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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文学故事，弗洛伊德说：“在男性的幻想中，被鞭打即是被爱。”为什么是被爱？因为“有受虐倾向的人希望被人当作一个娇弱无助的孩子对待，尤其是被当作一个淘气的孩子来对待。”一个被父亲鞭打的孩子相信，我父亲打我是因为爱我。实验证明，大多数被母亲鞭打和虐待过的孩子，都不会唾弃母亲，而是把母亲的虐待当作爱的表示。这种孩子总是竭力向母亲示爱，如果离开了母亲，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会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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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O的故事》、《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春琴抄》的故事更具有世俗面貌，这里有着我们熟悉的日常人情。谷崎的妙处在于把手术刀切入日常的生活，让我们惊异，感觉被撕开了，又好像匪夷所思。当然匪夷所思，并不完全是我们为逃避被撕开所装出来的，日本文化中确实有一些奇特现象，比如“娇情”。“娇情”是心理学家土居健郎提出的概念，就是“想被人爱的依赖愿望”。娇情的原型是母子关系，儿子希望被母亲宠养、爱怜、管教。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吧，我就是您的孩子！日本人的这种“娇情”，超越了母子阶段，发展到了成人社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准则。在“娇情”的世界里，人是依赖他人而存活的，所以日本人有很强烈的集团意识。集团的本质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大多数人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而感觉安逸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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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说这么个真实的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股侵华日军夜里偷越一座山，深入中国军队腹地。地形陌生，又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完全看不见彼此，更看不见指挥官在哪里。指挥官是领头羊，不，在日军士兵心目中，简直就是父亲。看不到父亲的存在，是万万不能的。他们就低声问：队长在吗？在。黑暗中，队长回答。他们心安了，重新恢复了被带领的感觉，有了主心骨，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们又问：队长在吗？队长又答：在。他们就这样一问一答，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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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力量很大吗？当然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有另一种思维？把我们自己交出去，在无知中达到超越。就是同样的谷崎润一郎，还有一本著名的理论著作《阴翳礼赞》，在这本书中，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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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京都或奈良的名寺古刹去游览时，往往会被带领去参观那些深院大宅房间壁龛上挂着的所谓该寺庙珍藏的字画。这些壁龛在大白天也多半是阴暗幽深的，所以看不清字画的图样，只能听凭讲解人的说明沿着黯然失色的墨迹，驰骋着想象的骏马，去玩赏可能是举世无双的绝笔。不过那模糊不清的古画和幽暗的壁龛倒是配合得无比协调，从而使图样的不鲜明不仅丝毫无碍欣赏，反而令人感到这样程度的不鲜明是恰到好处。总而言之，字画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幅羁留着虚幻的柔弱光线的典雅“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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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鲜明反而是好的，因为它超越了，从“有限”到达“无限”了。这似乎跟博克的观念不谋而合。博克也谈到了晦暗产生美，他反对法国美学家杜博斯的“画比较明晰，所以也比较优越”的论断，认为晦暗比明晰强。“为什么晦暗的观念，如果表达得恰当，其感动力还比明晰的观念更大呢？我想这在自然（本性）中可以找到理由。凡是引起我们的欣赏和激发我们的情绪的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对事物的无知。等到认识和熟悉了之后，最惊人的东西也就不大能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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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也指出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但可悲的是，人的本性总是不服从这种限制，争强好胜。聪明的东方人则不同。但其实也未必是全部的东方人，这些人即使在东方，也往往被打入另册的，比如中国的老子。与“刚健有为”的儒家不同，老子思想不能进主流，那样不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能藏在聪明人的内心里。老子提倡“无”、“虚”之道，强调“无为而为”，认为“致虚”、“守静”就可以使世界万物生生不息，而人只有做到不为物变所乱，才能达到返归“知常”即领悟“无”的境界，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复观”。“道”虽是“虚”、“无”，是“天下之至柔”的“弱”，但能以“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性格特征达于“入无间”之境。