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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派遣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到清朝内地的某个省城，会同那里的巡抚处理一件公务。这位绅士很自豪地拥有一座墨西哥出产的马鞍，其上花里胡哨地点缀着无数的物件。如果将此鞍配在一匹身材高大的马的背上，那或许是很为壮观，既威武又漂亮。但这位绅士骑的是一匹中国产的马，身材很矮小。将鞍子放到其背上之后，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可怜动物的头部和尾巴还露在外面。然后，他又蹬上带有马刺的墨西哥长靴，戴上阔边帽，手持一条沉重的鞭子，就这样，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踏上了征程。一路上，所有的狗都尾追其后，叫个不停：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异常惊惧地用痴迷的眼光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以为动物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经过一周风尘仆仆的连续奔波，这位绅士终于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目的地。来到省城半小时之后，绅士以异常神速的速度一一其神速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以至于我们只好理解为他是想尽快把事情了结。没有洗刷一下，他便带着满身的尘土和劳顿，一下跃上马背，沿着铺设平整的街道跌跌撞撞地奔向巡抚衙门。到了那里，他胡乱地把马栓在附近的一根柱子上，然后用鞭子的柄砰砰地敲击那威严庄重的大门。闻声开门的高贵仆人立时吓了一大跳，惊异得瞠目结舌。绅士把自己的名片一把塞进仆人的手里，请他进去通报。结果，巡抚拒绝接见。但是回话说，可以给绅士提供与其他官员交涉那件事情的机会，然而绅士对此又表示难以接受。这样他在省城整整等待了一周之后，还是毫无结果，不得不打点行装再踏上归程。在归途中的某座城市，他曾一度受到人们的围攻和骚扰。显然，由于这位绅士不合礼仪的举动，使他肩负的那项使命变得复杂化。在此后的三年里，它一直被抛过去又踢回来，令人费心劳神，伤透了脑筋。但这一事情的最后结局我想还是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以便善始善终：同时，也是为了说明认真遵守中国礼规习俗的重要意义。事情过了三年之后，我肩负着如上所述的同一使命来到了那同一座省城。还是同一位巡抚，但他对我的接待却异常客气和友好。我们在第一次会谈时，便将问题圆满地解决了。前一位领事代表如果对中国的礼仪稍微放尊重一些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能够把事情办好。我与前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各自的处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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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在中国，当两个熟人骑在马上相遇，或者坐着马车相逢，或者乘着轿子邂逅时，每个人都应当从他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上下来，向对方打招呼。在此情况下，每人都必须争取先站到地上，恳切地要求对方不必屈尊，但对方总是还要下来。寒暄问候一通之后，双方必须再争执一番，让对方先走。他们在做这一切时，总是那样执著、那样热切，那样坦诚真挚。然而事实那都只不过是一套繁琐空洞的逢场作戏而已。对于谁应当首先下马下车或者落轿，双方心里都清楚得很，明白得很。如果有人架不住朋友的再三恳求，在该下的时候不下，或者在不该走的时候先走，让实际上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朋友或者地位比自己高许多的朋友站在街上送自己，那样的话，他就来了麻烦事：朋友们不再认可他，他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而他作为绅士的声誉，从此也将黄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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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些素有修养的中国人中间，却存在着更多人类的天性。他们在从来不公开地忽视或者违反枯燥乏味、啰里啰唆的繁文缛节的同时，总是想方设法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其直接的结果，便是那些从来不用双脚走路的绅士们，在大街上永远不愿被自己的朋友看到，或者他们直接对朋友视而不见。如果坐在车里或者轿子里，他们总是把帘子紧紧地拉下来：如果是骑在马上，他们的眼睛总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不往你这边看。我认识这样一位中国官员，有一次我在街上和他相遇时，他很客气地向我鞠一躬，以示致意：而同时他却不去顾及另一位既是朋友又是同事的官员，他与这位朋友已经共事四十年，几乎天天打交道，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但是当他面临着按照外国的习俗随便地和我打招呼的同时，又面临了对自己的朋友打招呼的一套矫揉造作、徒耗心神的礼节时，他权衡利弊，只好对后者装作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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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数人要进入一所房间或者要离开房间，或者要在一张桌子边落座时，也存在着一套相当令人厌烦的荒唐礼节。实际上，每个人都非常明白他自己的位置在何处。因为那是根据他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官爵和地位早已确定好了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谁应当排在最后一个进去，谁又应当第一个先出来：或者谁应当列上位，又是谁应当坐下首，等等。对这一规则的要求相当严格，无处无之。任何偏离或者违反它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如此，人们总还是趔趄着身体向后退，总是要劝别人先行。在每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都按部就班地各得其位之前．这种友好的你推我让必定要持续数分钟。似乎中国人从来对时间都是慷慨大方得很，如果他们稍微认识到其重要性的话，那么耗费在这种虚情假意、互相推让上的时间将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损失。下面是我在总理衙门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一次我去那里的目的是想就某些问题进行一些交涉。当时只有两名官员在家，他们一同出来迎接我。我们在门口努力挣扎奋斗了半天，才找好顺序进了门：接着在那通常谈论正经事的圆桌前，我们又是经过一番你推我让，然后才各自落座。在我们谈话的当中，又有五名其他的官员先后光临。每当有一人到来时，那些已经在场的就赶紧起身走到门外迎接，大家互相推让一通，依次走进屋来，然后再争先恐后地吵嚷着自己坐下首，把上席推给他人。大量宝贵的时间就浪费在这样滑稽的闹剧中。