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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上来说，敌对性贸易的卖方也注定失败。它会完全收不到款。毕竟，买方必须要有收入才付得起款，也就是说，买方必须收到自己作为卖方所得的款项，才有能力支付货款。而敌对性贸易关系中的卖方，也即光卖不买的一方，最终会发现，它给出了自己的商品，但收货人却毫不欣赏它这份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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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在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剩余流动资金，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曾有的不相上下，并且很快就会超越后者。日本的银行持有6400亿美元的国外资产，而且几乎全都是现金或短期证券（如美国国库券）的形式。这一数字是日本贸易所需的好几倍，可用于支付6年的进口，而无须出口赚一块钱。在经济史上，唯一可堪与之比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美国贸易顺差，当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经济机能健全的大国。这笔盈余，要么用于进口商品——这是日本人不愿做的；要么捐赠出去，就像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期间做的一样；要么就会被人拿走。当然，日本人还可以继续积累更多的盈余，但这只意味着他们借出了更多永远也得不到偿还的贷款。到最后，坏账只能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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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日本是唯一搞敌对性贸易的国家。虽然日本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然而，敌对性贸易是日本传统国际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顺便提一句，这种方法在日本处于追赶他国的阶段是十分有意义的，直到1965年前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可是现在日本的邻国韩国，也在推行敌对性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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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了纠正敌对性贸易带来的不平衡状态，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未来的若干年里，我们不仅会听到大量“自愿限额”的议论，也会听到不少关于“日本人搞倾销”的言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正迅速把其生产转到美国和西欧境内，以此抵消反日措施。但是——顺便说一下，日本人对此还全无意识——对买方国家来说，这仍然被视为是一种掠夺性行为，因为它替代了买方国家的生产商，而这些生产商，在日本的敌对性贸易中首先遭到了损害，甚至被其搞垮。把生产转到买方国家——除非同时从该国进口——只不过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做法。更有效的办法应当是组建“联合生产企业”，买方国家的制造商作为转包商或合伙人为卖方供货——这类似于波音公司把一种新型商务飞机30%～40%的研发和制造工作打包给了日本公司；又比如英国的劳斯莱斯为美国飞机提供发动机，美国制造商再把飞机供给欧洲的航线。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人一直在抵制“联合生产”方式。他们还可能从美国银行手中接管向发展中国家的“疑难贷款”，从中牟利——纽约和华盛顿正开始讨论这件事，但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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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非日本人主动采取措施，消除敌对性贸易带来的最坏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试图改进这一问题，他们甚至完全不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美国很快就会采取政治措施来制止，至少是限制敌对性贸易。西欧已经在保护自己免受敌对性贸易损害方面走了很远，尤其是对日本制造的汽车。美国必然会如法炮制。到目前为止，总统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只要国内经济出现一丁点的低迷，失业率有一丁点的增长，国会就将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并且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保护性提案从来就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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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停止，至少是限制敌对性贸易。但这么做也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危险，给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制造业带来更大的损害。目前讨论的提案——比如有人向众议院下属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除非其中包含30%～40%的“国产成分”——都没有区分出竞争性贸易和敌对性贸易。它们都是一刀切的贸易保护主义，要求制裁所有的进口制成品。对于那些从我国购买产品的国家而言，此举会严重损害，甚至摧毁我国对其的出口，也就是说，破坏对我国竞争性贸易伙伴的出口。欧洲人立刻会给予报复。而我们所有健康发展的行业——可能占了我国经济基础的3/4——都依赖对欧洲的出口，甚至可以说是以此生存：从飞机、分析仪器，到生物医学、药品、计算机，到化学品、机器人、电气产品和软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对付敌对性贸易这一恶疾，而又不损害健康的竞争性贸易的方法——也许我们可以采取某种贸易限制手段，对那些只向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出口制成品，而进口的同类产品却达不到自己出口价值50%～60%的国家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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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坚称，他们的产品比我们自己的更富吸引力，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出口能力强，仅仅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更努力，在设计、质量、价格或服务方面干得更好。这些说法从总体上来说是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公司”只是西方人臆造的产物。但它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西方人不可能长久容忍敌对性贸易，虽然它并不是蓄意的，但它带来的结果却是在损人利己，而这种做法必定会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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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12章 当代先知：熊彼特还是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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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出生于100年前，时间只相差几个月：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上；1883年6月5日，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他们去世也仅相隔4年——熊彼特1950年1月8日于美国康涅狄格去世；凯恩斯则在1946年4月21日于南英格兰与世长辞。）为了纪念凯恩斯诞辰100周年，人们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文章，举行了无数的研讨会和讲演。而即便有人记得起熊彼特的诞辰，最多也不过召开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罢了。然而，事实越来越清楚，是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将在20世纪剩下的10多年时间里，甚至在未来30～50年里，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供思考基础，指明问题的解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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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先驱并不是对手，两人都向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凯恩斯的对手，正是熊彼特在学生时代就与之决裂的“奥地利派”，即奥地利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熊彼特虽然认为凯恩斯的所有答案都是错的，至少是使人误解的，但他的批评仍对其持同情态度。实际上，正是熊彼特为凯恩斯奠定了在美国的地位。