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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马丁•路德（1483—1546）：新教宗教改革的发起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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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茨温利（1482—1531）：瑞士新教改革家，苏黎世宗教改革第一位领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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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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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A.E.豪斯曼（1859—1936）：英国学者、诗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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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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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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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三部分 乌托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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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伦理和政治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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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斯的拉比（the Rabbi of Zans）经常讲起自己的往事：“当我年轻时，我对上帝充满了热爱，我想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皈依上帝。但我很快就发现，要是我能让我镇上的人都皈依上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我认识到，这个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了，我便转而全力以赴地试图改变自己家人的信仰。但我同样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先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真诚地服务于上帝。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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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哈西德派故事（Hasidic Ta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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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要寻求自己的灵魂或他人灵魂的得救，就不应该通过政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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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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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傅立叶（Fourier）[2]允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将长到至少“10英尺高”。教条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3]宣称，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都将成长为超人。具有浮夸习气的安东尼奥•拉布利拉（Antonio Labriola）[4]告诉他的意大利追随者，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每一个儿童都将成为伽利略和布鲁诺。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Trotsky）[5]甚至漫无边际地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太平盛世：在那个时代里，“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聪明和自由，身体变得更加匀称，行动更富于节奏，声音更富有乐感，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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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当美利坚拓荒者摆脱英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在国会授予的大印玺背面刻上了如下词句：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是美利坚纪元的开端。幅员辽阔和物产富饶的美洲大陆，注定要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试验场。在这里，“上帝是伟大的劳动者”（God，Master Workman）的说法将深入人心。这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自然神论，它强调上帝是一个手工艺人，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启示。这种伪装的自然神论迎合了日益增长起来的实用主义气息。因此，这个社会纵使不欢迎，但也还不至于带着嘲讽的心情，去忍受一小帮人为探索太平盛世计划而作出的努力。纵使一些地方的反应是敌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无人管束的蛮荒之地，从得克萨斯一直延伸到了爱荷华。在那里，乌托邦拓荒者可以找到立锥之地，远离他人的窥探，继续寻求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这类殖民地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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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里，社会主义似乎将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是受到了这片广阔无垠的处女地的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感到非常乐观。在1879年，马克思写道：“现在，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在获得的财富总量上还落后于英国，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英国；但与此同时，大众能够更加迅速地掌握并且利用更强大的政治手段来抗拒以这种代价而完成的进步形式。”[6]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状况的书信，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预言。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美国版“序言”中，他以高度热情评述了1886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引人注目的有劳工骑士团的崛起和亨利•乔治在纽约的竞选运动，他非常高兴地指出：“美洲是一片更加得天独厚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中世纪的遗迹挡道；在那里，历史开始于17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因素，工人阶级在短短10个月之内便经历了其发展的两个阶段（全国工会运动和独立工党）。”5年之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也没有因诸多令人悲哀的转折性事件的发生而消失，恩格斯写信给施洛伊特说：“伴随着同样确定的倒行逆施的运动，持续不断地更新的更先进的运动浪潮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先进的运动浪潮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时候，倒行逆施的运动才会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一旦美国爆发了这种运动，就会变得充满活力和暴力，这与我们在欧洲展开的运动相比，应该仅仅是处于幼稚阶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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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就是由韦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在20世纪初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松巴特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回答。