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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对于此的，便是常流行在中央化、阶序化社会中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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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凉山彝族有一起源传说称，从前有哑巴弟兄三人，后来因竹子在火中烧得爆开，三兄弟受惊而发出呼声。长子说的是汉话，成为汉族的始祖；次子说藏话是藏族始祖；三子以彝话发出惊呼，所以是彝族始祖。纳西族亦有类似故事：说不同话的弟兄成为纳西族、藏族与白族之祖。四川省盐边苗族的“历史传说”称，伏羲兄妹成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大哥为苗族，二哥为汉族，老三是彝族；当地白苗说同样的故事，但最后是两兄弟，哥哥是苗族祖先，弟弟是汉族祖先。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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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样的观点，最典型的见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小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0～268页。相关辩驳参见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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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樊绰：《蛮书校注》卷三，向达校注。沙壶，在大多数汉文献中都作“沙壹”，可能因“壶”与“壹”形似而发生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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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图卷原卷应写成于公元9世纪，今本可能为12～13世纪之重绘本。参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第4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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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善士正宇墓志铭》（1462年）、《故大掾李公同室李氏墓志铭》（1452年）、《故居士张公墓志铭》（1426年）。以上均见于《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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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嗣序”，参见龙姓族谱《万载流芳》（乾隆五十九年），广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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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芮逸夫《川南苗族田野考察日志（1942～1943）》，未刊稿，“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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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黔苗图说》与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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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才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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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一类图文并说的手抄绘本，多为清时外地入黔仕宦所作。在“探险和殖民主义构成表里一体”的时代，[2]西欧传教士及学者曾将这类写本译成外文再版。继后，引用重译者更多，收集珍藏者遍及海外。该类写本已成为中外学者对贵州民族识别研究的重要资料。现今，它对了解贵州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构建现代化的民族文化，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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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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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一类写本，是绘画贵州各民族图像，以形貌识其土俗之作。由于作者所处情景不一，故图文各异，写本不一，名目多样。据悉，全国各地及各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该类图书，除《黔苗图说》外，还有《黔苗诗说》《苗蛮图册》《蛮僚图说》《贵州全省诸苗图说》《苗蛮图》《苗图百幅》《百苗图》等贵州民族图集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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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之类，渊源甚古。就全国而言，《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有《禹贡图》，《隋书》、《唐书·经籍志》均著录郭璞《山海经图讚》2卷，《南史·麦子野传》记载有《方国使图》，《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梁元帝《职贡图》。还有唐贞元间，董伯仁上《农家田舍图》；元和间，元微之上《均田图》，皆贤太守殚心，民事载之。史籍流播千秋，非仅以艺事名之。[3]在贵州地方，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东谢蛮酋谢元深，于贞观三年（629年）入朝，颜师古上言，“蛮夷入朝，可写《王会图》”，太宗亦予诏可。明代，有《贵州诸夷图》1卷（明贵藩参议李氏重刻本）。