（加强纪律、“鼓励”工人超产，等等）一样，工会已经变成了“管理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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