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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母亲”这一称呼是所有已婚妇女的护身符和荣耀所在。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如果从西方的观点出发，她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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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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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奇特，令人不可思议：她是自己孩子的独裁者，可以要求他们绝对无条件地服从自己。哪怕自己的孩子已年逾花甲、白发满头，早已成为了另外数个家庭的父亲或者祖父。斗转星移，她也会变成几个媳妇的恐惧之源：她会向她们作威作福，把她在做小媳妇时忍气吞声遭受的一切苦难和折磨，再重新发泄到自己的儿媳们身上。但是只要面对丈夫，她就除了扮演一位仆人的角色之外，什么也不是。在她去世之后，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儿子们必须为她披麻戴孝，一百天之内不准剃头刮脸。但是，如果她的丈夫也效仿儿子们的做法，或者表现出一些哀伤的样子，那么他就是自找麻烦：他就会因此成为众人冷嘲热讽的对象、鄙夷唾弃的靶子。作为男人，只要他喜欢或者看着合适，他就可以随时再娶妻子：但是，如果一名寡妇再嫁给另一个男人，那将被视为一件大逆不道、极不光彩的事情。中国人讲话时通常不愿把一件不合宜时的事情说白了。他们从来不说“王寡妇又结婚了”，而是说“王寡妇朝前迈出了一步。”如果一位年轻的寡妇希望出人头地，希望得到万众的景仰，比如说为了让皇帝下令建一座贞节牌坊褒奖她的品德，她会一头撞在丈夫的棺材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她的抱负不是太大，出人头地的愿望不是十分强烈，她会终其余生侍奉照顾自己的公婆。事实上中国的妇女在结婚后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姓，丈夫的姓便是她们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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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与清朝的一些高级官员交谈时，我提到了恭亲王的妻子去世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位王爷当然要暂且放弃处理政务，闭门韬晦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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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不会，”内阁的一名成员笑着说，“妻子的过世对我们轻如鸿毛，有什么值得伤心落泪？只要王爷喜欢新人，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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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王爷的身边早已经有了另外的好几个。在中国，无论从法律还是从伦理道德上，只要一名男子供养得起，他愿意娶几个妻子就可以娶几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或者说正妻，要比其他后娶的妻子们拥有一定的优越地位。虽然都是丈夫的隶属，但她是隶属中的头。她们所生的全部孩子都有合法的地位，都有相同的继承权。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上述原则是在实际中得到认可和推行的：皇帝大多至少都有四房以上的正妻(head wives)，同时还有七十五到一百名的侧房(assistant wives)，也就是我们应当称之为情妇的。皇帝要负责去认真琢磨和研究所有这些正宫和侧房们为他所生育的全部儿子们的秉性以及天赋，从中找出最合适的人选，让他将来继承自己的皇位。正如我们所预料的，皇帝的最后选择常常落在他最宠爱妃子（侧妻）所生的儿子身上，于是这个儿子便成为皇位的继承者。乾隆作为几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是他父亲的第十四个儿子：死于1875年的同治皇帝、一生平庸，没有什么值得评说，也不是正宫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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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国的中等和较贫困的阶层中，一夫一妻制是非常通行的做法，极少有例外，有些读者也许会从以下事实中找出某种内在的联系。第一，虽然清朝法律允许男子随意娶妻，数量不限，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妻子：第二，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叙述过，在汉字当中，家庭中有一个女子意味着平安详和（“安”’，如果有两个女人则意味着“好”戏不断，吵闹连连（“妓”），如果有三个女人，那可不得了，那将意味着将要发生最丢脸的事情和最严重的奸谋（“奸”）。我们说，如果在这些彼此孤立毫不相关的事实中存在某些内在的联系，那是毫不奇怪的。中国人是一个既非常注重实际，又很富于哲理思考的民族。他们一定发现了一夫多妻制是极不明智的做法，于是便把他们的这一认识深化渗透到其语言结构中去，以便世世代代永远作为对其子孙的警示。这一做法是很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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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您就此判定说中国妇女除了在家庭中做苦力和生儿育女之外，便再也无所事事，那是很不妥当的。在一个家庭中，母亲对于自己的女儿拥有绝对的管理控制权，直到她（她们）嫁到婆家，从她的身边消失为止。对于儿子，是母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母亲要求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要绝对顺从她，一直到她去世为止。另外，乡村中的老妇人不仅能使各种流言蜚语四处流衍传布，而且也能使之在整个社区之内销声匿迹。