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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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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识在中国西南的拓展，无疑启动了白露（Tani Barlow）所称的“符号的本土化”（localization of the sign）的过程。白露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强调在本土语境的约束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体系表现出地方性和能动性。她提出了“符号的运用”（appropriation of a sign）这一观念，“运用”（appropriation）即“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过程。[51]西方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分类的知识在中国的“地方化”的过程，实际上具有高度国家化、民族化、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中国学者所要创制的西南民族分类图示成为了国家与民族疆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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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谢世忠教授曾以“学术型民族主义”（academic nationalism）来概括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南边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实践。[5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术型民族主义”具有相应的历史性（historicity）。如前所述，抗战前后中国学人对西方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体系的态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曾有过的因袭性和跨境视野随着抗战的爆发而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战时宣传色彩的学术思潮，所强调的是民族的边际与国家的边界重叠，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与中国的疆域相吻合。在认识民国时期西南学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双面的特点。这种双面性体现在中国学人在对待西学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志的态度上：一方面西方对中国西南的知识的“科学性”得到肯定，但其帝国殖民视野与中国的主权观念相抵触，所以在中国学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对帝国时代民族志的“非科学”、强调夷夏分野的西南民族分类法加以否定，但在实际的考证中又大量引用传统经典来论证华夏一统的“天下观”及其衍生的中国现代国家民族观念。在中西的西南视野之间，在肯定与否定的叙述逻辑之中，比附（minesis）与抵触（resistance）共存，既折射出特定的政治与学术场景中，西南知识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也反映出知识地方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人的国家主体意识及其相关的创意与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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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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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文斌（1963～ ），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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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制图”（cartography）与“民族志”（ethnography）对华夏帝国边缘建构的讨论，参见 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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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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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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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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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际上，鸟居龙藏提出的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中国独特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学界中一直都是一种实践的方式。谢世忠在对芮逸夫的西南民族考察生涯的评析中，也指出当时的中国学人对古文献的依赖，尤其是在构建华夏中心的民族主义学术时，对“汉夷”关系的阐释，所凭借的仍然是帝国时代对边地的叙述材料。参见Shi-chung H-sieh（谢世忠）：“An Ethnographic World Formulated：On Yih-fu Ruey ’s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South China，”Inner Asia，vol 14，no 1，pp.14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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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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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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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23页。如果说将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后现代、后殖民色彩的“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批判与杨成志先生的这番话做一比较，无疑杨先生20世纪20年代末这段西南人类学初建阶段的反思已经是比较/后学的了。西方研究中国西南的学者，在缺乏中国学术史背景的情况下，其机械性的范式运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学界从清末、民国到社会主义阶段每一个转型期的范式“negation”（否定）过程与反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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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这种欠缺无疑让杨成志先生痛心疾首，发出“我不觉叹我国文化的落后，何至于此极！”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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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常培（莘田）：《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边政公论》194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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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该书的的中译本于2000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安泰等译），名为《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可惜的是，大概是因为翻译难度大或出版社考虑此书宜作为通俗游记的原因，戴维斯作为附录的云南族语言分类未被收进中译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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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R.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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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鸟居龙藏身上。1902年，他从湖南出发到贵州时，就听说了在辰州发生杀死英国传教士的事情。在湖南常德的街上，因鸟居身着西装的缘故，小孩子们都追着叫他“洋鬼子”；在黔阳县洪江司，他也听到“暴民”杀死“东洋鬼”的呐喊。在不得已之下，鸟居出行时只好换上清朝百姓的服装，戴上假辫子，甚至还准备剃掉头发，扮成和尚。参见黄才贵编著《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第122、124、12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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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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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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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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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果将戴氏的分类框架和现今流行的，经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丰富后的西南民族分类方法相比，仍然可以看出后者所具有的继承性。参见罗康隆《试析西南民族的文化谱系》，《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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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关文献的综述，参见岑家梧《西南民族及其文化》；罗常培（莘田）《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边政公论》194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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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民家”在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演变为“白族”的问题，参见David.H.Y.Wu（吴燕和），Chinese Minority Policy and the Meaning of Minority Cultures：The Example of Bai in Yunnan，China Human Organization. 49（1）：1-1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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