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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种解释中，“近代超克”不再是战前日本民族错误认定的目标，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这一“近代实体”的矛盾自身。这种矛盾的转换与扬弃，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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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与近代主义者事实上有着共同的“近代—前近代”的认知图式。正因为如此，随着战后日本迅速的复兴和现代化的成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这种进化论类型的超克论也无疾而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最终在日本取得了胜利。随着“近代”——被视为普遍主义的西欧近代——在日本的成立，内在于社会自身的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性格也愈发显现，结果，这种近代批判意识与基于“日本文明”的超克论再度结合，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超克论，以保守主义的面貌得到了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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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过度强调战后日本的近代超克论与帝国时期的关联。1945年日本帝国的崩溃与战后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使得人们的“世界”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前的“近代超克”或“世界史论”中，“世界”是一个与日本对峙的特殊存在，是一个有待克服的对象。但在战后民主主义的空间中，竹内好所言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世界，为“亚洲”留下了特别的创造性的位置。与此相对，在近代主义者的论述中，另外一种“世界”意识也同时出现。在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访谈中，丸山真男的一席话表明了近代主义者世界意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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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说“世界”时所联想到的形象，并不在我们的内部，而是意味着处于我们外部的国际社会；再具体地说，就是指欧美。“世界”这一普遍概念并不是场所。日本处于世界当中，反过来说，世界也在日本当中。这种观念在日本不容易扎根。这一点对于所有未接受世界文化洗礼的地方而言都是如此。未受罗马文明洗礼前的日耳曼也是如此。我最近几年反复论及“开国”的思想史意义，就是要指出日本中有世界，世界中有日本。[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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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从经验和理念上看，依然是由欧美定义的世界。然而，它在本质上和战前的认知已经全然不同。事实上，近代以来日本知识分子所执着的“西洋”“世界”与“日本”，最初就处于相互交织与建构的过程中，这种情境的本质仅仅因日本1945年的战败而凸显了出来。丸山真男的说法所揭示的正是这一事实。不过，丸山的上述说法也同时表明，以他自身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极度弱化了对“西欧近代”的质疑与抵抗。我们只是在“日本中有世界，世界中有日本”这一表述中看到了日本在新世界当中可能有的位置，这与竹内好更为积极保留“亚洲”、进而保留“日本”自身的构想，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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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近代主义的世界认识方式，这种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批判性反思视角的丧失，是否意味着日本丧失了参与并推动历史前进的契机？这种民族与世界之间张力的解除，是否意味着日本近代精神走完了它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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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政治层面上冷战秩序的终结与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世界”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试图加快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由于美日同盟关系的束缚以及日本宪法对它自身行为的限制，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进程举步维艰。不过，与这些外在的约束性条件相比，日本还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就是它尚未形成参与世界事务的基本理念，或者说这一理念尚未达成一致。战后日本形成的“联合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并不总能得到调和。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因此一再发生分裂。进入21世纪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单边军事行动，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学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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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世界秩序转变，日本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京都学派”“亚洲主义”可能具有的意义。[53]这可以说是对近代日本精神史遗产的一种重新清理。由于这种思考并未超过竹内好等人的范围，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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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亚洲”与“世界”观念在日本国民个体层面上的呈现。如果说战后日本在外交实践上要追随美国的世界政策，那么国民则始终与这种政策保持着紧张关系。这与帝国时期日本民众自发支持政府的情形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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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一个例子。在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中，有一位很活跃的出版家，名叫下中弥三郎（1878—1961）。[54]在战前的历史上，下中是一位典型的“亚洲主义”“超国家主义”与“八纮一宇”的宣传者，坚信亚洲解放与皇国世界统一的使命，代表着近代日本精神史在一般的知识阶层中的呈现。日本战败后，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转而拥抱民主主义。不过，如果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幅图景。在1952年广岛召开的“第一次世界联邦亚洲会议”上，他的发言将他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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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着美国的指使，但日本拥有宣布放弃战争的宪法。把这部日本宪法推向全世界，将战争从人世间彻底消除掉，这难道不是世界上首次经历了原子弹、氢弹洗礼的日本面向全人类的光荣职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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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积极提倡日本“非武装中立、绝对和平主义”与“世界联邦”理论，他被认为日本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1955年，他成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组织的著名的“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的一员。第二年，他访问中国，在亚洲大地上看到了“人间天国”。