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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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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这份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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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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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团报道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道组去当报道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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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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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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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的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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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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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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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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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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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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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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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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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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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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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啊，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反革命”，对我表现出了超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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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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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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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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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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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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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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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喝的都是忧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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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语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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