那一次，在不过两个小时的会谈里，我们的座位先后变换了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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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人认为，作为整个民族来讲，中国人所犯的许多错误和吃的苦头都是由于对礼节过分苛求所造成的。在他们看来，说一个简单坦白的“不”字是最不礼貌的做法。拒绝别人时，应当使用柔和委婉、非常遗憾的语气，使人感到自己的确出于无奈或者根本不胜其任。不给面子或者不赏脸的事情一般不会发生。即使偶尔有之，那么拒绝者脸上的表情也是一副诚惶诚恐、万分难过、实在爱莫能助的样子。经过多少个世纪的这种磨炼之后，中国人在寻找各种遁词和借口方面早已成为十分熟练的老手，其他民族望尘莫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哪一个中国人在不愿做某事或不欢迎某人时，找不到一些添油加醋、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进行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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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做法也同样适用于在谈话中那些不合宜话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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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绝不能走直线，必须山重水复、拐弯抹角。中国人极少讲不得体或者故意冒犯他人的话。即使对别人所讲的话自己感到很不高兴，他也不会直接表示出来。他会不动声色地讲述某一个捕风捉影的故事，让对方自己去倾听品味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使对方能够推知自己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在我们看来直说也无妨。但是中国人认为那样做会更好一些，可以不伤面子，保持一团和气。如果一位中国的仆人不满意所干的活计，或者嫌待遇太差，他从来不会公开表示抱怨和不满，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他会立即“杀死自己的老爷子”（即假称自己的父亲去世—一译者注），或者“让”自己的老大哥“卧病”在床（即假称自己的哥哥生病——译者注），然后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主人，作为他辞去工作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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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名仆人的主人是外国人，同时他又对东方人的这种习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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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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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精通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对仆人的话信以为真，对仆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慰问。仆人在厌恶和愤恨之余，他也许真的会一走了之。于是，主人便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位外国人早就熟悉了中国人喜欢拐弯抹角的做事习惯，那么除对仆人所讲的不幸表示遗憾之外，他会立即向另外的雇员了解清楚，这位仆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而酌情处理。一般来讲，他会假戏真做，装作不知的样子，任凭仆人去“悲痛哀伤”。因为，如果他把事情戳穿了，说白了，那就会使仆人丢脸，显得他极不光彩。那样，即使主人送给金山银海他也不会动心，他会坚决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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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他们所不喜欢事情的曲意掩饰，以及他们隐藏自己真实感情和行为动机的种种极端做法，是令人异常惊异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全部如此。在对这一礼节的躬行实践方面，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未必能比得上那些最下贱的苦力们。至少他们是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的。当他们不得不向别人透露对他们来说很不幸或者根本不受欢迎的事情时，他们使用的口气和神情总是给人以不屑一顾、无关痛痒的印象。我就认识一位这样的中国官员，他在谈到自己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时，神色自若，一笑置之，好像那件事轻如鸿毛。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严重的横祸。只有在私下面对自己最知己的朋友时，他才不会再去顾及什么礼节和脸面，一吐胸中的块垒，倾诉自己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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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惯于压制和约束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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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如同冷血动物一般。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感情丰富、眼光敏锐、高傲自尊。正如所料，当被惹得忍无可忍时，他们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完全由感情去支配行动，根本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凶还是吉。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在这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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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平时抑制和约束真实感情的做法相比，那同样是荒唐和不必要的。做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太苛求于人，或者很不公正，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我们的相比，有着天渊之别。他们总是将自己厚厚地裹胁在一套堂而皇之的礼节仪规的外衣之中，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别人才偶尔窥得深藏其中的某些底蕴。