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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意识形态终结主题之最强有力的提法是著名瑞典政治评论家赫伯特•廷格斯顿（Herbert Tingsten）[36]的见解。1955年，他在总结斯堪的那维亚经验之后写道：“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在各种事例中得到了清算……无论是在保守党中间，还是在自由党内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在的词汇正在蜕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这个主题也是1955年在米兰举行的文化自由大会的会议主题之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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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19世纪意识形态的景象形成于社会的整体转变。在西方，出现在战后的常规见解是，市民政治学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按图索骥般地组织社会的梦想将必败无疑；如不努力认清人类和社会的代价，就无法了解那些似乎必然发生的深刻社会变化；假如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土地的集体化）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过去——以及在现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作政治学实用主义的观点（谨慎［prudence］是一个没有多少哲学含义的术语），或者，杜威曾含糊地称作“明智”（intelligence）的观点。在自由主义价值框架之内，这种观点热衷的是把解决问题看做弥补社会弊端和不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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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的政治和思想背景。毫不奇怪，当我的著作出版之后，这个主题在肯尼迪（John F.Kennedy）[38]的言论和信念中得到了共鸣。1962年6月，在耶鲁大学发表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肯尼迪总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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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这些问题虽然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但是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关系到去探索解决各种复杂而辣手的难题经过认真推敲的方案。我们今天经济决策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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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出版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尽管它受到莱昂内尔•特里林的称赞（本书是由特里林、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40]和W.H.奥顿［W.H.Auden］[41]主持的世纪中期图书俱乐部推选书），受到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42]和大卫•波特（David Potter）[43]的称赞，并且受到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44]的称赞。但是，本书——更确切地说，由其题目所表明的主题——不断受到许多激进作者的攻击。而且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25年之久。[45]在其对本书作出回应的回顾中，哈瓦德•布里克（Howard Brick）⑥写道：“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终结’逐渐承载起了随后几年知识界热点问题的分量：什么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前景和局限？激进运动在美国何以必败无疑？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文化担负起什么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存社会关系采取什么姿态——究竟是敌对姿态还是肯定姿态？在何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在得势精英的唆使下共同犯了滥用权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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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存在着5种不同层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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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现状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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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以专家制定的技术治国方略代替社会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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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用舆论代替道德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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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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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60年代和70年代的事件所证伪。那些事件证明，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获得了新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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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一目了然的是，这些批评都没有对有关结构变化的基本分析提出挑战，那些变化危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社会的描绘和预言，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两极化阶级冲突不可避免性的信念。[46]这些批评都没有涉及这样一个论点：对外政策不是“国内阶级分裂的反映”，也不是大国之间经济对抗的反映，而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历史冲突的结果。[47]这些批评都没有注意到经济力量性质方面的结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私有财产作为反对技术技能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或者说，作为社会职业基础，“工薪阶级”（salariat）的兴起取代了“无产阶级”（proletariat）。如布里克指出那样：“显然，没有一个贝尔的批评家直接对其核心论点提出挑战：社会主义已经不再相关于西方工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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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本书会有如此多“误读”呢？我认为，一个思想原因是我不愿意为“这个”单一问题提出公式，或者不愿意为一些复杂问题提出单一答案。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思潮（部分因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分离，部分因为许多交叉社会形式的“并存”，诸如财产以及作为力量基础的技术技能），而我的目标一直是回避单一概念术语（如“资本主义”）并对相关复杂问题作出分析性区分。这些分析性区分几乎贯穿于本书关于结构变化的每一次讨论中。因此，那些喜欢争论的批评家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捡起这些区分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把它当作批评的对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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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由于思想误读产生的问题。不过，另一些问题则包含着情感因素。在对浪漫的激进主义感到悲观绝望因而抛弃它成为基调的情况下，许多批评家从本书中——愤怒地——读出了自己的推测，并且顺理成章地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如德尼•朗（Dennis Wrong）在对我的著作表示不满时就是这样想的：假如承认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么知识分子“将无法扮演作为独立批评家和观察家的角色”。对此人们只能回答说：难道知识分子只能做批评家吗？难道他们不能做一些“建设性”工作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对自己的言论担负起责任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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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在为现状作辩护的论断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大话。什么是“现状”？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任何一个单一术语，诸如“资本主义”，都无法包容其不同维度：由势均力敌集团所组成的信奉着不同价值观念和推崇着不同权利主张的民主政体，复合经济，福利国家，社会团体的多元差异，不同因素融合而成的文化，法律规则，等等。