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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凯恩斯理论的答案并不比它所取代的前凯恩斯主义的答案更有道理。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凯恩斯理论提出的问题——以及凯恩斯的前辈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根本的谬误在于认为健康、“正常”的经济，就是处于静态平衡的经济。熊彼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认为现代经济总是处于动态的不均衡之中。熊彼特眼中的经济不是一个闭合的系统，不像牛顿眼中的宇宙和凯恩斯眼中的宏观经济。它永远处于发展和变化当中，从本质上来说，与其说它是机械性的，不如说它是生物性的。如果说凯恩斯是一个“异教徒”，熊彼特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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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是奥地利经济学大师们的弟子，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经济理论之都，他终身爱戴自己的老师们。但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后来成为他最早的一部杰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该书最初是在1911年以德文出版的，当时熊彼特年仅28岁）——他开宗明义地断言，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这又引出了熊彼特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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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认为创新是经济体制之外的事情，凯恩斯也持同样观点。创新和地震、气候或者战争一样，属于“意外事件”的行列。每个人都知道它们对经济有着深远影响，但它们不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反，熊彼特则坚持认为，创新——即创业家把资源从旧有的失去活力的生产项目中，转移到新生的更富生产力的生产项目里——是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也是现代经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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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一开始就承认，他的这个概念源自马克思，但他又用这一观点反驳了马克思。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做到了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没能做到的事：它给利润赋予了一种经济职能。在创新和变革的经济中，利润不像马克思及其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一种“剩余价值”，恰恰相反，它是工人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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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表明，除了创新者，谁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利润”，而创新者的利润总是相当短暂的。但用熊彼特的名言来说，创新也是“创造性的破坏”，它让昨天的资本设备和资本投资成了过时货。经济越是往前发展，就越需要资本形成。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或是会计师和股票交易所——所认为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成本，一种在行业内站稳脚跟的成本，一种为未来支付的成本。在这种未来中，什么都不可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盈利行业，必然会变成明天的鸡肋。因此，需要有资本形成和生产力来维持经济系统制造财富的能力，保住目前的工作和创造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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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熊彼特的“创新者”和他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唯一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存在“利润”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自己的理论无法对利润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均衡经济学描述的封闭经济系统下，没有利润存在的空间，没有为利润做出的解释和辩护。然而，如果利润是一种真实的成本，甚至是维持工作、创造工作的唯一方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再次成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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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利润：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冒风险的人需要利润作为奖励。但这和贿赂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来，岂非无法从道德上为利润辩护了吗？然而，一旦人们离开永恒不变、自我维持、封闭的经济，转入熊彼特动态的、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经济，所谓的利润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它成了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实际上，困扰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的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才能把交给资本家用以维持经济发展的贿赂——即被称为“利润”的那笔没有作用的盈余——最小化？在熊彼特的经济体系中，问题永远是：有足够的利润吗？有没有足够的资本形成，为将来的成本、维持企业生存的成本、“创造性破坏”的成本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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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这一点，就使熊彼特的经济模型成了供我们今天研究经济政策的唯一出发点。显然，凯恩斯——或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创新视为“外部因素”，处于经济活动的外围，对经济活动影响很小，这种观点不可能再站得住脚（恐怕它从来也不曾真正站住脚过）。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保持资本形成和生产率，以便实现快速的技术变革，保证就业？用于支付未来成本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最重要的是，维持现有工作机会并创造新工作机会所需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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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并未给出答案，他不太相信答案。但早在70年前，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在未来必将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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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比任何人都最先意识到——比凯恩斯整整早了10年——经济现实正在发生变化。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所有交战国的经济货币化。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那个还相当落后的奥匈帝国，都在大战中成功地调动了整个国家的流动资产，部分措施是通过税收，更主要的是通过借贷。货币和信贷，不再是商品和服务，而成为“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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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熊彼特在一家德国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短文——此时，熊彼特在其中成长并且为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他指出，从现在起，货币和信贷将成为控制经济的杠杆。他所阐述的内容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产品的供应，还是一些早期不同意见者所说的产品的需求，都不再起控制作用。货币因素——赤字、货币、信贷和税收——才是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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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凯恩斯后来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见解，但熊彼特得出的结论与凯恩斯截然不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和信贷这种符号经济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之王”，即科学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少数简单的货币要素——政府支出、利率、信贷规模或是货币流通量，实现永久的均衡，保持充分的就业、经济繁荣和稳定。