他提到了开放的边疆、通过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众多机遇以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其他作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施利格•佩尔曼（Selig Perlman）在《劳工运动理论》（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一书中，就美国阶级意识的缺乏提出了三个理由：缺乏一个“稳定的”工薪阶级；选举的“自由权”（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其他国家的工人们——例如，英国宪章运动者——发展了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动机）；持续不断的移民潮冲击。佩尔曼认为，正是外来移民导致了美国劳动者的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了移民后代想要摆脱其低微身份的强大抱负。在19世纪20年代去过美国的旅行家凯塞林伯爵（Count Keysering）[8]对信奉平等主义的美利坚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认为美利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代理者；并且，在19世纪后期，陆续来到美国的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改变信仰”都为这种说法的敏锐性提供了佐证。有些作者根据农场主随着商业周期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来强调美国生活的土地所有制基础；另一些作者则指出，就重视赞助、机会主义、作为政治话语样式的修辞学贫乏而言，两党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地方性的而非功能性的制度；因此，不是强硬的原则，而是妥协，逐渐成为不同利益政治集团进行谈判的焦点。总之，所有这些解释都依赖于美国无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一个节俭而精明的美国工人所消费的面包和肉食是一个德国工人的3倍，他所消费的糖几乎是一个德国工人的4倍。有鉴于此，松巴特惊呼道：“在烤牛肉和苹果酱的围攻和拦劫之下，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走向了终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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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诸多分析中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这些状况都是暂时的。作为一个一直在演进中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必将“走向成熟”，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庞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工薪阶级以及一种欧洲式社会主义运动。大萧条就是这样一种危机，它是一场动摇了整个社会自信心的严重情感挫折。这场危机在美国工人心中留下了创伤。它促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组织。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那个组织的工人人数从不到300万发展到1500多万，差不多占了美国工薪阶层总人数的30%。这个组织所向披靡，发动了数次俄亥俄州工业区罢工，给美国带来了一股强劲的阶级斗争旋风。它导致了强烈的反资本家和反富豪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休伊•朗的共享财富论，卡夫林神父的社会公正论和弗朗西斯•汤森博士的养老金方案）。看起来，这里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盼望已久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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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在劳工运动中还是在政府中，既没有产生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播下任何一粒连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种子。前面引述的理由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就像较早时期美利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新政似乎已经成为多少有点不同的社会主义替代物。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激进运动而言是“外在的”，而且，即使这些解释是真实的，它们也仅仅说对了一半。其另一半是：社会主义者究竟是怎样来看这个世界的，并且，根据那个见解，为什么这个运动无法适应美国社会？为什么它不能够作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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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正视现实的形势，对于这个问题作出的一般回答——而且这些评判总是事后才作出的——涉及了社会特性的相互影响（例如，那个运动的社会构成以及它对参与运动的成员所要求的忠诚类型）、与其他机构的“往来”程度，以及自身意识形态的性质。[10]要想对社会运动成功或失败作出充分解释就必须对这三个要素如何相互影响进行描述。因此，由于种族的或情感的原因，一个完全脱离于社会的运动，将更难以与现存秩序达成妥协；在此情况下，这种运动的社会特性可能是它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决定性原因。一个拥有高比例工会成员的社会运动，一个拥有高比例职业成员的社会运动，具有比较容易与其他政治集团进行沟通的“桥梁”；因此，“往来程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情况下，意识形态的性质可能是导致行动两难境地的原因。对某些运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个姿态，一个容易被抛弃的姿态；对另一些运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个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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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的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我的主张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无力解决在伦理和政治之间的一个根本两难：社会主义运动，既有明确的目标，又抵制整个资本主义秩序，无法把自身同此时此地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世界的社会活动所面对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概括地说，它陷入了一个不幸问题之中：生活于现世，但不属于现世；在不道德的社会里，他只能充当道德人，但他不能充当政治人，并且这一角色是名不副实的。除了只能对其抱着一种骑墙态度以外，它绝不可能解决如下基本问题：要么像劳工运动那样，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寻求从其内部来进行变革，要么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共戴天的仇敌。一个宗教运动可以分割它的忠信，（像路德教那样）做到既生活在现世，又不属于现世（毕竟，它不关心此生，而只关心来世）；一个政治运动却无法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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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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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是一个配置各种回报和特权，强制执行各种义务和责任的有机系统。在此框架内，伦理学研究配置的应当性问题，蕴含着某种公正理论。政治学研究配置的具体样式，涉及了在各组织集团之间为分割特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在社会活动中，在伦理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阿克顿（Acton）勋爵[11]在笔记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治究竟是在伦理界限内实现理想的一个尝试，还是在那个界限之内获取种种好处的一个尝试？”或者更简要地表述为：“伦理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界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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