在晚年的文章中，他认为“八纮一宇”的理想只是遭到了政治上的误用，坚信“世界一家”和“诸民族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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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一位日本国民的个体身上，一种精神与信仰上的连续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于他而言，他在战后所抱持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与他的个体精神演进过程中的“亚洲主义”等思想观念并没有什么断点。当然，下中弥三郎的事例只是众多有类似精神体验的日本国民的典型。在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反对核武器运动”等一系列公民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参与其中，成为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观念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日甚一日的保守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正在从正面重新解释并坚持宪法的理念，致力于日本与世界的和平活动。这种思想与活动构成了战后日本世界主义的主要侧面。[55]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在国民个体的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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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如此，作为集体的“民族”同样如此。通过与过去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民族”同样获得了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的完整，从而使得民族的共同生活获得了意义。对于经历了战败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日本民族而言，更是如此。不过，与过去建立联系，维持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的完整，不仅仅是人们出于理性的目的而有意为之，在深层的意义上有着来自于精神史自身的动力。但不管怎样，这种精神机制与个体努力的结果，使得日本民族很快达成了与过去、与世界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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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四、战争与民主：东亚世界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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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意味着国家统治原理的转换，由军国主义和天皇制绝对主义转向人民主权的近代政治原理；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历史意识的转换，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近代主义者的观念中。结果，在政治实践中，“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构成了日本国民整体性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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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仅仅注意“战后民主主义”这些容易观察到的结果。实际上，从我们设定的精神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民主主义的确立留下了此前日本帝国的深刻印记。民主主义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同盟国，来自GHQ的具体施政。这种事实构成了日本历史的特殊演进路径，它不时地或者说一再反复出现在当下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我们之所以着重讨论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就是要揭示“战后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说，内在于“战后民主主义”中的近代日本帝国的要素，构成了它的另外一种隐秘的起源。换言之，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特征的核心，不在于“民主主义”，不在于“战后”，而在于“战争”自身。这样，我们就将问题再次置于东亚世界变迁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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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与进入世界史的进程，正是精神帝国现实化为政治帝国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东洋”在其精神秩序建构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东洋—西洋的认知框架中，日本国民的精神首次获得了解放，近代化获得了无可替代的精神动力，结果，日本成功地维持了独立，率先实现了富国强兵。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有着世界史的意义：它打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世界支配状态，加速了世界旧制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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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的成功在文明史上的意义，很快被它的失败所抵消。它的这种失败与它对文明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它并未能洞察到世界文明演进的大势。日本奉行的大陆政策，很快耗尽了它曾获得的正义属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大陆帝国梦戛然而止；随即，一个“和平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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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的新生意味着什么？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毁灭反倒在结果上摧毁了欧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基于暴力的殖民统治，促进了普遍世界史的形成。而“和平国家”日本的诞生，同样属于这个历史过程自身。说到这里，我有必要引述一种历史认识论，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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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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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方式，日本帝国在这种辩证法的意义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种说法不应该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以这种辩证法的方式谈论日本的“贡献”会遭遇特殊的困难——历史现场中的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当下的事实。在“战后民主主义”的和平空间中重新讨论“近代超克”时，广松涉的下述说法促使我们要对“历史的不自觉”做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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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日美战争将来绝对不可避免。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战争可以说是有着所谓自然法则般的必然性；直到某个特定国家完成统一支配世界之前，战争将反复发生。这几乎是人们的常识。从人们确信不疑的这个大前提来看，既然日本从感情上说不甘心败退，那么为了确立世界和平，确保全世界的安宁与秩序，日本就有必要在战争中取胜，取得终极战争的胜利。这是绝对条件。除了极为少数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分知识分子与民众，可以说这是日本全体国民共通的认识……以美国为盟主的西洋和以日本为盟主的东洋的决战，不仅仅是力量的对决，同时也是东洋原理与西洋原理在理念上的对决。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我们也必须将这一点铭记在心。[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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