他用水作了个比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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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也以“无”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有”、“无”关系的思辨中，构建了他的哲学和美学。“鲲鹏之飞”的“逍遥”，就是庄子企图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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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是东方人，不同的是，这种思想似乎是主流化了，也因此，它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民族。当然日本人的超越，跟老庄有所不同。虽然同属于东方民族，中国讲“天人合一”，日本人更多的是带着“无常”情绪；中国的哲学有着明朗的世俗情调，日本则更多的是带着宗教的宿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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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跪在她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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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武士，被一个叫迷女的美丽女子诱进了家门。“迷女”供其吃喝玩乐，他们很快相爱了。有一天，迷女对武士说：“没想到我们俩会成为这种关系，这或许只是一场短暂的因缘，但也必定是有缘才会这样吧！那么，从今往后不管我要你死，还是要你活，你都肯听我的话吧？”武士答：“全凭你说了算！”于是，迷女就引着武士来到一栋房子里，将武士的头发绑在十字架上，让他背向自己，绑住他的双脚，她自己则换上了一套公卿服装，头戴乌帽，手持鞭子，狠狠在武士背上打了八十鞭。打完，迷女问武士：“疼吗？”武士答：“这点小伤算什么？”“果然不失我望！”迷女说，于是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的伤，给他更丰富的食物。当武士伤痕即将痊愈时，她再次把武士带到先前的那栋房子里，又将其绑在十字架上，在他背上狠狠抽了八十鞭。过了几天，她再次鞭打武士，连胸前、腹部都被打得血肉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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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昔物语集》里的一则故事，这故事叫《不被知人女盗人语第三》，收在《今昔物语集》卷二十九第三话里。《今昔物语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故事集，著名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就是根据这里的一则故事改编的。《竹林中》这小说有点怪，但其实原故事并不怪。这个故事倒是真怪异了。但与其是怪在它讲了虐恋，毋宁是怪在是女人虐男人。虐恋已经有许多理论给予了解释，萨德、莫索克们也已经进了文学正史。虽然莫索克写的也是女人虐男人，但是毕竟是在欧洲，在莫索克的年代，男性霸权已经走向了没落。而众所周知，日本是个极为男权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但是却在这样的土壤里产生了这样的故事，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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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解读为男性的坚忍。但是谷崎润一郎《春琴抄》就不能这么解读了，那个被女琴师兼女主人春琴折磨的佐助，只会像小孩那样哭哭啼啼。实际上，许多日本文学作品都有着女虐男的内容。就这个谷崎，他早期的那篇《饶太郎》，也写了主人公迷恋于被女方拷打。女方越是爱他，他就越渴望女方残酷拷打他。他的《刺青》里的女子则是“吸男人的血、踩男人的身体”的魔鬼。在长篇《痴人之爱》里，主人公河合让治被一个混血女子娜奥密搞得神魂颠倒，自甘受虐，即便娜奥密挥霍奢侈，还毫不掩饰地和各种男人交往，他依然向她奉献上一份“痴人之爱”，发出“跪在她脚下”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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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女性的痴恋，在川端康成笔下也不少见。另一个作家水上勉，也在他的《越前竹偶》里，让一个窝囊男人匍匐在一个女性脚下，当她的奴隶。有论者说，日本作家普遍有着女性崇拜的情结，确实如此。其实岂止日本作家，日本男性也是。这种情形似乎不只是在日本，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有这种情况。一方面贱视女人，甚至视女人为祸水，另一方面，对女性的崇拜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女性崇拜来源于人类早期，那时候人类还没有高级到懂得性别歧视，还只关心生存问题。先民们以狩猎为生，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力从事狩猎，这人，只有女人能生产。那时候的男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生孩子也有自己的功劳，他们以群婚制的方式生活，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人怀孕的原因，要去动物、植物、河水等人自身以外的大自然中去寻找。那时候有很多感生神话，讲述姑娘接触神木、神水、神的脚印，或者吃神果、神蛋等等而怀孕，那么能感受“神”从而生育的女性，也被戴上了具有神奇创造力的光环。到了后来人类开智了，当然也到了懂得农业生产了，男人成了劳动的主力，女人的地位就下降了。在中国，还出现了“产翁制”，产妇生完孩子后立即下地干活，产妇的丈夫却躺在床上“坐月子”，由产妇在床下侍候丈夫。“产翁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男人在生育中的功劳。男人一旦失去了对生育的神秘感，就可以蔑视女人，甚至用武力征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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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女性崇拜是人类早期遗留下来的，但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男权的另一面，所以到了反征服的地步。