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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女人的例子很确切地说明了在清朝帝国内妇女所拥有的独特地位。作为妻子，很显然她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影响力：而作为母亲，她们则法力无边。咸丰在世做皇帝时，他的两宫皇太后不过是供他任意玩乐的木偶而已。她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默默无闻。也没有人听说她们有任何独特的才能。但是当1861年咸丰皇帝命归黄泉之后，机会来了。她们策划并发动了“辛酉政变”②将朝廷的大权独揽在手。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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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辛酋政变，也称“祺祥政变”，参见上页注释①慈禧太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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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5年1月起，直到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位的皇帝①并不是两宫皇太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前任皇帝的侄子。但是他要绝对地尊重和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这表明，母性控制（maternal control）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突出和异常重要的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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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强者总是在支配着弱者。中国的妇女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遗风陋俗所束缚和限制，不能越雷池一步。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至多不过是比仆人的地位稍高一些的人物。然而她们中也有的人能够训导和支配自己的丈夫，使他成为自己的传声筒和代言人。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事实上中国的妇女从来没有忘记，她们长着一只嘴巴可以利用。不管她们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她们用尖锐犀利、连篇累牍的语言去诅咒叫骂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亲临其境聆听一次这样的典型叫骂，他就会注意到那一阵又一阵接连不断的连珠炮般的骂声里，所选择的词汇是多么形象生动，出神入化：他会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在打颤，风云为之变色，天地都要塌陷。很幸运，那些语言根本无法翻译成英语。只要您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就会很自然地相信．中国女人的舌头里隐藏着一件男人们根本无法对付的武器。只要面对它，男人们不是赶紧溜之大吉，便是乖乖地就范，躲到其石榴裙下。遇到这种情况，他的男性邻居们绝对不会来安慰他。相反的，他们会对他冷嘲热讽，①即光绪皇帝（1871－1908） ：原名爱新觉罗载湉。清代皇帝。咸丰帝的弟弟醇亲王奕譞之子。庙号德宗。年号光绪。同治帝死后无子，由他入继大统，1875－1908年在位。即位时年仅四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7年（ 光绪十三年）亲政，但仍由慈禧太后“训政”。1889年，太后“撤帘归政”，仍实际掌握大权。他受时势的感召亟想摆脱太后控制，有所作为，“以渝国耻。”清政府内形成拥帝的政治集团“帝党”，与拥戴太后的“后党”对峙。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时，他“不甘作亡国之君”，力排众议，起用康有为等维新人才，锐志更张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室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新“训政”，他被幽禁于瀛台。戊戌维新失败，旧制恢复。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当八国联军迫近北京时，被慈禧太后挟持，逃亡西安。1908年11月14日，先慈禧太后一日死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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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笑挖苦，这绝不是出于对他妻子的同情或者怜悯，而是由于他太无能，竟然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住。也就是说，他们嘲笑他不能使妻子闭上嘴巴，不能让她服服帖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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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彼此之间的地域联系非常强烈和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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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新的家庭建立时，他们总是将房子盖在离所分化出来的老家最近的周围地方。这样在中国你就会发现一组组的家庭群落，或者一窝一窝的家庭组合紧紧围绕在其老根 ，父母双亲的周围。你也许会发现整个整个的村落几乎无例外地由同姓的人家组成，并且你也可能发现这些同姓人家中有的家庭是四世同堂，甚至是五世同堂。 “史密斯村” （Smith ville）、“琼斯庄”(Jones ville)或者说得更地道准确一些，“张家庄”、“王家镇”、“李家十字村”等等，这些村庄乡镇的名字或者类似的地名在中国极为普遍，比比皆是，在清朝帝国内的所有地名中占很大的比例。在中国，每个家庭的财产共有，土地共同耕作。只有一个大家庭的男性家长去世后，才可能分家产、分土地。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不管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劳动，下地干活。如果土地很多，大得像一个农场，他们的全体成员便黎明即起，劳作终日，黄昏而归。在中国，你会常常看到，妇女和男子一道，在田间地头劳作。有一次我曾看到一位农夫手扶犁把，前面牵引的是一头牛、一只猴子、还有农夫的妻子。