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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前所不同的是，（a）由于对神圣的空间具有新的焦虑，宗教的批评来得十分强烈；（b）文明举止的理想及其有序、优雅和文雅的规范已经使得社会的领军阶层要从这些大众习俗中分离出来。3.在17世纪期间，这两种行为被归入第三种：在法国和中欧，具有专 制主义或统制主义倾向的发展中的国家结构试图通过法令为他们的臣民创建在经济、教育、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这虽然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但也是为了改善臣民们的生活。从15世纪到18世纪，有序的警察国家的理想在德国是至关重要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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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的唤醒下，专制主义的活动得以推动。在这种情形下每个领地的统治者都要看到教会的重组（在新教教会的领地里），并且对此表示服从（在所有的领地里）。但是，这种控制的努力在下一个世纪得到延伸，并且包括了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和道德的目标。这些包括了我们曾经探讨过的相同的领域：对于救济的规定以及对一些传统节日和习俗的抑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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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6世纪，他们扩大了范围并且试图开设学校、提高生产力，向他们的臣民反复灌输更有理性、努力的、勤奋的和注重生产的观点。社会需要纪律和约束，但其目的在于培养自我约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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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把文明举止的理想强制推行到越来越广大的人群中。毫无疑问，这里一个主要动机是，要去塑造一群人，在他们当中能产生顺从的、有效率的士兵，并且创造资源去供养和武装他们。但是，很多法令把进步和改善（就像他们所认为的）当作其目的。当我们跨入18世纪的时候，立法的目的越来越和启蒙运动的理念相结合，越来越强调人类活动中生产和物质的层面，这都是为了增进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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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我们看着约束的模式、“方法”和程度在激增，我们会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整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些源自于个体的层面，作为自我控制的方法和个人智力或精神发展的方法；其他的是在等级制度控制的语境下被灌输和强制推行的。福柯提到了培训项目是如何在16世纪增加的。这些项目是建立在对体力运动详尽分析的基础上，把该运动分成几个部分，然后用标准的模式去训练人们。这些项目的主要所在地，自然是军队。军队开创了新的军事训练模式，但后来，其中的一些规则也被运用到了学校和医院，再后来，被运用到工厂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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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自身转变的有条理的项目中，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罗耀拉的灵性训练法，通过默想达到灵性的转变。但是，这两个主要的观点，在一定方法指导下的默想，也在一个世纪后笛卡尔（他毕竟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受过教育）提议的培训项目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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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最后的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精英社交模式的发展与文明举止的概念是相联系的，其范式是，在准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文明举止从统治阶层拓展到社会中更广阔的领域。这和道德秩序的现代观念有着相似之处。以对话为主的社交性，表明的是一种相互交流的社会模式，而非一种等级秩序的社会模式，然而通过纪律和约束来改变非精英阶层的项目，可以意味着文明举止的特征不会永远只是某个阶层的特性，注定要被更为广泛地推广。与此同时，塑造人的真正目的，暗示着它脱离了对秩序的陈旧理解，以半柏拉图式的理想形式呈现，强调现实并注重其实现——或至少反对任何与之相违反的，正如这些因素表达了他们对麦克白罪恶的惊恐。它和秩序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而秩序是一种以建设性的技巧来实现的准则，这正是现代秩序带给我们的。人类行动者通过契约组成了社会，但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需要追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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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一些具有可能性的相似之处，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例如，以对话为主的社会，可以给共和自治的理想带来新的相关性，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后来在北欧，特别是在内战期间及战后的英国那样。[30]或者，它可以在其他的社会转型的中介内部体现出来，“专制的”君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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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英阶层的社会意识果断地推进现代社会想象范围的，似乎是18世纪出现的新社交模式的发展，尤其是在英国，他们开始这样的发展要早一些。这一时期见证了精英阶层的扩展，那些参与统治或管理社会的人们，包括那些在本质上具有经济功用的人们。这要么是因为那些已经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成员转变成为具有这些功用的人，例如，成为进步的地主；要么是因为大致有一个向商人、银行家和有产者开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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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平等的条件需要去弥合更大的差距。在尚未形成对平等全方位的现代概念的时候，对社会成员资格的理解已经拓宽，并且从特定的贵族或上层阶级的特征中分离出来，即使依然保留着贵族的语言。对文明举止的拓展理解，现在又被称作“礼貌”，依然指向产生和谐以及缓和的社会关系的目标，但是现在，它必须把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一些新的场所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些地方包括咖啡屋、剧院和公园。[31]而在早期的对文明举止的理解中，进入一个讲礼貌的社会，包括拓宽视野以及进入一个仅仅比私人的更高级的存在模式。只是，现在的重点放在了仁慈的德性上，以及一种生活模式，不比早期的斗士或廷臣准则培养下的生活模式具有过度的竞争力。18世纪讲礼貌的社会甚至诞生了一种“敏感性”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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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等级相对疏远以及对仁慈的强调，使这一时代与上文所描述的现代秩序模式更接近。与此同时，把经济功用纳入社会，强化了文明举止与秩序的这种概念此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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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这种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讲礼貌的社会具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新的意义上，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它不仅史无前例地意识到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同时，对它在历史中的地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把它看成是属于商业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刚刚迈进的一个历史阶段。18世纪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历史的新的冰阶理论，通过不同的阶段见证人类社会发展，用经济的形式来定义社会（例如，渔猎采集的社会和农业的社会），在现代的商业社会达到最高点。[32]这就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到了我所说的对贵族阶层的教化的整个转型过程，以及现代社会里内部的平定。商业被赋予了一种力量，可以把尚武的价值观和军事的生活模式降到次要的地位，结束了自古以来军事在人类文化中的主导地位。[33]政治社会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必须考虑到事件发生的时代。现代性是史无前例的新纪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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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在以下的段落中我引用了他的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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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是迈克尔·曼在谈到英国的例子时所说的转型，是从“被协调的到有机的状态”的转向（1：458——463）。在这一时期（英国，荷兰）宪法政权的处境下，他把这一转型与他所说的“阶级——国家”联系起来（480）。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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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包括，并且超出了韦伯所说的重要的“对合理使用武力的垄断”。参见“Politics as a Vocation”，收录于H.H.Gerth和C.Wright Mills合著的Max Web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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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hn Hale，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New York：Macmillan，1993），第362页。斯宾塞提到爱尔兰人的“未开化的野蛮以及令人厌恶”；参见Anna Bryson，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第53页。通常的理解是，“这些低级的人天生是粗野的、未开化的、麻烦的、没礼貌的、粗暴的、野蛮的，就和蛮人一样”（引自Bryson，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Civilization of Europe，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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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le，第367——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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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le，第366页。当然，“有礼貌的”这个词，是另一个外来语，是从希腊文的“有教养的”这个词翻译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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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第367页。参见查理五世战胜野蛮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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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ale，第369——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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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看Montaigne，“Les Cannibales”，收录于Essais（Paris：GarnierFlammarion，1969），第一卷，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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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ustus Lipsius，Six Bookes of Politickes，trans.William Jones（London，1594），第17页；引自Hale，Civilization of Europe，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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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是布赖森在她杰出的《从恭谦到文明有礼》中所描写的过程。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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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同上，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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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布赖森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参见同上，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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