至少有一半的外国人认为，在中国人的那层礼节外衣中不存在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它并没有包容人类天性中的优秀品质。在我们看来，芝麻粒般大小的事情就会使得中国人勃然大怒、暴跳如雷。这一事实更加深了以上的错误看法。有人刚刚被狠狠地侮辱了一通他却仅仅付之以微笑：一会儿之后，另一个人一不小心踩了他的脚，结果他却大发脾气，无人能够劝止。不能制怒是孩子气的表现，而忍屈受辱也不是男子仅应具备的气节，也许我们会这样想。但是这种想法只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事例，不能代表一般。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处在自我克制和恪守礼节等法则信条的控制束缚之下，只有当真正理解了这些信条和法则，并以此作为评判的依据，我们才有可能对当今的中国人作出合乎理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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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图或者追求某件事时，总喜欢采用直来直去的方式，而这没有什么更使得中国人感到大惑不解和张皇失措。因为他们总是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把自己的意图小心谨慎地紧紧包裹起来：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意图赤裸裸地表露出来。在同他们的交往中，一方面，我们经常急得上蹿下跳、火急火燎也摸不清楚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弄的是什么药：另一方面，他们却经常由于我们的率直而误入歧途：错误地认为我们所需求的东西绝非我们的本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们在满足我们的同时，心里却往往在暗暗地自鸣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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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事件很能说明中国礼俗极端复杂的另一方面。 1881年l月，我们雇佣的管家有一天忽然告知我，他必须辞去工作离开这里。我很惊异，因为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将近十年，而且表现得相当不错。我问他为什么突然辞职。他回答说，前一天晚上，他吃过晚饭后因事外出，便把与烧火的伙夫同住的宿舍上了锁，结果却粗心地忘了把钥匙留下，带在了自己身上。当时伙夫也已外出，回来时已经是十一点，自然，由于没有钥匙，他无法进入宿舍上床睡觉，由此便出了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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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伙夫可以很简单地到另一个仆人的宿舍去对付一夜，但他不这样做。他很生气，于是来到了就在附近的管家的门口。不知为什么，伙夫越想越气，越气越想，不由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开始在那里大呼小叫地骂起街来，点着名字骂管家的妻子和老娘，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深更半夜搅得街坊四邻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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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表演了大约一小时之后，伙夫回到领事馆，去另外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仆人睡了一晚上，他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管家还对我说，伙夫闹得太严重，而且大家都已知道此事，因此他要同伙夫“打官司”。由于考虑到同在一个主人下的两名仆人打官司对主人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向我请求先辞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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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管家的陈述之后，我首先向他指出，只要伙夫呆在领事馆里一天不走，中国的任何法庭都不会理睬他的控告和申诉。因此，除非伙夫也同时被解雇，否则，放弃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其次，我告诉管家说，将此事诉诸法庭将意味着让伙夫当着至少五百人的面，把他骂过的脏话再重复一遍，而当时已经听到那些脏话的人也不过五六十而已。我向管家许诺，一定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必定使伙夫受到应有的惩处：同时，我还叮嘱管家不要辞职，要求他，在我努力解决这一难题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此，管家犹豫迟疑了一阵，最后总算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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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管家之后，我派人去把伙夫叫来，再听取他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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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得很，伙夫的话与管家的陈述吻合得天衣无缝。他承认错误完全在他这一边，并且还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是羞耻，很是内疚，同时还答应愿意接受主人所给予的任何应有的惩罚。我就伙夫所犯的罪行对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通，明白地向他说明，如果他是一名外国人，而且使用同样的脏话辱骂另一名外国人的亲属的话，那么他也许早就把脑袋赔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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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我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又过了两天之后，我把管家和伙夫同时召来，让他们站在我和其他的仆人面前。接着我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两人均无异议。然后，伙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跪在管家的面前磕了三个头，以表示谢罪，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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