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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方国瑜、周汝诚等：《“怒”族和“俅”族识别小结》，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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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云南省档案馆藏1956年9月17日怒江区人民政府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电文。据统计，当时贡山县有怒族3152人，独龙族25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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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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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西南民委1954年工作任务中就没有族别调查（民族识别）的内容。参见《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年民族工作任务》（《新华日报》195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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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甚至1955年2月王连芳在向云南省人大汇报1954年民族工作时也没有提出开展过民族识别。参见《在云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连芳代表的发言》，《云南日报》195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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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李群杰简历》，余嘉华编《李群杰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575～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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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载《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第5～6页。另外，马老在怀念傅懋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参见《云南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奠基人——怀念傅懋同志》（《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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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杨睿：《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成立》，《云南日报》195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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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科学通报》1956年8月。其间，费、林两人将该文的第一部分抽出，取名《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发表在同月10日《人民日报》上。20余年后，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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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攸乐是地名，最早见之雍正年间修《云南通志》卷26：“攸乐祭风台，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视诸山，相传武侯于此祭风，又呼孔明山。”“攸乐”，当地民众发音是“基诺”，故转为族称。他称“三撮毛”，见（道光）《普洱府志》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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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11页。另外，该调查组在报告第三部分中，再次提出“识别组提出‘攸乐’可初步认为属于彝族支系，但就其共同地域和民族心理素质等特征研究，又和内地彝族疏远隔绝。攸乐区区委书记（原注，攸乐人，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坚持认为是单一民族。县委、州人委、地委表示应郑重考虑，较长时间酝酿，再决定族别”（第26页）。另外，当时西双版纳州委属于思茅地委管辖，故民族的确认要经过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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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基诺族的确认过程，参见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318～321页。《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亦刊登该书第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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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林耀华等：《富宁“蔗园”族识小结》，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53～55页。林耀华等专家认为“‘蔗园’是少数民族包围中汉族小团体，所以自认是一个民族单位，其心理状况有别于当地其他民族”，“综上所述，‘蔗园’族就是汉人，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经证明是汉族后，他们也同意不自成为另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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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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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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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刘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问题——同老挝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凯山的谈话》，载《刘春民族问题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第209～210页。刘春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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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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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重观民族识别：综合与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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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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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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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识别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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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它既有历史的实践和传承，也有思想和观念的积累，还有“水到渠成”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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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盖尔纳的“现代论”，民族主义要求“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一致。[2]但是，查尔斯·泰勒令人信服地指出，民族先于或独立于现代国家，有的民族建立了现代国家，有的没有建立；不见得每个民族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3]斯大林也不同意“一族一国”论。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批评梅什科夫、柯瓦里楚克等人关于民族四特征以外需要增加“具有自己单独的国家”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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