因此她们在调控社会舆论方面的确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乡村事务的处理中她们也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她们甚至还能拍板决定一些显然与她们毫无关系的事情。这一现象可能与她们所据有的对儿子至高无上的绝对专制地位有关。清朝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有两个女人即咸丰皇帝的两宫皇太后①，实际上控制了朝廷的内政外交事务。在所有严重危机的关头，她们的意志和判断总是被奉为最高、最终的神明和权威，因而总是左右着朝廷的大政方针。然而，按照东方的礼俗，她们生活在严格封闭的圈子之中，以至于当必须召开国务会议时，她们虽然必须亲自出席，但要有一挂帘子把她们和朝臣们隔开。那些内阁官员们只闻其声，而不见其面。两位皇后中有一位已于几年前去世。但是另一位仍然精力充沛，非常活跃。看来在国家的内外事务中她还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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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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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 1852年（咸丰2年）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61年，咸丰帝病死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其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祺祥。她同皇后钮钴禄氏并尊为皇太后。居丧时住行宫烟波致爽殿西暖阁，故被称为西太后。陪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_办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奉咸丰帝遗命，称“赞襄政务五大臣”，辅佐幼君，操摄政大权。西太后伙同恭亲王奕。在英国公使鲁斯等外国侵略者支持下，回到北京发动“辛酋政变”，处置赞襄大臣，改元同治，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而自己掌握实权。在此之后，慈禧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慈安太后(1837-1881)，又称东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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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镶黄旗人，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女，道光帝第四子奕宁妻。 1850年（道光三十年）奕宁继位，年号咸丰。晋孝慈皇贵妃，1852年（咸丰二年）立为皇后。1860年英法联军犯北京，随帝逃往热河行宫。次年咸丰帝死，同治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徵号慈安，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性需弱，权操于慈禧之手。 1873年（同治十二年），归政同治帝。次年，同治病死，光绪帝继位，又与慈禧共同听政。1881年（光绪七年）4月8日病死宫中，时人或疑其死于慈禧进药。葬定陵东晋祥峪，称定东陵。谥孝员显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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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女人的例子很确切地说明了在清朝帝国内妇女所拥有的独特地位。作为妻子，很显然她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影响力：而作为母亲，她们则法力无边。咸丰在世做皇帝时，他的两宫皇太后不过是供他任意玩乐的木偶而已。她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默默无闻。也没有人听说她们有任何独特的才能。但是当1861年咸丰皇帝命归黄泉之后，机会来了。她们策划并发动了“辛酉政变”②将朝廷的大权独揽在手。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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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辛酋政变，也称“祺祥政变”，参见上页注释①慈禧太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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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5年1月起，直到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位的皇帝①并不是两宫皇太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前任皇帝的侄子。但是他要绝对地尊重和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这表明，母性控制（maternal control）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突出和异常重要的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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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强者总是在支配着弱者。中国的妇女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遗风陋俗所束缚和限制，不能越雷池一步。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至多不过是比仆人的地位稍高一些的人物。然而她们中也有的人能够训导和支配自己的丈夫，使他成为自己的传声筒和代言人。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事实上中国的妇女从来没有忘记，她们长着一只嘴巴可以利用。不管她们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她们用尖锐犀利、连篇累牍的语言去诅咒叫骂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亲临其境聆听一次这样的典型叫骂，他就会注意到那一阵又一阵接连不断的连珠炮般的骂声里，所选择的词汇是多么形象生动，出神入化：他会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在打颤，风云为之变色，天地都要塌陷。