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5936
170226593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邻人的陌生性的另外一种面相在1895年后的中日关系中得到呈现。中日两国在此时的冲突，一方面可视为东西两种世界秩序与文明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是传统中华世界内部各政权为争夺“天下”而发生的冲突。此时的中华帝国对于这两种冲突，尤其是后者，并未形成明晰的认知。在当时中国的世界认识中，日本必然处于一种例外状态。
1702265938
1702265939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虽然上文所言的“日本例外”依然存在，但却以另外一种极端呈现在中华帝国面前。日本不再是旧秩序下的“明之倭寇”，而是新世界中的一个变法自强的范例，因而被视为中国走出困局的榜样，它的方法则是终南捷径。从1896年向日本派遣13名留学生并主动要求日本派遣专家（史称“日本教习”）开始，到1905—1906年间近万人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再到数百名日本专家在从幼稚园到大学、从具体农林技术到司法改革等全方位领域的活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出现了“日本转向”的现象。
1702265940
1702265941
其实，早在《马关条约》签署生效的两天后，即5月10日，光绪皇帝即下发朱谕，说明签约主旨，实则为下罪己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宿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路交绥，战无一胜……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以收自强之效，于内外诸臣实有厚望焉！”[10]措辞与语调堪称诚挚。同年7月，光绪帝下发谕旨，要求各地督抚等臣工“保荐人才”，而人才的标准是要“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11]尽管并非后世所期待的励精图治，但变法意图却得到了持续的凝聚与增强，康有为最终进入变法体制核心，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1702265942
1702265943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遭到杀害，史称“巨野教案”。德国见猎心喜，随即强占觊觎已久的胶州湾。清廷对此束手无策。康有为抓住时机，驰赴上京，再次上书极陈事变之急与变法之迫，从而开启了帝国“日本转向”历史进程的帷幕。康有为明确主张：“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在翌年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同样强调：“变法开新……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12]由于康有为的论述理势沛然，光绪帝最终决断，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变法。此后十年间中国内政的变革与中日关系的演进，均与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日本转向”息息相关。
1702265944
1702265945
如果从康有为1898年上清帝书中力主“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算起，中国的立宪步伐非但不缓慢，且有操之过急之嫌。这种立宪政治虽因其后的革命而被记录为失败的尝试，但中华帝国最后十年间在司法、教育、军警、思想等领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注意到此间尤其是1901年新政改革上谕发布后，“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以及中国统治精英“方向转变得如此激烈和持久”，美国学者任达将这一过程定性为“革命”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可不谓恰如其分。[13]
1702265946
1702265947
显然，这种急剧转变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推动。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推动这种转换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什么？在清王朝最后的十余年间，除了战败以及应对时局等现实逼迫外，当时中国的主政者们又是基于怎样的自我与世界认识而最终对变法进行了自我正当化？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的是，中华帝国的主政者们之所以最终发动了极具革命性的变法活动，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精神动力。
1702265948
1702265949
三、帝国精神的转换与世界秩序
1702265950
1702265951
儒家思想是中华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它为基础的文教体系，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新政的首要领域。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变法的精神启动力虽然源于甲午战争惨败的冲击，但倘若欠缺日本的参与，师法日本的维新可能同样无法顺利实现。事实上，在主政者重构中华帝国宪制的过程中，当时的中日关系作为既定的条件得到了有效的认知与利用，甚至有意的发明与创造。中日两国“同俗”“同文”“同种”的观念，正是这种发明与创造的结果。
1702265952
1702265953
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构成了双方共有的精神氛围和意义空间，从而强烈地影响了此间中日两国互动的特定内容与形式。在这种共同性的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亚世界内古典精神的相逢。当然，双方虽然共有这些观念，但各有侧重，在各自的国家理性建构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事后看来，这是一次东亚古典世界秩序及其精神在近代世界体系中的自我拯救，尽管最终以失败告终。
1702265954
1702265955
一般认为，1895年后十余年间日本的政治精英呼吁与中国合作，完全出于民族利益的考量。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也包含着某种特定的误解：此时的“中日关系”，并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基于民族国家利益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无论是此时的中国还是日本，其国家形态皆为帝国，皆有着追求普遍的精神与意志。
1702265956
1702265957
在1895年之后中华帝国的“日本转向”过程中，“变法自强”成为主旋律。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普遍主义的观念——君主立宪制所代表的近代政治文明观念和中国传统儒家文明观念——逐渐演变为变法的基础，并最终成为精神指导原则。对日本“同俗”“同文”乃至“同种”的认识，为这种理性的正当化提供了经验明证。
1702265958
1702265959
如前文提及的，这种帝国理性的重构源自明治日本的维新事业。这正是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反复强调师法日本的深层认识。他这样论述道：“若中国变法，取而鉴之，守旧之政俗俱同，开新之条理不异”；“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且我数千年文明之旧，亦自有应保全者……但藉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14]帝国主政者对新旧两种文明的疑惑，因“同俗”“同文”而得到了消解，或者说，新旧两种文明的对立是表面现象，帝国的理性在于对二者的适当安排与调和。
1702265960
1702265961
