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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劳伦斯•J.亨德森（1878—1942）：美国生理学家、生物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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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杜威写道：“我欢迎给‘事物本身’加上引号，因为探索并揭示‘事物本身’是一项科学研究的崇高事业……［工业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是，正是在于它们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因为它们没有研究‘事物本身’，没有把人际关系中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它们以对于事物本身的偏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它自动地正在进行的研究活动……只有当这种不科学的限制得到清除之后，‘更大的社会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道德价值取向）才能必然地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课题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杜威：“社会科学家的解放”，载于《评论》1947年10月）这是杜威教授对一位作者的文章“让人适应机器”（《评论》1947年1月）作出的回应，该文章分析了工业社会学研究中的10多项研究，那些研究都是根据上述框架作出的。那篇文章和纳森•格拉泽的文章“任人摆布的政府”（《评论》1946年7月）一起，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那种方法把社会问题简单地作为“给予的”问题来接受。在评论由格拉泽和本人撰写的一些文章时，杜威教授主张：把社会研究限制在对“现存”社会布置范围里的态度源于历史分工。由宗教文化创造的那种分工千方百计地限定社会科学的范围。如杜威在另一个地方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妨碍着社会问题的根本道德性质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害的，无论它是来自于身体理论方面，还是来自于心理理论方面。为了被选择者的利益，消除甚或妨碍着价值选择的功能，消除甚或妨碍着对欲望和情绪的利用的任何一种学说，都削弱了对判断和行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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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伯利•加德纳（1902—1988）：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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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也许，就对哈伍德制衣公司所开展的一些研究而言，那些研究持续了许多年，为确立某些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打下了基础，在这里我可以谈一下还没有被人说起过的一些事情。哈伍德制衣公司是生产睡衣和女装的一家家庭所有企业。一位目光远大的年轻企业家艾尔弗雷德•马罗领导着这家企业。马罗在已故的库尔特•卢因门下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该公司发现在纽约的劳动成本太高，便迁到了西弗吉尼亚。在那里，问题是训练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山地姑娘掌握简单的缝纫技术。马罗带来了卢因的学生艾里克斯•巴韦拉斯担任工厂的心理学家。第二年，约翰•R.P.弗兰奇和莱斯特•科奇来到了这里。于是，所有实验的详细记录都保留了下来：对曲线的学习有利于启发这些年轻姑娘们去掌握她们的工作要领。而谁将承担繁重任务的问题，或者，工作节奏变化的问题，是由“团体决定”布置的。产量持续增长着，姑娘们似乎很快乐，心理学家们忙于编排各种班组，工厂似乎正在朝着成为模范的团结一致的社群迈进，那种社群曾经是罗伯特•欧文或者至少是埃尔顿•梅奥所孜孜以求的。悄悄地，这些心理学家开始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尽管没有提到哈伍德是他们的实验地。（利文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家工厂，他写了几个研究报告，作为《社会冲突的消解》一书的附录发表。）马罗感到这个非同寻常的社会实验将受到广泛赞美——它也许是一项像霍桑所做的那样的开拓性工作，他于是在包括《财富》这样的商业报刊上广泛地对它作了宣传。他指出，通过实施团体决策，并且保持对紧张的密切关注，工厂将持续地获得增产——并且——避免工团化。其论点是，假如工人是快乐的，那么他们将不需要工会。在了解了这一主张之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协会派了一名组织者到西弗吉尼亚。他散发了一些传单，那些传单引用了商业报刊上的一些赞美性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他写道：“请问哈伍德制衣厂的工人们：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正像试验品那样地被人所使用？”工会指的是这家工厂。——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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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795年5月6日，两个英国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馆制定了一部影响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法律，即《斯品汉姆兰法》。在这部法律中，两位法官将面包价格与工人工资挂钩，明确保障工人个人有权获得足以维持其温饱状态的合理工资，不仅如此，工人的妻子、子女也有权获得温饱保障，两者都根据面包价格计算。如果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温饱，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助，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工资外的补助保障制度，并将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最低生存工资，同时也成为最低家庭生存工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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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迈克尔•波拉尼伊（1891—1976）：匈牙利博学家，在物理化学、经济学和哲学皆有贡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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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参阅我的论文“广告：它对社会的影响”，载于《听众》1956年12月27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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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如此打动人心的是一个古老的美国神话：曾经在美国建立了第三大汽车帝国的克莱斯勒给他的自传起了这样一个书名：《一位美国工人的生活》。