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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兄弟”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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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的演变、族群边界的变动以及族群的自我塑造，都是人们以群体状态适应环境和社会变迁的方式。由于族群的存在与人们在变动环境中追求稳定性和安全感、祈求祖先庇护的情感需要有关，族群的社会适应总是具有特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功能。[14]在对保安族的民族实践的分析中已经看到，人们适应“民族”这种新的身份及其所蕴含的新的族群关系模式的方式包括族群关系重新定位、祖先再造（民族历史的构建）和自我表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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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人原本是一个处于几个强大族群之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亚群体，族群身份处在从一个族群向另一个族群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没有也不曾寻求独立的身份定义。当这个族群被定义为与那些在历史上对它产生强大作用力的族群同等的“民族”的时候，人们重新给自己与他人的位置关系做了定义，并且将这种定义投射到族群历史中去。这样，新的族群关系定位导致了社会祖先的再造，保安族与回族、东乡族一样，以各自祖先的共时、同构塑造和表达现实中的民族平等关系和民族独特性。同时，保安族还在按照当今中国社会塑造民族独特性的方式塑造着自己，正在“设计”本民族独特的服饰、独特的传统体育项目、独特的手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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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老人们认同的“兄弟”与青年人认同的“兄弟”之间的差别反映出这种族群社会祖先的再造和族群自我塑造，已经渐渐远离了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关联为基础的自然的感情需要，更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工具性。族群的居住地、所处族群关系情境和社会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已经是几代人以前的事情了，新的社会适应持续发生的结果是族群的转变——认同方向、自然归属情感以及历史和文化特征，甚至还有群体行为方式、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所以，可以说，当代的保安人群体已经不是那个在甘青地区特定族群关系情境中的生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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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族群演变的方式和规律来看，族群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方面，它是人们通过对共同祖先和世系关系的信仰聚结在一起的群体；另一方面，这种维持族群凝聚力的关于祖先和共同世系的共同信仰又是随着特定的族群关系情境的变化由人们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构建出来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生物遗传世系存在的可能，但是也很难证明其真实性。[16]保安族群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百多年前人们还认同为一个群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相信共同的世系。由于族群关系情境的变化和宗教信仰的改变，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逐渐认同自己的先祖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而留在保安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那一部分人则开始相信他们的祖先与卫藏的藏族先民有关，并且各村的神话祖先也已经进入当地藏族的神话体系中，具有相应的地方保护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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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亲历了族群变迁的年事已高的人以及那些受到依然鲜活的社会记忆的影响的人来说，同为一个祖先后代的认同情感依然留在记忆中，人们因此而互相称为“兄弟”。而对于那些生命历程与留在保安那个地方的那一部分人口没有关系的年轻人，这种认同情感变得不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族群正在或者已经改变了认同的方向，对“穆斯林兄弟”的认同情感排斥与非穆斯林认同的社会记忆。在老人们身上，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族群关系结构的力量和生存的需要对人们自然情感造成的压力，这种承受着压力的认同情感将会随着老人们的故去而不复存在。到那个时候，保安族关于青海保安那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的记忆会重新结构，有选择地记忆和遗忘，族群的历史将随着代际更替而彻底得到新生。可见，由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决定的社会定义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基于先赋因素而来的自我认同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族群是社会关系的生成物，而不是人类群体生物遗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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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保安族从一个特定族群关系情境的社会生成物，经过国家的民族识别和命名而从名义上转变为“民族”，又经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经历了民族意识的自觉，并且按照当今中国民族政治的导向构建民族，从而转变为一个具有自觉民族意识、有自治地方和群体权益，有自身文化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政治生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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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受到历史上既有的族群关系格局的影响，又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建构和政治重组的影响，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民族”便这样由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舶来的概念、一种政治理念、一个研究术语、一套政策工具，[17]演变为一种在中国社会普遍产生影响并且与每一个体的人生都有某种直接关系的社会存在。保安族成之为保安族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转变为民族社会的具体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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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族群关系政治与族群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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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百年以前，明朝政府在甘青地区主要依靠降明的地方首领，实行羁縻政策。这种政策在同仁地方培育出一个自认为是“朝廷的人”的族群——“四寨子人”。这些人在清代时族群关系政治结构变化以后随着回民群体边界的清晰和强化最终从“四寨子人”中分化出来，成为保安人。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族群关系政策再度改变了这些人的族群演变方向，使他们成为今天的保安族。保安族群过程展示了自明朝以来国家的族群关系政治与族群归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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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实行了相当消极内敛的边疆政策，对处于中原汉文化影响边缘地带的“番族”实行委派土司代理地方军政事务的政策，皇上的一纸敕书可以赋予那些身处边疆的“番族”首领以无上的荣耀和由中央王朝作后盾的安全承诺。在吐鲁番、哈密地区，不愿臣服于喀喇汗朝统治的畏兀儿首领流亡到北京，受到朝廷礼遇，更多的平民百姓则沿河西走廊大量内迁，形成了从吐鲁番沿河西走廊到八百里秦川的“回回”聚居区。[18]西域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没有因为中央王朝采取消极的边疆政策而减弱、割断，反而在人口的地理分布和群体相互依赖方面得到加强。从“朝廷的人”的出现可以推断这种委托统治取得了很好的认同效果，以至于在明清交替之际边疆族群对于明室的忠诚成为继替而来的清朝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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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明代土司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保安地方族群关系的变化，引起了族群分化。与明代相比，清朝的边疆政策可谓非常积极。作为生发于东北“蛮荒”之地的少数族群，满人需要时间去建立他们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在进驻中原之初，满蒙联盟以及通过喇嘛教而实现的蒙藏联盟对于清朝的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蒙古人的监督对西藏实行具有高度自治的间接统治，在中原的北方和西部构筑起强大的文化、政治联盟。