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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讲了印第安人的自由，他们数千年来一直在美洲游荡，但是到了某个时候，游荡到某个地方，这块土地已经是有主的了，就不行了。原来你可以把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赶走，只要你足够强；但现在你是违法的了，你会被抓起来，因为你触犯了法律。国家有一套制度，你不可能为所欲为。而且，国家有阶级的划分，最开始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划分，让人间有了奴役。原来我们讲农民起义是农民和地主的冲突，后来有人考证，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冲突，而是农民和官府的冲突。有人研究了历次农民起义，发现都不是农民反抗地主，而是农民反抗官府。总而言之，阶级社会有了奴隶，官府也好，统治阶级也好，他们压迫被统治阶级，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奴隶制度。在自然状态里面本来没有制度，就是弱肉强食，你的力气大，或者是你比较狡猾，那人家就搞不赢你。只要你打不过人家，那就“成者为王败则寇”，你就只能被别人赶走，这个是没有规律的。而国家建立起来了，它是有自觉意识的，由政治家制定一个国家体制，有一套与之相应的法律、警察、官兵等，由这些人来控制。国家控制了人的自由，因此也迫使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很多事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基督教是把人抽空了，逼迫人上升到了精神的层次，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束缚了人的自由，但是也逼迫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从毫无约束提升到自我约束，也就是从欲望的自由提升到政治的自由。国家压迫人的欲望，这是对于奴隶而言的。奴隶被压迫，无非就是说，他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他干什么都不行，都要按照奴隶主的意志去做，他当然就失去了自由。但是在奴隶主之间、自由民之间，人们的自由却有一个提升，就是从欲望的自由提升到了政治的自由。就是说，在制度的安排上，应该保证这些人能够去追求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按照这种安排来获得的。人的欲望本来是人和对象的关系，本来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现在把这种关系提升到了人和人的关系。自由已经不只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欲望的满足必须在这双重关系中才能实现出来，这是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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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讲到自为的自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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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的自由，顾名思义，它跟自在的自由就不一样了，它带有一种自觉性，也就是它是有意为之。这个层次的自由就比自在的自由要高了。前面我们谈到自由的谱系分为三个阶段，自在、自为、自在自为，而自为的自由本身又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一种自觉性，因而带有一种必然性。自在的自由，是一种自由感，一种现实的自由。自为的自由，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必然的自由。之所以是必然的自由，是因为这种自为的自觉性是由理性所支持的，是建立在理性的推理上的。当然它里面也包含偶然性，但这些偶然性都是被意识到的，因而是由理性来把握、来预测和来筹划的，所以我们要从必然性来看它。这三个层次分别是反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和立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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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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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的自由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反抗的自由。对不自由的反抗，当然是在阶级社会以后，建立在有了人压迫人以后，这是一种人和人的关系。自在的自由或者说欲望的自由，还停留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以便满足更大的欲望，人在自然界中如鱼得水、自由自在。但自为的自由的第一层次，即反抗的自由，一开始就是针对别人的。我们讲反抗，总是对别人的反抗，而不是说对自然界。对自然界没有什么反抗不反抗的，只有对人压迫人的这种现象才有可能表现出一种反抗。对不自由的反抗，对压迫、对奴役的反抗，最初也可以有两种方式。就是说，当社会开始产生了压迫、产生了奴役、产生了阶级分化，就存在两种反抗方式：一种是倒退的办法，一种是前进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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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倒退的办法，比如中国古代的老庄的主张，就可以代表一种倒退的办法，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一种消极的反抗。退回到自然界，避世，逃避社会上的不公和压迫，或者说是怀旧，在幻想中退回到人从中发展出来的那个大自然，直接退回到自在的自由，认为人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是一种理想的状况，这是老庄他们想出的办法。当然，那样一个时代其实是回不去的，那样一个时代只是人和自然发生关系，人和人还没有发生冲突。而人和人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冲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能够有多余的财富让人们来争夺。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对付大自然给他们造成的生存危机，否则就会被自然界消灭掉。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有了多余的财富，一小部分人，首先是部落的首领，就开始有了偏心，人和人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而部落战争中的战俘也有了被蓄养起来成为奴隶的条件。这就必然导致社会一步步产生压迫，或者是部落上层对一般部落成员的压迫，或者是主人对奴隶的压迫。