实际上，征服与反征服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男人征服了女人，毋宁是掉进了陷阱，结果是正如布尔迪厄所分析的：“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一方面，统治者从统治中受益，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将无意识的模式用于自身”，这使得他们不堪重负。心理学家瑞奇指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性格盔甲”的东西，它像盔甲一样包裹着人的全身心，让压力无法排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形成焦虑和恐惧之时，他就亟待来自外力的打击，就好像一只胀满的气球需要从外面扎一个孔，从而得以泄气。他得出人的快感模式：紧张——聚积——宣泄——放松，而受虐，就能达到宣泄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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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受虐，是难以操作的，毕竟男人必须保持着这层盔甲，于是就有了虐恋俱乐部。这种地方往往是女虐男，由“女王”来鞭打折磨男性客人。据调查，光顾这种地方的男人，往往平日里身居高位，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把盔甲脱掉，把尊严放倒，接受“女王”的施虐。受虐者往往怀着一种逻辑：你虐待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不必为此负责了。当然更常用的办法是在文学中宣泄，文学是现实得不到满足之后的幻想，所以在日本，女虐男的文学作品就特别多了。当然这些写作者往往是男性，在现实生活中，男人欺压女人，但在文学作品里，却把鞭子交给女人，也不管女性愿意不愿意。就像莫索克《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的男人萨乌宁，非要女人旺达充当虐待自己的角色。其实，这也是另一种男权，是男人对女性的利用。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旺达到底是怎样的女人，没人关心，把她当成维纳斯，只是男人萨乌宁的想象：“高贵、邪恶、神仙般的女士，请把你的脚踏在奴隶的背上，在香桃木和龙舌兰下面，伸展你的大理石雕像般美丽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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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属性是他制定的，她的脚和身躯是他要利用的。正如三岛由纪夫谈谷崎润一郎时所指出的：“当母亲的纯洁的爱与性欲相混淆时，她会立即改头换面，她会变成典型的谷崎的女人，如《刺青》中的姑娘一样。她美丽的身体潜藏着一种黑暗、残暴、罪恶的东西。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看到，那不是女人生来具有的特别的罪恶，而是男人期待的一种罪恶，它反映了男性的欲望。”男人被女人虐待，只是男人愿意被虐待，只是他对自己权力的放弃。一旦他不想放弃了，他又可以收回，他又是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快又会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其实，从谷崎润一郎的《富美子的脚》中的“拜脚”，就可以看出来：女佣富美子的脚美极了，以至于老主人弥留之际，不能进食，便要求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他嘴里。说起“拜脚”，很容易就想起中国的“三寸金莲”了，那亵玩的本相就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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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入佛界易，入魔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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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川端康成被介绍来中国，连同他的照片。当时总觉得那形象跟我熟悉的作家不一样。我喜欢在阅读作家作品前端详书里作家的照片。我熟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李丹译的《悲惨世界》扉页上的那个雨果，还临摹过；我认可那张列宾画的列夫·托尔斯泰像；我也喜欢上海译文版《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里的海明威，我觉得那是他最生猛的照片，微眯着眼睛，像一只即将扑去的狮子，不知为什么现在不大用了；我最初不习惯卡夫卡那张正面像，就好像标准照，西装领带，不像作家，是否是从他的档案里撕下来的？或者是求职时所拍？现在许多害怕不能被录用的求职者，都拍这样的照片，对了，害怕，这就合了卡夫卡了。可是我仍然看不顺川端康成的照片，也许是因为跟传说反差太大了，传说他写得很“美”，可他人却一点也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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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中国人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还是一身灰布蓝衫，但是从灰蓝衣服的领口露出的假领，虽然小得连腋窝都遮不住，仍可以看出关不住的对美的渴求。这时川端康成出现了，人们惊叹：这世界上还有如此“美”的文字！人们想着“美”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还是早年的理想，牧歌式的、古典式的，还有19世纪的那些文学，甚至是前苏联时期的，就像现在老年人一讲好时代，就想着五六十年代一样。立刻有了不少模仿作品了，我记得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小说奖，但那与其是川端式的，毋宁是泰戈尔式的，但又缺乏泰戈尔的宗教感。对所谓川端康成的“美”，当时我就很犹疑。虽然那篇广泛流传的演讲说的是“美丽的日本”，但那个“美丽”，却似乎不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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