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谕沿边各督抚，“子所属苗、瑶、黎、憧，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不久，《皇清职贡图》绘编成册，今台湾故宫博物院并藏有谢遂绘本4卷，共300图，附说具满、汉对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时派出鸟居龙藏（理科大学）、市村瓒次郎（文科大学）、伊东忠太（工科大学），以及大阪朝口新闻社的内滕湖南等人，对奉天（今沈阳）宫殿等处进行专业分工合作调查。其中，鸟居龙藏在宫殿宝库内发现并拍摄了这种满、汉文对照的4卷本《皇清职贡图》，后撰有《满文地图和职贡图》一文，刊在《学灯》10卷1号。[4]文中著录了“贵阳安顺等处补笼苗”男妇跳铜鼓舞和“贵阳安顺等处仲家苗”男妇掷五色球两幅精美的彩绘图。他说，这部《皇清职贡图》还有乾隆皇帝的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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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后，这类贵州仕宦著述写本颇为盛行。后因数经兵焚，散失较多。如李宗昉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撰《黔记》卷3所说：“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板刻存藩署，今无存矣。”芮逸夫先生在1973年回忆说：“四十余年前，余在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司编目时，曾获见如干种；在琉璃厂书肆中亦可获见如干种。惜以索价颇昂，无力购藏。抗日战争期间，余在贵州调查苗、夷诸族时，尝访晤各县地方人士；与谈苗、夷事，辄提及所谓《苗图》或《百苗图》，然经多方访求，一无所获。盖自乾、嘉以还，数经兵贾，求之民间，已不可得。然其流传于国外者，尚可在若干大图书馆中求之。”[5]至今，在贵州仍有收藏完好者，如《苗图百幅》《百苗图》《百苗图咏》等10余种，其中，《百苗图》共有7卷100图，为兴义府知府邹元吉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撰文；其友俞培钊绘画，徐毓岱注释，分别由袁照萦、杜本崇、崔锡圭、王洪钧、彭述、步青云、王龙文等人书写；除作者自序外，还有翰林陈荣昌等二人作序，叶在琦等53人“题辞”，另有“书后”2篇。邹元吉在《百苗图詠序》中说：“本官斯土者，虽日见苗之熙来攘往，而不知苗之各翼其类也。予仕黔廿年，颇悉苗俗，欲绘图备览。适寮友俞瑜山（培钊）精于绘事，且游黔最久。凡苗人之状貌、服饰、习俗、好尚，遇于目斯得于心，得于心斯应于手，参考志乘节略，共绘成一百种。予以公暇书，以诗歌非徒，以广见闻，将欲览斯图，而思所以治苗之道。”进士出身的候补知县任睦为该书作序说：“《百苗图咏》，见示苗居、苗族、苗状，搜剔殆遍，惟妙惟肖。其格苗之治，于自序略言之，且于册道题额诸作尽言之。而睦以为是图也，非独摹绘形势，考证俗类，足补志乘、风土艺文所不及。方今圣天子，整壹函夏孜孜求治，犹将登是图而屏记之。直与《均田图》《农家田舍图》并垂千古，则岂徒藏之名山云尔哉。”就当时而言，该书既具有维护皇权的政治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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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为适应研究需要，台湾民族学家芮逸夫主编“苗蛮图集”2部，即《苗蛮图册》和《番苗画册》，由中华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影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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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图册》绘有82图，所记族类之数与李宗昉著《黔记》相符，而且名称亦多相同。他经查实，该图册偶有讹误之处，据李氏《黔记》已作校正。他说：“谨案绘画八十二种人之《苗蛮图册》或简称《苗图》又有称《百苗图》《苗蛮图》《黔苗图说》，《黔苗诗说》（有附说并有题诗）者，为绘画黔省苗、蛮类最全之本。”《番苗画册》绘有16图，所绘族类，大都已见上述图册。他审其最后一图，发现右上铃有“乾隆御览之宝”，左下角题曰“臣郎世宁恭绘”。更观左页铃有“古希天子”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印章之附说并题诗，在左上方记“康熙四十七年冬月”，下署“臣蒋廷锡敬题”。他认为：“以康熙四十七（1708年）之题诗与附说，附诸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始来华供奉内廷之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氏（Giuscppc Castiglionc，1688～1766）作品，其为赝本，应无可疑。”后来，芮逸夫先生“经就教于专家新加坡大学饶宗颐教授，认为其画决非郎氏手笔，其文亦非蒋氏手笔；故宫博物院李霖璨副院长亦同其说，并谓所铃诸印章亦皆伪造云”。当他察看到附说左下角所粘编号纸条时，发现其上记有：“热河行宫陈设，臣郎世宁绘《番苗画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入册，天字二佰六十一号。”他从字迹和纸色观之，似非出于伪造。因而，他怀疑这本画册“或系无识书商所为”，认为：“盖当满清既亡之后，热河行宫藏品颇多散失。该书商捡得该编号纸条，遂附粘是册，以为热河行宫原藏之证，冀获重利也。殊不知反足为伪造之证。”他说：“谨案热河行宫陈设品原系乾隆时剖内府所藏分储者。民国肇造，由北京政府内务部收归故宫之文华、武英二殿，因而成立古物陈列所。”随继，他“查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既未见郎氏《番苗图册》复查《石渠宝笈》初编、二编、三编，亦不见著录”。最后，芮逸夫先生断言：“岂郎氏真迹早已忘失耶？抑编号亦属伪造耶？”那么，《番苗画册》仍为到黔之仕宦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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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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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苗图说》一类写本，多出自乾隆盛世之年前后。那时的中国，无论在交通、公众事业方面，还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方面，都要比当时的英国强得多。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中国已处于道德沦丧、经济衰微的状态。[6]就在此时，外国列强乘虚而入，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一方面利用地理学派军队进攻侵占，另一方面援助民族学、历史学的考究经营殖民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黔苗图说》一类写本被殖民主义者作为对贵州民族识别研究的重要资料而流传到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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