这种进程具有不可阻挡的必然性，人与自然的单纯的关系不存在了，人与人的关系被严酷的等级关系败坏了，那么这时产生的这种消极的选择，就是希望返回到过去那种不自觉的自由，从自为的自由倒退回自在的自由。但是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个成人不可能再返回童年一样，已经意识到了那种不自觉的自由，说明自由已经有了自觉意识，怎么还能够退回自由的不自觉状态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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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积极地反抗不自由，也就是说“不”！不行，这样下去不行，非要反抗不可。甚至有的人认为自由本质上就是反抗，所有的自由本质上就是叛逆和反抗，叛逆和反抗才进入人和人的关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加缪专门写了一本书《反抗者》，讨论反抗与革命、暴力与专制等问题。他的小说《局外人》、《鼠疫》等也多以反抗为题材，阐明反抗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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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那种哲学，逃到大自然，避开人际关系，单留下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对自在的自由的空怀念。因为人总还是要在社会中生活，总还是要跟人打交道，缺乏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就变成动物了。而进入人和人的关系，这种反抗的自由就体现为一种叛逆精神，也就是说“不”。那么老庄呢？也有人说，他们也是一种叛逆，消极反抗也是反抗啊！老庄本来是逃避，当隐士，隐居起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叛逆。据说，古时候有人请贤人许由出来做官，他听都不愿意听，连忙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是把耳朵弄脏了。我们今天还有人说政治是很肮脏的，如果你是好人家，你千万不要去搞政治。一般认为这就是一种反抗精神、叛逆精神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叛逆精神是非常无力的。我们看老子和庄子，他们从来都不说“不”，都只说“无”。老庄贵无，他们崇拜的是“无”，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说“不”，他们要么不作声，或是不置可否，要么就大讲贵无的好处。无知、无欲、无为，可以省掉好多麻烦。说“不”是针对某个对象的，是对一个对象的否定，那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而说“无”则是无对象的，并且首先连自己都虚无化了，消失了。所以，老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逃避和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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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禅宗，那就是完全缩回到内心了。佛家连“无”都不说了，他们说“空”。禅宗就是“本来无一物”，连自然都是“空”的，连“无为”都是不必要的。洗什么耳朵呢？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但是我不上心，我整天乐呵呵的、嘻嘻哈哈的，和你逗着玩、装糊涂。“大隐隐于朝”，我不必到深山老林里去，我在朝做官也可以很超然。当然，不上心也是一种无为，所以老庄和禅宗是相通的，禅宗似乎还更高一个层次。中国古代讲“狂狷之徒”，“狂”就是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顾忌；“狷”，就是有所不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不做。老庄和禅宗基本上就是属于“狷”这样一个范畴，但有时候也表现为“狂”。他们兴之所至，毫无束缚和禁忌，也叫“性情中人”。但狂者做任何事都不是他有意要那么做的，那只是他的自然本性、气质所致，没有针对性，任何人都不必介意。因此，禅者好像在世俗中也活得挺好，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很平淡的，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愿望、要求，他们只凭本能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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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抗的自由，恰好是要有所作为，要有为，并且有意为之。老子推崇无为，但实际上你要反抗，那就要有为，就要干点事情出来。要干什么事情呢？首先就是要说出这个“不”！这是最直接的反抗，而且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一个巨大的压力来临的时候，能够站出来说“不”，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比较重，大家都这样说的时候，你不敢说不；大家都不作声，你也不作声，顺着去就是了，你顶多就是不作声。但是站出来说“不”，这是需要勇气的。说“不”，这本身就已经是个行动，你把这个字说出来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已经不是那种一味的逃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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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反抗行动，是起义、暴动，推翻统治者。说“不”是最初的苗头，真正要反抗还是要起来行动，进行一种武器的批判，揭竿而起，像陈胜、吴广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是一个规律。但这种反抗本身仍然是一种很初级的自由，虽然比那种自在的自由要高级一些，比逃避也要高级一些，因为反抗者已经付诸有意识的自由行动了。但是，把这种反抗单独拿来看，它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级的层次上面。比较低级体现在它没有全盘的规划、没有制度的设计，反抗者的反抗只是一种应激反应，叫作“夺过鞭子揍敌人”。这就是一种报复心理，没有整体的规划，更没有追究这个压迫人的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没有考虑怎么去改良、改善这个制度，他凭借的就是一种仇恨。历代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靠仇恨调动起来、组织起来的。在仇恨的热情鼓动之下，这些反抗者基本上不动脑子，他们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谁谁谁欺负了我，我就去投奔起义军，然后带着起义军回来把那个人杀了。这就是他们的想法，这一拨人压迫那一拨人，然后那一拨人翻过来压迫这一拨人。