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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当事故发生时，人们在接受调查询问时，最初被问及的“假设性问题”可能会混杂在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认为那些曾被暗示过的问题也是事实的一部分，他们会在脑海中将暗示性的提问重新设置成背景，融入自己的记忆。她的这一研究发现，事故后马上对当事人或见证人进行调查询问，会使整个事件产生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也与事故本身没有关系，但会成为人们脑海中的一种“混杂性记忆”，导致人们将事实与虚构混成一起，妨碍案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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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针对引导型问题进行的分析及其影响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她诚恳地指出，如果问题的最终目的是想发掘新的信息和更有价值的内容，就要避免引导型问题；或者，如果你不希望事情的真相与你探测到的正好相反或者被当事人引入圈套，你就应该避免引导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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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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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线询问电子产品的销售代表时，你问：“这款产品价格明年会下降多少？”你的问题其实嵌入了额外的假设信息：这款产品价格明年会下降。这个问题的实际信息是：这款产品会便宜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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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引导型问题，你可能会重新组织你的表达方式，如“这款产品明年价格貌似会有波动吗？”然后，你可能希望引导销售代表重新回答这个问题——按你的低价心理预期。所以，一个引导型问题可能会满足你的需求。然而，你需要明白，你确实需要引导对方回答出你需要的答案，而不需要再从中发掘出其他信息，正如你只是需要知道该产品是否会降价且便宜幅度是多少，而并不关心其他同类产品可能会有更大幅度的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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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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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创建引导型问题，连接你原有的想法或事实。这类想法有时可以点燃对方心中的激情，尤其在你把体验过的想法饱含激情地表达出来时，可能会同时感染到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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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广播公司（ABC）曾雇用女演员和作家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共同主持一档电视节目《观点（the View）》，在其中一期节目中，珍妮·麦卡锡关于反对人们接种疫苗的观点引起了公众的批评甚至部分人的愤怒。迈克尔·斯派克特（Michael Specter）——《拒绝
:非理性思维如何阻碍科学进步，危害地球，并威胁我们的生活（Denialism: How Irrational Thinking Hinders Scientific Progress，Harms the Planet，and Threatens Our lives）》一书的作者，引领了大家的这种质疑。他甚至称珍妮·麦卡锡为“变态的杀人狂（Homicidal man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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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询问某人关于ABC为何聘用这两个人时，你可以有预设的引导型问题，如此发问：“连颇受人尊敬的迈克尔·斯派克特先生都会批评珍妮·麦卡锡为变态的杀人狂，因为她鼓动的抵制疫苗运动可能会间接招致许多人染病死亡！你认为ABC为何会雇用这样的人做主持？”这便是相关联的想法与当下的提问进行整合的一种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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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洛夫特斯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将人们那些相关联的想法串联起来，来创建一个引导型问题的结构。比如，“你是否倾向于住在美国，那里的牙科诊所是一流的。”或者“你倾向于生活在英国？”这里，并没有对英国诊所明显的评价性词汇，然而，它却是意味深长的（或许提问者受够了英国的牙科诊所，他将之前的相关联的想法带入到该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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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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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妇正在想方设法阻止他们上高中的孩子去参加今晚的聚会。妈妈说：“如果你今晚出去玩，考虑一下明天你的数学测试该怎么办？”仅仅通过这个“因果关系”的引导型问题，她的提醒可能就或多或少地植入到正处于青春年少爱玩年龄的儿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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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加强的效果，可能会使儿子心中那颗谨慎之心慢慢萌芽，他会想：“还记得上次狂欢一夜后，隔天的重要考试出现什么糟糕的结果吗？”这便是“原因和效果”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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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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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问题，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关于“好奇心和偏见”的相关章节中。如果人们比较明确地表示对某一观点的赞同，相关回复通常只会得到“Yes”或者“No”的简单答案，这并不利于在“对抗性的环境”下引导对方讲出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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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稍稍多一点激发，便会引导出更多信息，例如，“你是否同意这些人继续在他们的位置上工作？”或者“如果刚才出现问题的是你，你不希望有人对你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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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引导型问题的询问下，人的潜在反抗意识会被激发，自然要回答出更多的“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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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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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在别人讲话的末尾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时，我称这类人为“隐藏人物”。他们可能伪装了自己的意见，或者，他们才是真正决定最终命令的重要人物。这类问题往往很短，但表达往往很有力量，且像挑刺一般对前面的问题充满了负面引导，对方可能会说，“这才是一个非常棒的、值得我们去的地方，不是吗？”或者，“你想在这个项目中大显身手，不是吗？”这是一种强制力引导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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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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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老板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员工会议，对吗？”这是一个稍带恐吓味道的问题，因为他已经给了你一个引导型的回答。如果并非恐吓性的，他可能会非常和缓地问：“你不想来参加我们的员工会议，可能是有其他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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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型问题还常常存在于律师和一些法律执行专业人士身上。另外，在一些政治话题的脱口秀栏目中，引导性问题也是一种常用技巧：“你因为撒谎而被人抓住把柄，曾经感到难堪和羞耻吗？”在这种情境下，使用引导型问题貌似是“蓄意为之”。这些人在提出这些问题时，看似是企图发掘出进一步的信息，但他们真实的动机可能是影响你、激发你或者给你设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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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用直接型问题询问事件目击者，不应该对可能性的答案作出相关建议或暗示。事实上，法庭大多数情况下禁止律师在直接盘问过程中，对见证人做任何形式的引导型询问，因为这预示着有些人可能想直接从见证人身上得到供词，而不是通过其他证据和严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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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说到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在一些特殊环境和司法权限中，律师被允许直接向见证人进行引导型盘问；这要看见证人是如何在法庭上进行配合（或者如何抵抗司法调查）的。在有些情况下，也允许使用交互盘问或者说交叉询问的方式，然而，交叉询问者要有充分的理由，比如，见证人的确与案情有关，并且是可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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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询问训练中，只有一种情形的直接引导是不能被接受的：某人没有自信心去“指点”并设置引导型问题。当你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企图通过对某人的询问，确认自己并不知晓的一些问题时，就无法使用引导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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