在随后的立宪运动中，同样的认识一再出现。比如，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在1907年1月奏称：“接见彼都人士，或谆谆以为言，谓其国欧化盛行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者也……政术与时变迁，必广求知能于世康有为的“世界化”与普遍主义，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十章。界，斯理万世不易，必当奉为圣道为依归。盖风教略殊，凡纲常名教之大经，我自有立国之道；而规模灿著，彼设备训练之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驻日公使杨枢在1905年1月9日的奏折中称：“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法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15]翰林院侍讲朱福诜则言：“与我国政体为最近，堪为前事之师，即法后王之意。”[16]显然，在这种日本认知图景中，明治日本被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融合的典范。
1702265962
1702265963
另一方面，日本主动卷入此间中国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后者的“日本转向”。1898年8月，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发表长文《关于清朝留学生》，其中写道：
1702265964
1702265965
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材，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
1702265966
1702265967
中国派遣文武学生到昔日“轻侮厌恶”之国学习，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司之大度宏量”表示赞佩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在中国人材培养与教育现代化领域中的作用。[17]事实上，上田在文中呼吁道，“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效的方法”，“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避免破坏彼国委托人之大事业”。[18]这种看法虽非孤立，但当它由政府官员说出时，我们由此看到了日本支持中国变法的热情。
1702265968
1702265969
无须为此罗列更多的材料，因为上面的引述已清楚表明，包括语言文字、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在内的传统文明的共有或共享，成为此时中国所描绘的日本图景的本质特征。这种基于东亚传统文明的意识形态共享，成为中华帝国自我维新的精神动力与心理安全的保障。当然，日本支持中国变法还有策略上的考量，其对“同文同种”的强调将这种热情背后的理性呈现了出来。
1702265970
1702265971
简单地说，日本在上述中华帝国自我维新之际形成的认知图景，与当时世界秩序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从世界史的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形成并展开全球角逐的时期。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将帝国的虚弱暴露在列强的眼前。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做法将欧洲帝国主义的竞争迅速引向了东亚世界。1898年3月16日中德订约，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随后，3月27日，俄国获得旅顺大连25年的租借权；4月2日，英国获得威海卫25年租借权；4月10日，法国取得广州湾99年租借权；4月24日，英国再次获得九龙99年的租借权。
1702265972
1702265973
日本首先感到了危机。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非但对日本谋求大陆扩张、实现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不利，对其自身的安全也构成了挑战。尤其是它觊觎已久的朝鲜控制权，开始直接面临来自俄国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世界史变局中东亚世界作为整体的命运。
1702265974
1702265975
于是，对世界秩序的权力变化异常敏感的日本，率先提出了“清国保全论”的外交策略。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的一种调适。日本对中国通过变法自强来平衡其他帝国的力量充满了期待。此时，作为新兴的帝国，日本羽翼尚未丰满。事实上，在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之际，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行动让日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耻辱；随后《中俄密约》的签订，进一步增加了日本的压力。因此，早在1897年10月，日本参谋本部就主动接触中国，并邀请中国军事观察团参观军事演习。日本此时的头号假想敌，正是俄国。
1702265976
1702265977
与这种世界秩序的变迁相辅相成，近代西方世界体系自身携带的种族主义思想与政治实践开始大行其道。受这种观念的刺激，日本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从1898年开始宣扬种族战争。结果，这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另外一种“正当性”说明：日本要联合中国对抗西方。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论成为日本强化对华交往的一种话语战略。我们这里举两个例子。
1702265978
1702265979
1901年7月25日，日本发表了一篇题名《清国教育问题》的未署名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在教育方面）清国只能依靠外国专家。这样，我们作为日本人必须尽一切努力，为了彼此两国，利用我们较之欧美人更为有利的、同文同种、唇齿辅车的各种关系，同意清国政府及民间增加雇请日本人或为顾问，或为教师。”[19]这个说法和我们在前面引述的上田万年的说法类似，但增加了“同文同种”的根据。再比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管学大臣张百熙及恭亲王奕䜣会面时这样论述道：“贵国与敝国乃同文之国，敝国教民以忠君爱国为本；远奉孔圣相达今日之域。今贵国以派学生为急务，迟一日则国运之进步，亦迟一日也。”[20]这个说法强调的是“同文”，即文字文化相同。
1702265980
1702265981
虽然日本所言的“同种”为“同为黄种人”之意，并不同于中国主政的士大夫观念中的“同种”，但因双方各取所需，这使得此后的中日关系呈现出某种准联盟的性格。[21]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这种与日本的“共同性”有利于解除他们对变法的疑虑和抵触。
1702265982
1702265983
另一方面，同日本政治家的感受一样，当时帝国主政的士大夫们同样因为来自西方势力的压迫而对“同文同种”论产生共鸣。庚子事变后，俄国借口强占东三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鸣。因此，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使中国在形式上保住了东三省的主权，对中国而言更是一个新的激励。“立宪战胜了专制”“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这些说法迅速主导了中国士大夫的世界与日本认识。如果说此前的“同俗”“同文”“同种”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述层面上，那么日俄战争的结果则为这些认识提供了最直观的佐证。这也正是帝国的立宪活动急速高涨的原因，而中华帝国的“日本转向”迅速达到巅峰。
1702265984
1702265985
因此，中华帝国的世界认知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变迁，共同决定了此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性格。在上述过程中，“国耻”与“民族主义”并未成为变法维新的心理驱动力。毋宁说，晚清中国变法的心理能量源于中日两国古典精神的相逢。“同俗”“同文”“同种”话语广泛流行的背后，正是一种双方共有的东亚世界的古典精神。这种非屈辱性的世界认知最终表现为变法者对普遍主义文明的接纳与吸收；其中最主要的表达，就是国内秩序的法律化。立宪政治是走向文明的关键一步，在这种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如上面指出的，日本在十年间先后战胜中国和俄国的事实，对于中国的士大夫而言是最有力的根据。
[
上一页 ]
[ :1.70226593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