今天你奴役我，明天我要报仇，我就要奴役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不论谁压迫谁，压迫人的模式是一样的。反抗基本停留在复仇的心理，把仇人杀了，我就自由了，甚至杀仇人本身就有自由感，痛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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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曼德拉，这个黑人的反抗运动领袖，坐了二十几年牢，然后放出来，当了南非的总统。他在牢里终于想透了，反抗固然需要，但是不解决问题，冤冤相报何时了，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这是他在牢里想了二十七年想出来的。大家都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互相之间要宽容、容忍，哪怕是已经压迫我的、把我关进监牢里面的人，像德克勒克这些白人统治者，我出来以后还是要宽容他们。曼德拉的伟大就在于他已经超出了这种冤冤相报的反抗，他就不再是“翻烧饼”了。他出来以后，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取消种族隔离，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以，南非的前途从此就广阔了，不然是没有前途的，仅仅停留在武装斗争上，把那些种族歧视的人都杀掉，然后他们又杀你，那不解决问题。这就是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反抗本身还是精神可嘉的，虽然层次不高，但它还是表现了人的特点的。曼德拉早年也是崇尚暴力反抗的，鼓动黑人“以暴制暴”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这种斗争，如果不是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摆在那里，甚至有几十年的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那里，南非在今天恐怕也实现不了新的制度。白人也不是那么好让步的，有一个武装斗争的威胁在那里，他们才有可能让步。白人是非常功利的，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不如建立一个新制度好，老那么斗争下去，也看不到出路。所以有人说德克勒克也很伟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伟大。他们两个是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为什么两个人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是前任白人总统，一个是黑人总统。就是说他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个要双方同心协力。并不是出于道德，并不是说他们两个哪个人的道德特别高尚，也许高尚，但也不一定，但至少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人民为此而受益，大家都要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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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抗的精神是可嘉的，如果人连这样一种反抗的精神都没有，甘于做奴才，那么人就成了动物。牲口就不知道反抗，牛啊、马啊、驴啊就不知道反抗。人呢？你要压迫他，逼急了，他就要反抗。但这个反抗的层次是不高的，停留在一种比较幼稚的层次。能够说“不”的自由只是停留在一个三岁幼儿的水平。小孩子随着心理发育，到了三岁就会说“不”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他觉得很痛快，因为他表现出他是有反抗权的：你不能小看我吧！大人叫他向东，他偏偏向西，大人要他做什么，他偏偏说“不”，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自由。至于他说“不”了以后，他“要”什么，那还没有想，反正是先说了“不”再说。有时候大人就会问：你到底想要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不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这是他最初表现出来的一种自由意识。这当然是一种自由意识了，是一种自由意识的体现，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萌芽，虽然这个萌芽还停留在初级状态，但它仍是自由意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我们不能说这不是自由，我们也不能说你要放弃这种自由——劝人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反抗，这是很不光彩的。当你遇到压迫的时候，当你在遇到难以忍受的屈辱的时候，拼个鱼死网破也体现了你活着的尊严，也体现了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虽然你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有由此建立起一种制度，但这表明你毕竟是人。他们以后就知道了，不能够欺人太甚，不能把人逼到墙角，总要留有余地，因为别人也是人！这就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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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现代存在主义者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比如萨特和加缪都是反抗精神的鼓吹者，只不过萨特更倾向于以恶抗恶，而加缪则主张适可而止，不要陷入冤冤相报。现在看来，加缪的观点更显深刻些，以暴易暴绝对不是人类的出路，也体现不了有理性的人类的尊严。有理性的人对待压迫和恶应当像对待一场“鼠疫”那样，不带个人情绪地加以抵抗；或者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不计成效地做韧性的战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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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讲到两种自由，就是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实际上是很低层次的，就是回到欲望的自由，回到起点。他的消极的自由就是人的起码的、必需的东西，那是不能侵犯的，比如说他的私人财产、人身权利、生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伯林认为，唯有这样一种消极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至于积极的自由，那是带有虚假性的。他不太赞成积极的自由，因为他认为积极的自由往往是取消自由的。消极的自由，他下了个定义，就是免于什么什么的自由，或者说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的行动的自由。