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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淑娉（1930～ ），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2～1955年曾参加民族识别调查，主要著作有《原始社会史》（副主编）、《略论亲属制度研究》、《论环状联系婚与母方交错表婚》、《关于人类婚姻家庭形态的几个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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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林耀华：《新中国的民族学与展望》，《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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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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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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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畬语概述》，《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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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种丛书为：《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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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阅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前所长、苏联科学院院士Ю·B·勃罗姆列伊所著《民族与民族学》第二部分第二章“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问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266～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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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元培：《说民族学》，载《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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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二三十年来，苏联民族学界就民族概念、民族定义、民族特征、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广泛的讨论。1967～1972年曾专门组织讨论了民族概念问题，现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этнос（“民族”）理论。这一理论试图将世界各民族的存在样式进行概括，形成一系列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构成一个有结构的概念体系。苏联民族学者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对этнос进行分类。从民族机体和社会机体的关系着眼，可以从этнос中区分出民族体（этнос）和民族社会机体（эос）。民族体相当于我们泛称的民族，即广义的民族，例如汉族，可以包括我国境内外的和历史上的汉人。苏联民族学者试图给民族体下定义，有的把语言、文化列为主要的民族特征；有的分别加上地域、民族自我意识、心理素质、共同起源和国籍等因素。民族社会机体指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体，例如我国境内的汉族。他们认为，斯大林所说的нация相当于民族社会机体。而如果按照民族共同体所处的历史阶段来划分，нация又属于现代类型，包括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这样нация在民族共同体体系中的地位就很清楚了。可以看出，它仅仅是этнос中的现代类型的民族社会机体，是一个外延比较狭窄的概念，而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广义的民族。苏联民族学界的“理论表明他们在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参见Ю.B.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李毅夫《苏联民族研究理论述评》，《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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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伊根：《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一百年》，《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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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吴文藻《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新进化论试析》，《民族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84，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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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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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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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识别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956年8月，费孝通与林耀华两位先生于《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将“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列为当时民族学研究四项任务的首项（其他三项任务分别为“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和“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反映出当时的这一实际。[2]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中央民委派调查组进行畲民识别以来，到1987年2月10日国家民委以“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答《民族团结》记者问为止，其间经过30多年时间。这段时间，国务院确定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成分，除汉族外的少数民族有55个之多，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即民族成分的问题，其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在某些地区还存在人数不多的少数族体的民族识别问题。这些遗留问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研究，并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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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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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多少民族？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是含混不清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而实际上我国的民族又何止汉、满、蒙古、回、藏五族。这是由于在当时尚不具备彻底弄清我国民族构成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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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期，沿海沦陷，大批民族学者相继迁徙到内陆，尤其是在西北、西南等地，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并取得一定成绩，但离彻底弄清我国民族的构成情况仍有相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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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但这事先必须弄清我国的民族构成方能入手。在195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族别称谓有400多个，因此民族识别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民族识别的初步调查研究，要求能基本上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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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族别称谓达400多个，情况相当复杂，此后经过分析研究，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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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的称谓系泛称，比如历史上称中原以外四周各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泛称仍然存在。如贵州将少数民族均称为“苗”，其中又有“仲家苗”（布依）、“侗家苗”（侗族）、“水家苗”（水族）等，并不限于现今的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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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的称谓系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的自称。如彝族中除多数自称为“聂苏”或“诺苏”以外，还有“阿西”“撒尼”“子君”“罗武”“密岔”“山苏”和“车苏”等支系的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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