一位欧洲的巨头是否也会这样做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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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美国小说家和记者，著有《回顾》、《平等》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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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鲁达夫•希尔费尔丁（1877—1941）：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金融资本》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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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韦伯夫妇，指英国社会活动家、工人运动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比阿特丽斯•韦伯（1858—1943）和悉尼•詹姆斯•韦伯（1859—1947），两人合著有《工会史》、《产业民主》、《英国的地方政府》、《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败》、《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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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设计师、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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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安妮•贝森特（1847—1933）：英国思想家、社会主义活动家，女权主义早期思想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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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写作科幻小说著名，著有《时间机器》、《隐形人》、《星际战争》、《世界史纲》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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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引自列宁在1919年6月的一次讲演，那次讲演的题目是“科学管理和无产阶级专政”，重印于J.R.康芒斯的《工联主义和劳工问题》（第二丛书，1921年）；也请参阅列宁的《列宁选集》，第7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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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解读马克思对现代工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显著地看到他是如何理解一些简单分工的，那些分工使几代社会学家感到困惑不解。他对机器工作的致命效果的解决是多变的。“它变成了社会的生死问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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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个主要组织变量的实验变化”，由南希•C.摩斯和埃弗里特•C.利默撰写，载于《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1956年1月。关于对主管和监督人员进行测试中的价值问题的讨论，请参阅本人的文章：“在民主中筛选出领导”，载于《评论》1948年4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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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库尔特•勒温（1890—1947）：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拓扑心理学创始人，实验社会心理学先驱，格式塔心理学后期代表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著有《拓扑心理学原理》、《心理的力的表述和测量》、《解放社会冲突》、《形势心理学原理》、《社会科学中的场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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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艾里克•特里斯特和来自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探索“机械化对英国煤炭业的影响”的一个小组对工作组织作出了更富于想象力的研究。在传统的采矿业中，煤矿地面的工作管理和调度自动地由工作小组实施。“小组发展了自我调度的惯例，任务的连续性和角色的循环适应于地下工作的情景。”随着机器的介入，新的专门化的任务得到了开发，旧工作小组瓦解了，对操作的监督随着管理的多重化而“向上”扩张。但是，如特里斯特指出的那样，这些组织假说本身是根据工作任务的工程观念机械地决定的。研究小组小心地提出了“把对于工作的自动控制”返还给地面小组自身的一些假说（请参阅“煤矿地面的工作组织：对煤炭体系的一个比较研究”，E.L.特里斯特和H.摩莱［塔维斯托克研究所：《油印报告》，1958年6月］）。也许并不奇怪的是，这些提议遭到了一些煤炭理事会官员甚至工会内部的拒绝。——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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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英国作家，著有《众生之路》、《埃瑞璜》等，萧伯纳赞誉巴特勒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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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一个烤面包电炉是自动的，但它是一个“事先设置好的”操作循环，无法根据变量进行调节，而一个“自动机器”，通过反馈，可以根据变量进行自我纠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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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诺伯特•维纳（1894—1964）：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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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尽管一些工程师从来没有放弃尝试，1955—1956年漫长的华斯丁霍斯罢工爆发于公司开始所谓的“常日班”工人（材料搬运工、维修工、清洁工）的时间研究以便为这些工人确立一套操作标准的时候。在美国工业史上，这实际上是第一次针对“自动化”的罢工。自动化改变了产业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减少了直接生产工人的数量，增加了间接生产工人的数量。为了控制后者日益提高的成本，华斯丁霍斯开始了对工作的测量研究，在以前那些工作被认为是无法测量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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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阿南克是希腊文化中终极命运的人格化；萨纳托斯是希腊文化中的死神，指破坏的本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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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圣奥古斯丁（354—430）：著名神学家、哲学家，著有《忏悔录》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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