你不被别人阻碍，你免于做什么，人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说“不”，相当于三岁小朋友说“不”。他认为唯有这种自由才是最可靠的！他讲自由最终归结到这样一种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就看人们是否有免于做什么的自由。但是他没有想到，实际上这种消极的自由里面已经有了反抗的自由，也就是有了积极的自由，因为反抗就是人们不得不去做的，是不能免除而必须去做的，也是一定会受到别人的阻碍的。比如，人家要强加给你某件事，你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说“不”，以便免于那件事；但是你摆脱那件事的行动受到了别人的阻碍，你就不得不采取某种手段排除这种阻碍，这就成了积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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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为的自由里面首先就是反抗的自由，它既是伯林讲的消极的自由，也是他讲的积极的自由。其实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政治自由来，无不是由于许许多多人的反抗的自由造成的社会动荡引发出来的。没有反抗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体现不出来的，最初的政治自由也是不会被发明出来的。但是，这只是自为的自由里面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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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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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自由，不一定要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他就是要反抗，以排除加在他身上的枷锁，维护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还是个人，不是个动物，不是个牲口。反抗以后怎么样，他没有考虑。反抗的自由还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而选择的自由则有了一种目的性，它已经有了一些具体的目的可供选择。有一定的目的性，就有了一种理性的权衡。他的选择说明他的面前至少有两个以上的选项，他凭借自己理性的权衡，从中选择其一。而这种选择是基于任意性的，任选一种，所以是自由的选择。如果说在这几个东西里面你只能拿这个，不能拿那个，不能任选一种，那就不叫自由了。任意性当然不是偶然性，任意性是有它的意图和目的的。你出于这种目的而选择了这个，你本来也可以出于那种目的而选择那个，你有你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选择的自由叫作任意的自由，任选一种的这种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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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反抗是一种选择，你是选择反抗，还是选择不反抗？有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反抗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在做选择，而是认为自己“无可选择”，选择的自由在反抗中是隐藏着的。如果你问那些起义者，为什么要参加起义啊？他就会说，实在活不下去了，逼到绝路了，没有选择。但其实还是有选择的，没有选择是不可能的，总有一种选择，最终是选择去死呢还是活，这也是选择。反抗也许还有活路，不反抗肯定就是死。陈胜、吴广就是这样，不反抗就死定了！但是反抗者的头脑里面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选择，因为死这个选项是不被考虑的。谁愿意去死呢？除非活得不耐烦了。他的意识中就是我没有选择了，我只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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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抗的自由意识基本上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东西，而选择的自由则已经有了理性的通盘考虑，它是在理性的权衡之下的一种任意性。既然是这样一种选择的任意性，不仅仅是对眼前的、眼睛看得到的唯一目的物，而且是在各种目的物包括那些看不到的可能的目的物之间的一种选择，他就不能只凭借感觉，而必须运用理性进行推理。也许他选择的选项还没有出现，只是可能，目前只有一条路，但是他估计到可能还会有别的路，于是他要在这些之间做出选择，那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判断和推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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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怎么凭借理性进行选择的呢？是根据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害的最小化来选择的。如我们俗话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有利的东西越多越好，有害的东西尽可能避开。所以这个选择的自由是通往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特别主张这样一种选择，它本身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由选择之上的。当然这个选择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供选择的目标是预先提供的、现成的，人被抛到他的命运之中、他的环境之中，他再自由、再任意，也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选择。他所在的是什么样的处境，决定了他有多少可供选择的选项。有的人运气好，处于优越的位置，他的可供选择的项就多一些，也好一些；有的人地位很糟糕，他处在最底层，或者运气不佳，那他就没有什么好的选择。这都取决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环境的偶然性，他的选择虽然是自由的、任意的，但已经被命运注定了，所以这种自由就有了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使他的自由大打折扣。我们只能在现实中选择那些已经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就是一种偶然性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当然我们还是把它划在必然的自由范围之内，就是他的选择还是通过运用理性来达成的。