但熊彼特的结论是，符号经济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的出现，打开了通向暴政的大门，甚至不啻是邀请暴政。经济学家声称自己一贯正确，纯属狂妄自大。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看到使用这一权力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客和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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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The Tax State，翻译成《财政国家》（The Fiscal State）似乎更为恰当）。其中的看法，又一次与15年后的凯恩斯英雄所见略同（正如凯恩斯本人常常承认的那样：谢谢熊彼特……）：现代国家，通过税收和借贷的机制，获得了转移收入的权力，并可通过“转移支付”控制国民生产的分配。对凯恩斯来说，这种权力是一根魔杖，有了它，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进步，又能达到经济稳定，履行财政责任。而对熊彼特来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和凯恩斯不一样，他是马克思和历史的信徒——这种权力实际上会招来政治上的无责任感，因为它消除了一切阻止通货膨胀发生的经济安全措施。在过去，由于国家的税收只能征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只能借到占国民财富很小一部分的债务，因此通货膨胀能够自我制约。而现在，阻止通货膨胀的唯一屏障，就是政治上的自我约束。而熊彼特对政治家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并不太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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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对经济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成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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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熊彼特去世的这32年里，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1942年，每个人都害怕出现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熊彼特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这本书现在仍然，也理应被人们所广泛阅读。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必将被自己的成功所毁灭。资本主义孕育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新阶级”的人：官僚阶层、知识分子、教授、律师、记者。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果实的受益人，甚至可以说是寄生在资本主义之上。然而，他们却都反对财富生产、积蓄、按经济生产率分配资源的价值观。本书问世以来的40年，无可辩驳地证明熊彼特是一位远见卓识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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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熊彼特继续指出，资本主义必将被它自己帮助创建和维持的民主所毁灭。在民主国家，为了获得人心，政府必须越来越多地将收入从生产者转到非生产者手中，越来越多地将收入从把它积蓄起来成为未来资本的人手中，转移到消费它的人手中。因此，民主国家的政府必将承受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压力。熊彼特预言，通货膨胀最终会毁灭民主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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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1942年这样写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嘲笑他，再也没有比经济繁荣导致通货膨胀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可40年后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与熊彼特的预言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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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把人们引入他们的“希望之地”，在那里，“经济学家之王”将通过控制货币、信贷、支出和税收，保证经济的完美均衡、永远稳定。而熊彼特越来越关心的是如何控制和限制公共部门，以维持政治自由和保证经济有能力发展和变化的问题。当死亡把他的生命从书桌旁夺走时，他正在修改几天前在美国经济学会上作为主席所发表的谈话。他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原因，停滞主义者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将要陷入停滞的诊断却有可能是正确的——公共部门有充分的材料可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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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最著名的一句论断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一句彻底的胡话。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的确都将死去。但凯恩斯在他还算明智的时候说过，当今政治家的行文，往往建立在过世已久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上。凯恩斯曾暗示短期的优化行为将带来长远的未来利益，这完全是谬论。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应当为当代政治、经济和企业极端重视短期利益的倾向负责——相当公平地说，过分注重短期利益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商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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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也十分清楚，政策必须适应短期情况。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懂得了这一点——他曾作为刚刚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试图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前加以制止，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知道自己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措施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接受——然而，两年后，一位非经济学家的政治家兼道德神学教授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才制止了通货膨胀，可是这时奥地利的经济和中产阶级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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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还知道，今天的短期措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它们会不可逆转地塑造未来。不考虑短期决策在未来的效应，以及它们在“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影响，是不负责任的，这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熊彼特总是强调，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那些有利的、受人欢迎的、聪明的、天才的短期决策带来的影响，这使他成为当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最合适的导师。因为现在，那些聪明的、天才的短期经济学，以及聪明的、天才的短期政治学都已经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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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和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冲突——天才的、聪明的、锋芒毕露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和动作迟缓、面目丑陋却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蒙混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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