那三位并驾齐驱，共同拉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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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人们不太尊重地称为“跑马地球的人” (the globe trotters) 一也就是那些腰缠万贯、周游世界看风景的人，他们虽然神通广大，见多识广，但是面对中国人，他们却认为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在他们外出期间，不论到了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其他任何地方，他都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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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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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自己为漂泊在外的他乡异客，他都永远不同程度地犯那种思乡病。而且不管他自己的家乡有多么贫穷落后，面目可憎，他都魂牵梦绕地期盼着有朝一日重归故里，并把此视作终生的欢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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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彻底改变自己的自然天赋性格，中国人将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踏遍世界的殖民者。虽然，我们的确可以在美洲——无论北美还是南美，在澳洲、在缅甸、在泰国、在东印度群岛、在爪哇、在日本等地，都可以发现中国人的足迹，但是，他们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是永久的居留者。他们根本不是殖民者，而是短期的移民者。在这方面他们很像那成群结队的候鸟。这种鸟总是在某个地区觅食几个月之后，接着便飞往另一个它们记得清清楚楚、却异常遥远的地方去筑巢和孵育后代。中国人一般是出于万般无奈，或者是在迫不得已的非常时刻，才离开自己的家，进入他本人所认为的一种流亡状态。因此，往往在还没有动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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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们早就精心地盘算好了打道回家的各种计划。这些计划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期望和梦想使他总是耿耿于怀，萦绕于心，从不会变得淡薄。如果对航行于中国与世界各条航线的客轮上出洋的中国旅客作一番认真的调查统计，并且让这种调查统计持续若干年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实际上原先出洋的那些人又陆陆续续返回了大清帝国。他们虽然来来去去，恰似那上述的候鸟，但是百川归海，大浪淘沙，他们的最终归宿还是生养自己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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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幸客死异国他乡的漂泊者，总是毫无例外地提前拜托他人，请求将自己的尸骨想方设法带回自己的家乡，以安息长眠于自己先人的身旁墓侧。如果美国人能够准确地统计一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向美国移民的所有中国人的总数，然后再把那一数字与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发现的实际葬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数字作一比较的话，其结果将会使我们异常惊讶，因为后一数字绝对小得可怜。毫无疑问，那些将尸骨永远葬在了美国的中国人，大都是迷途的羔羊。他们贫困潦倒，在自己的家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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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精打细算，工于心计的商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吃苦耐劳、忠信可靠、善于忍耐的劳动者。然而更重要的，中国人是一个酷爱自己家乡的民族（a lover of his home)。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忍受种种饥寒交迫、虐待凌辱和艰难险阻，但他们也仅仅是漂泊流浪而已。他们最热切的期盼和刻骨铭心的追求，就是最终要回归故里，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百年之后，他们要与自己的先祖们归葬在一起。不管是迫于形势流浪到了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方安了家，落了户，他们都要最终实现以上愿望。与其说他们这一独特的做法是基于对国家的热爱，倒更不如说这是一种乡土情结的使然。比如，广东人决不会成为永驻北京的常客。他们也许会去北京做生意（实际上许多人的确如此），但是这些人永远视自己是在“他乡”的流浪者和陌生人。他们的真正事业和最后的归宿，还在他们出生的小山村中的那一个永恒的家。如果他们中有人客死在北京，如果他没有留下分文又举目无亲朋，那么就会有一些乐善好施的好人想方设法把他的尸骨运回家乡埋葬。在清朝帝国之内的每个大城市中都设有一些行会，或者说一些慈善机构，这些行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负责将那些不幸客死他乡的人送回其家乡安葬。设在旧金山的所谓六个中国同乡会，关于它们曾有过许许多多不真实的报道和描写。他们的宗旨之一，就是负责将客死美国的人运送回家。在中国游历的外国人会偶尔遇到一口绑在两根长长的杠子上的棺材。杠子两端分别绑在两头骡子的驮鞍上。棺材的头上放着一个柳条笼子，笼里盛着一只神气活现的白色大公鸡。棺材里面躺着的是客死他乡人的尸体。棺材就这样由两只骡子驮着，也许要穿越整个清朝帝国的东西或者南北的全部路程，一直走到他应当去的那个安息之地。那只大公鸡，必须是一只纯粹的白毛鸡，不得杂有半点的黑色，是用来在那长长的旅途中作死者魂灵的向导，劝说魂灵不要与尸体分离。据说如果那只年轻的大公鸡在笼里越是活蹦乱跳地瞎折腾、穷叫唤，就越能说明它在非常成功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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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这种极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自从其产生之后，几千年以来便世世代代被丰富着，扩展着、加强着，形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如同宗教般的东西。它被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一种对乡土的回归。生生死死，那都是每一位中国人的神圣追求。当然，这种现象与所谓的“祖先崇拜”（worship of ancestors）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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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视为一种偶像崇拜而加以谴责。同时我也应当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口中国人的棺材远涉重洋或者经由陆路跨越万水千山而运回死者的家乡进行安葬的情形。但是，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却更使我想起《圣经》前半部分中所记述的美丽故事。书中描写了亚伯拉罕(Abraham)在希伯来为其妻子萨拉(Sarah)购买了一块墓地，最后亚伯拉罕和以撒( lsaac)以及丽贝卡(Rebecca)也都归葬在那里，雅各(Jacob)死后，约瑟夫(joseph)和他的兄弟们将其尸体从埃及运回迦南，安葬在列依（Leah）的身边。