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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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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页；另外，关于阳明学在近代日本的影响的简要介绍，可参见［日］沟口雄三：《李卓吾·两种阳明学》，孙军悦等译，三联书店，2014年，第244—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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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老中是江户幕府的最高官员，直属于将军，管理整个幕府政务。一般有4—5人，从2万5千石俸禄以上的谱代大名中选出。职位大致和镰仓幕府的连署、室町幕府的管领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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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老井伊直弼主导的在安正五年（1858）开始的对倒幕派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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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山田洸：《幕末維新の思想家たち》，青木書店，1983年，第5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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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转引自朱谦之编著：《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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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里的“失计”指1864年长州藩出兵京都但最终战败的“禁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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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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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3，岳麓出版社，2012年，第669—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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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黄遵宪：《日本国志》，岳麓书社，2016年，下册，第1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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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请参阅本章的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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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斋藤希史：《漢文脈の中の近代》，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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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島田英明：《歴史と永遠：江戸末期の思想水脈》，岩波書店，2018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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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载《日本史记（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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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引自［日］斋藤希史：《漢文脈の中の近代》，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年，第50—51页；另参见［日］島田英明：《歴史と永遠：江戸末期の思想水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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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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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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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古典精神的相逢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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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95年和约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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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讲和条约，经5月8日烟台换约后，条约生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关条约》。说它著名，一是因为，条约规定的中国割地（辽东半岛及台澎列岛）与赔款（二亿两白银）数量之巨，震惊世界；同时，中华帝国之虚弱，由此一览于世界而无遗。二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该条约的缔结乃为“国耻”，在“百年屈辱”的历史观念中居于独特的地位。关于这一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物理与心理上的巨大影响，学者多有论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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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固然不错，并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也会妨碍我们对它的全面认识与理解。1895年的这一事件影响至深至巨，仍有值得我们今日思索探寻之处，比如，中国究竟为何如此关注一个世纪前的这场战争及战后条约？这种关注仅仅是因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吗？或者说，这种关注是“国耻”叙述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建构？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诸如此类流行的观察与结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面对如下真切的问题：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的条约，究竟怎样影响了此后中国以及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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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坦然承认我们问题意识的当下属性，那么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表达：当下我们的自我和世界意识与甲午战争后的世界秩序变迁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我们暂且仍可从上述条约另一尚未被充分注意的“著名”之处来谈，那就是，从内外两种秩序变迁的角度，此条约彻底将中国置于世界史展开的巨幅画面的中央，多元的历史主体围绕“中国问题”的角逐成为此后世界秩序发生急剧转换的重要因素。日本对中国大陆“特殊利益”的一再要求，是它与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帝国发生最终对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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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1895年这一事件的意义首先在于世界自身，中国不仅以其特定的存在方式影响了世界史的进程。为理解“中国”以及“中国—世界”关系的建构属性，我们有必要再次探讨1895年后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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