蒙、藏、满、汉的关系在清朝具有制度化的形式，例如，重要文献使用蒙、藏、满、汉四文合璧的形式刊发等。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以后，在甘青地区普遍实行改土归流，剥夺了明代受封土司的权利，并分割削弱土司头人的势力，使以往不止拥有千户部众的“千户”实际上只能辖有百户。这种族群关系政治结构使得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统治系统对地方的统治合法化并具有排他性，与此同时那些受到藏传佛教文化以及传统地方汉文化排斥或不被认同的族群则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政治参与机会，使他们成为官僚行政体系不知应该如何对待的“法外之民”。明清两代处理族群关系政策的差异导致从西域到中原腹地广大地域范围内分布的回回社会地位的整体下降，直接影响了回民对清政府的认同。中央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大和对边疆多族群地区社会事务的直接统治使得清朝面临文化差异和族群区分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吏处理文化差异和族群区分的态度和立场直接影响族群关系的演变。虽然雍正皇帝曾对如何处理信仰伊斯兰教百姓的问题做过详尽的批示，并且为此还严肃处理过固执己见的官员，最终还是没有避免矛盾激化、爆发乃至失控的局面。西北回民起义直到马占鳌认识到无休止地反朝廷是一件没有意义也没有出路的事情而选择在战胜朝廷的军队后又降清之后，才得以平定。从此，清朝西北回民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认同国家的统治逐渐成为回民社会的主流，回民问题也不再是清朝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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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安族群演变的过程揭示的清朝回民问题的族群关系政治结构层面。可以说，国家族群关系政治策略的变化正是形成使保安族群得以生成的那种蒙、藏、回、汉族群关系情境的历史政治原因。而回顾保安人被识别、命名为保安族，经过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的执行获得民族意识并普遍认同为保安族的过程，国家在族群身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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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存在了两千多年，国家一直是最有力的社会定义力量，国家的“华夷”政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影响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王朝统治的存在，不仅是直接隶属于王朝的“百姓”确定群体自我意识的重要条件，也是那些时常处于间接统治地位的群体确定身份的重要参照。在具有传统族群关联的区域内，汉与非汉以及今天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总是处于一幅镜像的两面，没有一方作为镜子，也就看不到另一方的存在。这种族群关系格局的内在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机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其演变必然会对族群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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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中央王朝兴盛，就会出现四夷来附的景象，王朝的认可是各个族群最重要的权利资源。这种现象说明，族群归属的实质首先是群体对于安全和利益的追求。这是族群变动中的定数。因此，国家保障群体安全和分配群体利益的族群关系政治策略是决定族群归属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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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族群性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刻地被人们所认识到，族群关系的政治正在从社会政治的幕后走到前台，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这个层面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再也没有清晰的边界可言。虽然欧美社会认识到族群性的重要影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移民潮以后，但是，族群性的力量在欧洲大陆显示威力实际上已经持续了6个世纪。这一点，只有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人们的视野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以后，才开始被认识到。而在东欧发生剧变，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后，人们对此的认识才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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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经习惯用政治经济的和阶级的方式观察社会政治，但是，政治经济和阶级的视角不能完全解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在政治经济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利益，甚至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镇压关系的欧洲社会各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极高的一致性投入战争，“被剥削的无产者”同样不惜生命代价心甘情愿地为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充当炮灰。在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分歧的背后发挥作用、使人们一致行动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可以说，这是基于族群性的认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政府和社会着力营建的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的支持，经济和武力的强大只能勾画出一只纸老虎。对于多族群国家，即史密斯所说的“多元民族国家”，族群归属及其得以形成的结构性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是国家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根本。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以及安全保障是所有族群都会追逐的目标，一般说来人们追逐群体利益的动力与群体对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的自觉程度成正比，在变动社会中群体地位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族群关系以及由现实利害所主宰的归属意识始终是多民族国家需要拿出足够的真诚和投入来呵护的软肋。除此之外，认同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族群身份意识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实际上，比软肋更难呵护的是人心。当一个社会使用了一套意识形态的方式塑造了人们的族群身份意识并且形成了群体关系的实践逻辑以后，在那个世界里积蓄的力量将很难估量。在整个社会的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族群群体概念、族群意识以及族群的群体关系实践的转变，可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险滩，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谨慎思考并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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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菅志翔（1968～ ），女，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著有《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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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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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rowitz，Donald L.，“Ethnic Identity，” In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p.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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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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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ters，Mary C.，Ethnic Options：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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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密斯·安东尼：《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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