同时，约瑟夫也同样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向他保证，在他死后也要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父母的墓里面。在他去世后又过了两个世纪，他的这一愿望才最终得以实现①。只要认识到中国人与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共同拥有这种乡土意识和乡土情结，我们就很难不尊重他们的这种感情。这种乡土情结自从形成以来，他们已经世代相沿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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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代政府一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利用民众这种奇特的乡土情结：任何外国人如果希望归化为中国的臣民，其中他被要求必须具备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便是他在中国要拥有一块墓地，即他将来死后埋葬的地方。这种对某小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视作他有意成为中国永久居民的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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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代政府还以另一种方式对其民众施加影响。它总是企图把百姓限制在一片狭窄的小天地里，抵制和反对并最大限度地把任何打算改变住所或者职业的企图缩小到最小范围之内。《大清律例》中的部分内容规定，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要安分守己地从事各自的职业，不得朝三暮四，随意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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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无改其术。”条例中这样写道。对于一个早已习惯和倾向于安分守己，不愿作任何漂泊流浪的民族再来一些这样的法律规定，其是否明智很值得让人怀疑。虽然这一规定到今天实际上已变成了一纸僵硬的空文，但它早已对整个民族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使百姓将其形形色色的职业陈陈相因，代代相传，①以上均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家族中的人物。他们的关系如下：亚伯拉罕与萨拉是夫妻，两人均归葬在希伯来；他们的儿子是以撒，以撒与丽贝卡是夫妻，两人也归葬在希伯来；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他与列依是夫妻，两人归葬在迦南（希伯来是迦南的一部分）；约瑟夫是难各的儿子，死后也归葬在迦南。具体内容，请参看《圣不敢在操作程序和生产方式上有任何形式的改变或者革新。如此，我们可以说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和限制了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直至使中国大大落后于时代几个世纪：另一方面，它间接地把整个民族的民众彼此隔离开来，使他们虽然鸡犬之声相闻，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一个人很自然地被局限在自己所从事的生计上。如果他的生计是上承其父的衣钵，那么他自然是在家里，或者就在其家乡步其父的后尘。既然他的利益和兴趣都集中在那里，因此他难得游离出其范围，难得远走异乡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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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次我向一位老人打听，离一座城市还有多远，因为我准备去那里住宿。当时老人正倚靠在土墙上晒太阳，那土墙正好为他抵挡着一月份凛冽的寒风。我问过之后，结果老人说不知道。我很迷惑不解，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我又第二次问他是否也不是当地人，而是在外闲游的人。“噢，不是，”他回答，“我就住在那边。”他用头示意，指向百步之内的一户房屋看去很不错的人家。“您老在这里住多长时间了？我问他。“一直在这里，”他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八岁。”“那么您真的不知道离那座城市还有多远？”我仍然寻根究底，实在是不相信他原来的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凭什么一定要知道。”他回答，“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这一回答更使我感到有趣。“您今年七十八岁，难道真的就一直住在这里，从来没有去一趟那城里？”我又提高了声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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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没有去过，”老人非常激动地反驳，“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的家在这里。”后来我得知，那座城市距我问路的地方只有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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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它同样能够说明上述禁止臣民迁徙和变更职业的法律规定所造成的使一切事物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后果。当然，我们的措词也许不是十分准确。在中国，每一座相当规模的城市里都有几家修表店。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并不生产钟表这种玩意。拥有钟表的人很少，因而钟表的进口量也相对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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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明底细的旅游者也许会饶有趣味地想了解，这些修表店如何招揽顾客；而他尤其想知道，他们究竟如何学会了修表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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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本来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只由于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于是从他们的先辈那里既继承了其宗教又接过了其修表的职业。他们的先辈都是皈依早在二百多年以前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的门徒。他们现在所掌握的那点或多或少的修理钟表的技艺，正是以前的传教士向他们的先辈们所传授的那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