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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也许是，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但从1950年以来，能源消耗的增长开始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82年，发达的工业国家每生产一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耗费的石油，比9年前降低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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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消耗的相对下降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期，石油产业将比整个经济衰退得更厉害，而在经济复苏期，它的回升速度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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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卡特尔理论的第二条基本原理，如果一个卡特尔组织成功地将某一商品价格抬高，则会把同一类别里的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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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其他主要初级产品——农产品、金属和矿物的价格会一同上涨。然而一年以后，所有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都开始下降，并且至今仍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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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发达国家目前花在所有初级产品——包括石油上的钱，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比1973年时要低。初级产品生产国所面临的贸易条件比10年前更为不利。初级产品就像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原材料大萧条时期那样，备受人们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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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还导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日本这个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油冲击”最为恐慌的国家，反而成了受益人，而美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日本的石油全靠进口，但这还不到它总进口量的10%，其余进口的全是初级产品，如粮食、棉花、木材、金属、矿物等，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全部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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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石油初级产品出口国，其中主要是农产品。如果不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们的价格本来应该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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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特尔原理之三，一旦卡特尔组织中最强的成员——产量最大、成本最低的生产者——为了支持较小和较弱的成员，不得不削减其产量的40%，该卡特尔组织就会立刻解体。即便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生产者，也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削减得比这更多。届时，较弱的成员将不得不违背卡特尔组织规定的价格来维持其产量。最终，各个成员国各行其是，卡特尔组织分崩离析。要不然，最强的成员就会利用它的价格优势，把较弱和较小的成员赶出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很幸运，它的第二大成员国伊朗，由于战争和国内革命，不得不削减了50%的产量。即便如此，最大的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仍需要减产40%以上以防止卡特尔价格联盟的分裂。而那些较弱的成员国，正像卡特尔理论所预计的一样，开始用比石油牌价低15%的折扣价格“私售”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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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正如卡特尔理论第四条指出的那样，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失去了它对石油市场的垄断地位。“任何卡特尔组织，都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损害其成员所占的市场份额。”里夫曼先生在1905年就得出了这一结论。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提供了工业发达国家所需石油的60%。9年后，这一份额跌落到45%（1985年又降到了1/3）。和卡特尔理论所预计的一样，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市场占有率，正被墨西哥、北海油田和加蓬等后起之秀不断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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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组织的第五条也是最后一条原理是，除非卡特尔组织稳定地、有系统地降低产品价格，否则就总会削弱其产品的市场地位。有史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卡特尔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炸药卡特尔和1910～1970年的贝尔电话系统就是这样做的。然而，过去大多数卡特尔组织，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钢铁卡特尔的经验表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石油价格高涨将使它加速丢失很多市场，而且即便降价也无法恢复已丢失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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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忽视石油输出国组织有别于其他卡特尔的若干特点是很不明智的。最重要的显然是地缘政治上的特点：世界上大多数石油，特别是大多数开采价格和生产成本低廉的石油，往往来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发达国家很可能决定使用成本更高但政治上更安全的碳氢化合物能源，比如使用苏联的天然气作为西欧的战略能源储备，或是使用墨西哥的石油作为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如果决定支付额外的价格作为政治保险，则只会加速石油消费的下降，加速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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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全然否定能源专家们的预测：石油市场有所不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他卡特尔组织的行为也不一样。对此预测的验证，将伴随着发达国家第一次持久的经济复苏期而到来。那时，我们就会知道，石油消费的增长，是和经济增长一样快，还是和卡特尔理论预计的相同：比经济增长慢得多甚至全无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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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注：1983年美国经济回暖，检验预言的时刻出现了。正如卡特尔理论所预计的那样，石油消耗的确没有像经济那样迅速回升，实际上几乎毫无起色。只是由于沙特阿拉伯愿意再将其产量削减15%，使之不到其产能的1/4——这种做法只有像沙特阿拉伯那样人口极少的国家才能做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才又继续维持了两年，到1985年秋季才解体。即便如此，也未能扭转石油消耗和石油价格的下跌趋势。等1985年秋解体来临之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崩溃比以往任何主要卡特尔组织都更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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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4章 变化中的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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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跨国企业的结构和运营方式，基本上还和125年前美国和德国创造它们的时候一样，但这种设计正变得越来越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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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跨国企业一般存在一个母公司，以及多个海外国家的子公司。主要的决策——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什么产品（或服务）、资本的运作、关键的人事任命都集中在母公司。调研和发展全由母公司在本国进行。但在制造、营销、财务以及人员管理上，子公司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它们由子公司所在国家的本国人进行经营，母公司最多在最高管理层指派一两个“外籍人士”。子公司对外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成为本国的好公民”。对于一家跨国企业来说，最高的赞美莫过于其子公司被所在国看做是“自己人”。人们常爱这么吹嘘说：“在斯图加特，没人知道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们的CEO是今年当地的商会会长，他当然是个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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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各个设计特点正日渐不合时宜，甚至会对生产造成阻碍。跨国公司过去一直致力于实现地方自主的4个领域（即制造、营销、财务和人员管理），现在却日益需要进行系统化的决策，而不是让每个子公司自行其是。甚至连“做个好公民”，也在变成一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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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经济正与传统的跨国企业设计模式发生正面冲突。在典型的跨国企业里，一家子公司总是尽量多地生产出它在当地销售的终端产品。“我们在法国销售的拖拉机，90%的零部件都是在法国生产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说法。但是，对于有效实现所有产品的最大产能来说，即便是像法国这么大的市场（甚至是像美国那么大的市场）也愈发显得不够大。尤其是自动化流程，正要求在更广泛的产品和生产过程中实现集中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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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汽车发动机厂，是菲亚特公司位于意大利南部的一家全自动化工厂。若是要充分发挥生产效能，它能至少生产出两倍于菲亚特公司自己能够消化的发动机——这就是菲亚特频频向福特汽车欧洲公司示好，将之视为潜在伴侣的主要原因。但还有很多服务商为了实现真正的竞争力，日益要求专业化和集中化。“我们是欧洲最大的设备租赁商，”一位美国银行家说，“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欧洲进行统一化经营，而欧洲其他的主要银行都只在一个国家内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