很幸运，那些语言根本无法翻译成英语。只要您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就会很自然地相信．中国女人的舌头里隐藏着一件男人们根本无法对付的武器。只要面对它，男人们不是赶紧溜之大吉，便是乖乖地就范，躲到其石榴裙下。遇到这种情况，他的男性邻居们绝对不会来安慰他。相反的，他们会对他冷嘲热讽，①即光绪皇帝（1871－1908） ：原名爱新觉罗载湉。清代皇帝。咸丰帝的弟弟醇亲王奕譞之子。庙号德宗。年号光绪。同治帝死后无子，由他入继大统，1875－1908年在位。即位时年仅四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7年（ 光绪十三年）亲政，但仍由慈禧太后“训政”。1889年，太后“撤帘归政”，仍实际掌握大权。他受时势的感召亟想摆脱太后控制，有所作为，“以渝国耻。”清政府内形成拥帝的政治集团“帝党”，与拥戴太后的“后党”对峙。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时，他“不甘作亡国之君”，力排众议，起用康有为等维新人才，锐志更张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室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新“训政”，他被幽禁于瀛台。戊戌维新失败，旧制恢复。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当八国联军迫近北京时，被慈禧太后挟持，逃亡西安。1908年11月14日，先慈禧太后一日死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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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笑挖苦，这绝不是出于对他妻子的同情或者怜悯，而是由于他太无能，竟然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住。也就是说，他们嘲笑他不能使妻子闭上嘴巴，不能让她服服帖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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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彼此之间的地域联系非常强烈和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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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新的家庭建立时，他们总是将房子盖在离所分化出来的老家最近的周围地方。这样在中国你就会发现一组组的家庭群落，或者一窝一窝的家庭组合紧紧围绕在其老根 ，父母双亲的周围。你也许会发现整个整个的村落几乎无例外地由同姓的人家组成，并且你也可能发现这些同姓人家中有的家庭是四世同堂，甚至是五世同堂。 “史密斯村” （Smith ville）、“琼斯庄”(Jones ville)或者说得更地道准确一些，“张家庄”、“王家镇”、“李家十字村”等等，这些村庄乡镇的名字或者类似的地名在中国极为普遍，比比皆是，在清朝帝国内的所有地名中占很大的比例。在中国，每个家庭的财产共有，土地共同耕作。只有一个大家庭的男性家长去世后，才可能分家产、分土地。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不管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劳动，下地干活。如果土地很多，大得像一个农场，他们的全体成员便黎明即起，劳作终日，黄昏而归。在中国，你会常常看到，妇女和男子一道，在田间地头劳作。有一次我曾看到一位农夫手扶犁把，前面牵引的是一头牛、一只猴子、还有农夫的妻子。那三位并驾齐驱，共同拉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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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人们不太尊重地称为“跑马地球的人” (the globe trotters) 一也就是那些腰缠万贯、周游世界看风景的人，他们虽然神通广大，见多识广，但是面对中国人，他们却认为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在他们外出期间，不论到了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其他任何地方，他都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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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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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自己为漂泊在外的他乡异客，他都永远不同程度地犯那种思乡病。而且不管他自己的家乡有多么贫穷落后，面目可憎，他都魂牵梦绕地期盼着有朝一日重归故里，并把此视作终生的欢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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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彻底改变自己的自然天赋性格，中国人将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踏遍世界的殖民者。虽然，我们的确可以在美洲——无论北美还是南美，在澳洲、在缅甸、在泰国、在东印度群岛、在爪哇、在日本等地，都可以发现中国人的足迹，但是，他们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是永久的居留者。他们根本不是殖民者，而是短期的移民者。在这方面他们很像那成群结队的候鸟。这种鸟总是在某个地区觅食几个月之后，接着便飞往另一个它们记得清清楚楚、却异常遥远的地方去筑巢和孵育后代。中国人一般是出于万般无奈，或者是在迫不得已的非常时刻，才离开自己的家，进入他本人所认为的一种流亡状态。因此，往往在还没有动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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