当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出版时，时任哈佛大学经济学高级终身教授的熊彼特，让学生们都去读这本书，并告诉他们，凯恩斯的这本书，完全超越了自己有关货币的早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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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凯恩斯认为熊彼特是当时极少数几位值得他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课堂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引用熊彼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著作，尤其是熊彼特有关“记账货币”的文章，认为该文最先激发了他本人关于货币的思想。凯恩斯最成功的一次政治建议，即有关英国和美国应用征税而不是借贷的方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更是直接出自熊彼特1918年对以借贷方式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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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把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政治立场进行对比，熊彼特被称为“保守派”，凯恩斯则是“激进分子”。反过来说也许倒还真实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观点很类似我们现在说的“新保守主义”。他的理论源自他对自由市场的热烈信仰，以及使自由市场不受政治家和政府干扰的强烈愿望。与此相反，熊彼特对自由市场充满怀疑。他认为“明智的垄断”——例如美国贝尔电话系统非常值得推崇，因为它有能力从长远角度进行考虑，而不是迫于短期效果而匆忙行事。熊彼特的长年密友是最激进、最教条主义的欧洲左翼社会党人——奥地利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此人虽然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更加反对资本主义。熊彼特自己虽然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却在1919年出任了奥地利政府的财政部长。这届政府，是奥地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一届由社会党执政的政府。熊彼特坚持认为，马克思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有着致命的错误。但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门徒，比其他经济学家都更尊重马克思。他争辩说，马克思至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而对熊彼特来说，问题永远比答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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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远不止经济理论或政治观点。两人看到的经济现实不同，关心的问题不同，对“经济学家”的定义也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对于理解当今的经济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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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虽然和所有古典经济学决裂，但仍在其框架内进行探索。与其说他没有信仰，倒不如说他是异教徒。对凯恩斯来说，经济学就是李嘉图在1810年建立的均衡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它研究的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系统。凯恩斯的中心问题，和19世纪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一样：“如何使经济保持静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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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与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之间的关系；个人和企业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生产（即供给）或消费（即需求）是否能为经济提供发展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凯恩斯和李嘉图、穆勒、“奥地利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一脉相承的。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分歧，大多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实体经济”起支配作用，货币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个人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最多只能调整次要矛盾，最坏的时候甚至会制造混乱；供应起支配作用，需求只是它的一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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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提出了同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奥地利学派”和马歇尔相同的问题，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把上述每一个答案颠倒了过来。在凯恩斯的体系中，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是“实体”的，产品和服务依赖于货币和信贷及其影子。宏观经济——国家经济是一切，个人和企业既无力影响它，更不要说是指引了，也没有能力做出有效决策与宏观经济相抗衡。经济现象、资本形成、生产力和就业，都是需求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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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正如熊彼特在50年前就知道的那样，凯恩斯主义对这些问题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是错误的。它们仅适用于相当狭窄的领域内的特殊情况。比如，凯恩斯的中心理论认为，货币因素——政府赤字、利率、信贷规模以及货币流通规模——决定了需求和经济状况。正如凯恩斯自己所强调的，它假定货币周转的速度是恒定的，个人和企业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加以改变。熊彼特在50年前就指出，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一假设。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正宗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对其加以修正的弗里德曼主义——每一次都在毫无迹象和预兆的情况下，被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所打败，货币的流通速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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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最初付诸实施的时候——在美国实行“新政”的初期——它们似乎很有效。但不久后，1935年前后，消费者和企业突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幅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导致了当时以政府赤字为基础的经济复苏的流产，并使股市在1937年再度崩溃。然而，最好的例子还要算美国1981～1982年所发生的情况。联邦储备局试图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控制经济，然而消费者和企业立刻将储蓄方式由积蓄变成金融市场上的债券，从长期投资变为流动资产——也就是将货币从低速流通到高速流通——直到再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货币供应”到底是什么，甚至连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楚了，从而消费者和企业彻底打败了联邦储备局的意图。那些寻求将个体利益最大化，并根据自己对经济现实的感知作为行动指引的个人和企业，总能找到方法打败“制度”——要么就像苏联和东欧那样，把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巨大的黑市；要么就像1981年和1982年的美国那样，罔顾法律、规则和经济学家，把整个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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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将倒退回前凯恩斯时代的新古典主义。凯恩斯对新古典主义答案的批评，和熊彼特对凯恩斯的批评一样，是具有权威性的。但由于我们现在知道，个人能够并且必将打败制度，我们已经丧失了凯恩斯当年对经济学的确信，而正是这一点，使凯恩斯成了50年来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北极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都是为了努力弥补凯恩斯主义均衡经济学的缺陷，但要恢复那种自圆其说、充满自信的均衡经济学已经不可能了，更不要说恢复那种根据一个因素有预见性地、极有把握地控制经济的理论或政策了——不管这种因素是政府支出、利率、货币供应还是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