在偶然的现有的基础之上，他通过理性决定了，只有这样做对他是最有利的、损害最小的，其中有必然性。所以他的选择是自由的，他可以这样自由地选择，使得他一旦选定，事情就必然会朝着对他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当然他也知道，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是他能够自由决定的，人的有限性注定他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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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选择的自由比反抗的自由提高了一个等级，但它仍然不是彻底的自由，因为持有这样一种自由观的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而只是看作人的一个手段，而且这个手段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这个条件就是人对所处的环境的掌握。你周围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对象，你有时会看不清楚，这会导致你举棋不定。再就是它依赖人的理性的成熟程度。如果有多个选项，你是否能条分缕析地将它们的优缺点整理成一张一览表，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你就会在这些选项面前慌乱无主。理性尚未成熟的小孩子往往是这样，大人把他带到玩具店里，要他自己在各种玩具中任选一个，他就慌了神，不知道选哪个好，最后只好要大人帮他拿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让别人来帮他选择，其实就是放弃选择。放弃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就是把自己选择的权利让渡给另外一个人，这是在对自己不自信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选择的自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它有时候会导致逃避自由，最后依赖于某种偶然性。但是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并没有能够真正逃避自由，因为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别人也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自愿的，是你选择了放弃选择，所以这还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权。萨特讲过，人是逃避不了自由的，自由是人注定的命运。只要是人，就是自由的。你不自由，你做奴隶，那也是你选择了做奴隶，你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所以，自由选择是人永远摆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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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选择的自由，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儒家的选择。最著名的就是孟子讲的熊掌和鱼、义和利的选择。熊掌是我所欲，鱼也是我所欲，到底选哪个好？由你选择，选择的最后结果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这是自由选择吗？看起来是，因为有两个选项，而且都是“我所欲也”，你选哪个都是满足了欲望的自由。然而，从实质上看，根据说话时的语境，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由。因为孟子谈的是道德，仁和义都是现成的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所以这个选择是规定好了的，是必然的。如果你想做个君子，做个好人，你就必须选择义，而不是利；如果你选择了见利忘义，那你就是禽兽，那就把你开除“人籍”，你就禽兽不如。所以，这里已经规定了，其实你并没有选择，孟子也不是告诉你在这里你有两个选择，而只是告诉你应该如何选择，并且他自己为此做了一个选择的标准示范。儒家的无自由的意志也体现在这个方面，你实际上没有选择，你的选择实际上已经被规定好了，道德、礼义、伦常等礼法规范已经规定好了，你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所以表面上让你选择，实际上有一种强制性在强迫着你。就像监狱里面贴的横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选择哪一个？由你选择！你要是抗拒的话，就死路一条；你要是坦白的话，就可以重新做人。这看起来是要你选择，两条路已经给你指出来了，实际上你只有一条路，想走另一条路，谅你也不敢！所以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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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功利主义的自由观，比如边沁、穆勒，他们所设计的选择，跟这个就不一样了，他们的选择对象是偶然摆在面前的，而不是预先定下来必须遵守的，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有那么多选项，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也不是说你只能选某一项，你既可以选这个，也可以选那个，这是你的权利。什么是权利？就是说你可以这样选，也可以那样选，都行，都不会有人骂你，更不会有人干涉你。甚至你还可以不选，做不选之选，你选择把选择权交给命运、交给偶然性，或者说抛枚硬币，正面、反面，这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是选择。即使选“错”了，也就是与你的目的并不相符，人家顶多说你不明智，但是不会说你不道德。这是你的选择，你有你的自由。旁观者也许会说你干吗选那个呢，你怎么那么蠢、那么糊涂，但是不会像熊掌和鱼、义和利的选择那样，你要是选这个而不选那个，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这是一种容不得自由的道德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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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要一听到“选择”就以为是自由的。当然实际上都是自由的，前面讲任何人都是自由的，人甘愿自觉地服从这种道德必然性，也是他自己的自由。但是从理论上说，这种道德必然性是排除人的自由的，选择的理论不一定都是自由的理论。选择的很可能是给你规定好的，你必须这样选，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而真正的自由就是你不这样选，也没人会惩罚你，那是你的权利，顶多人家会对你的选择不以为然，或者认为你的选择缺少理性的审慎，这才是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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