其中没有一个维度直接依赖于其他维度。民主政体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在司法体系、社会自由和权利传统中具有其独立的根源。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公民权利的扩张——在过去25年里黑人进入政治过程就是证明——并不是依赖于经济上的阶级冲突。不过，本书确实提倡过在社会民主方向上的“逐渐”变革。如果这就是“现状”，那么它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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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论断同样是无效的：本书鼓吹对社会实施技术治国方略，用C.赖特•米尔斯的话来说，从社会学角度杜撰出一个“经验主义偶像”（fetish of empiricism）。[49]这两种说法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工作及其不满”）对生活的合理化，对韦伯考虑问题的思路，感到了悲哀。本书半数以上的文章（如哈瓦德•布里克再一次注意到的那样）致力于对各种理论进行详尽的探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暴露它们，或者是为了揭露它们对经验事实的歪曲，而且是为了证明，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在从事社会分析时阐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所扮演的必不可少的推测性角色”[50]。我总是既承认社会政策离不开经验依据，又坚持在形成政策过程中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学必要作用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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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哲学家亨利•大卫•艾肯（Henry D.Aiken）[51]提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在政治生活领域中道德话语的终结和融贯的‘实用主义’话语的开始”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52]例如，他把我对“修辞学的终结”（参阅第406页）的呼唤曲解为雄辩的终结，道德判断的终结，（诸如“普遍福利”、“共同善”之类）哲学陈述的终结，政治抽象的终结，诗歌的终结（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理性主义者一直害怕诗歌”），形象语言的终结，并因此指责本人提倡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的（纵欲的）哲学，“它呈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徒劳无益地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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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该怎样去领会这些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指责呢？我只能这样猜测，艾肯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实用主义了，而实用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立于政治话语和第一原理的。但是，正如我在我的答复词中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一切说明的是在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一种徒劳无益的混淆。而且，并不是只有艾肯才产生了这种混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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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不同的转折是由C.赖特•米尔斯作出的尖锐而严厉的攻击。他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冷漠的庆贺”。1952年，《党派评论》举行了一次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Our Country，Our Culture）为标题的专题讨论。米尔斯以一贯好斗的旁观者姿态写道：“一想到‘那些老《党派评论》撰稿人’把持着‘我们的国家’栏目……你就感到无可奈何。”在米尔斯看来，美国不是“我们的”国家。于是，在1959年，他去了古巴，受到了卡斯特罗的欢迎，并且写了一本名叫《听哪，美国佬》（Listen Yankee）的著作。1960年，米尔斯继续频频出击，写了一封著名的“写给新左派的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发表在英文版《新左派评论》上）。他在信中声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历史地过时的”；作为变革的代理人，工人阶级是“历史地过时的”；并且，一种新的力量，“一个赞成变革的可能是直接地激进的代理人”，正在崛起，它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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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识分子的冷战成了主战场，米尔斯把攻击目标集中在他称作“北约知识分子”的身上。北约知识分子是苏联知识分子在西方的翻版。他从道义上在两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并通常对前者表示不信任。他以如下大声地叫嚷结束了该文：“让这些个老妇人去聪明地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又要开始运动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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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尔斯的文章中难以引导出一个前后连贯的论点。因为它是以一种时断时续的独特风格写成的。这是一篇不作标点的长篇独白，其中包含着对“激进变革”的多次劝导；但它对究竟什么是“激进变革”却只字未提。因此，在这种派系修辞学的经典策略中，他并不是在提出论点，而是在“给”游戏者“划定界限”（称之为知识社会学），并假定了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因此，作为思想实体，它没有什么价值；而作为论战实体，它非常有效。米尔斯悟到了某种正在萌芽的东西，于是他的文章变成了青年新左派的一面旗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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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识形态的终结似乎相矛盾的一个事件是激进主义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的高涨。其强度，其愤怒，其言语，其对激进变革的呼吁，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意识形态的一个新局面。不过，这种激进主义都没有涉及经济问题，（除了有些激进主义者后来了解了异端马克思主义之外）甚至无法形成一种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义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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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主义融合了四股不同思潮：一种崇尚更加自由生活方式的青年文化的出现，包括性和毒品；黑人权力运动的戏剧性崛起，尤其是在“五个盛夏”里看到了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蔓延的烧杀和抢掠；“解放”运动的泛滥，以及自觉声明对立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宣言的传播；越南战争，像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它激起了大量学生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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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代早期青年文化，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他们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哀叹美国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社会。从原则上讲，这个运动同过去几百年来一再发生的为世人所熟悉的那些放荡不羁的青年运动没有多少区别——兰波带着魏尔兰过着一种青春期的同性恋流浪生活，22岁时到非洲去冒险；或者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阿伦•金斯伯格带着他的人马去了加德满都。不过，其差异基于两个重大事实：首先，作为战后生育高峰的结果，青年人数的激增，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其次，通过大众媒介和方兴未艾的音乐和录音产业，对那些令人好奇的偶像的宣传，以及越来越多的青年对这种虚假解放的热切渴望，对“放荡的民主化”的热切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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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摇滚和毒品文化的实质是对性的炫耀，这种炫耀是自负的表现，它声称自己对立于“资产阶级的假正经”。但是早于其父辈的爵士年代50年以前，那种假正经态度就几乎已经绝迹了。实际上，当时实际存在的只是来自自由文化的东西而已。在文学和想象中（通常隐含着走投无路的状况），自由文化曾经接受了这些姿态。但是当他们越过想象的界限变成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时，文学却无法谴责这些姿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之所以得以泛滥起来，恰恰是因为社会的繁荣允许这些花季少年逃避现实，依靠父母寄的汇款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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