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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在汽车一侧工作，行李箱盖掉下来了。它只是擦伤了那个在我对面工作的小伙子的脑袋。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他停止了工作，看了一下周围是否有人正在看。我假装没在看他，然后他抱着他的头。他装得非常像。你能够知道他在想：“我要停止工作一会儿。”他蹒跚地走着，我能看到他四处张望。你明白这看起来是怎么回事。到处都在喷漆。他并不想跌进油漆里……所以他蹒跚了十码远之后，带着一声呻吟倒在一些金属板上。血流得很奇怪。一个家伙看见他在那里后就关闭了生产线。监管者跑了过来。“启动生产线……启动生产线。”他开动了生产线，我们又必须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暂停了一下。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弄出去。他们没法把担架弄进来。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到他身边。他就一直躺在那，一只眼睛不时地睁开，迅速地朝四周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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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许多这种类型的情境中，活动的区域分区与相遇在时空中的连续性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没有明显地同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分趋同。这个工人没有试图向他的同事欺瞒：装病的行为就是为了暂时摆脱组装生产线的压力。这样一种前／后的区分通常发生在权力明显不平衡的环境中，能够普遍地不同于另一些区分，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后者是弱化互动的境遇属性或允许它们消失的区分。这些都是前面——身体控制的细节和某些护理他人的“修复”程序——都能够被放松的境遇。至少，“私人”的内涵之一是一个人或许多个人的区域性隔绝，因为“私人”似乎不必然意味着独处——摆脱对行为和姿势的日常监控要求，由此“幼稚”类型的行为可以表现出来。在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社会中，身体的分区似乎同活动在场所中的每日时空轨迹中的分区相关。因此，吃饭通常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在特定的场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公共的”，即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聚会的意义上。身上的着装或装饰也许不被普遍地视为是“私人的”，但至少在大多数文化中似乎被视为如此。尽管埃利亚斯宣称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可以公开地进行，(23)但生殖的性行为似乎到处都被归为后区的现象——当然，在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的交叉模式中存在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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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区域化与身体护理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交叉同个性的连贯性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方面，那些允许个人脱离他人的在场而完全独处的后区，可能不如那些允许在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表现出“退却行为”的区域重要。这样一些区域可能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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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公开地的性评论，故意的抱怨……粗俗的非正式穿着，邋遢的坐姿与站姿，使用方言或不标准的发音，嘟哝和叫喊，嬉戏性的攻击与“玩笑”，在微小但具有潜在象征性的行为中对他人的漠视，微小的身体自我卷入——例如哼唱，吹口哨，咀嚼，细咬，打嗝儿和肠胃胀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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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类型的行为不代表信任的下降，反而可能加强亲密关系表现中的基本信任，而那些亲密关系最初是从父辈的关系中建立的。它们的标志并不是那种由批评的境遇所增加的焦虑，而是相反，是消除那些在其他日常生活中由于要求紧紧控制身体和姿态而产生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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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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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区、暴露区、后区和前区的分化不仅适用于共同在场的情境，而且还适用于大范围的时空跨度。当然，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不可能反过来直接监控这些区域，尽管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早期的著名研究开始，当代社会城市地区的区域化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在大多数的西方社会中，住房市场的运行以及个人所有的住房与国营住房部门之间的分离，强烈地影响了城市的分区化，城市变成了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特征的社区。或许社区并不像一些“生态”城市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被整齐地分区的，但它们的分布确实具有造成各种前／后之差的后果。英格兰北部城镇的工业区，曾经是人造环境的最显著特征——事实上就像工厂和作坊所骄傲地展示的那样。不过，近年来城市规划的趋势一直认为这些地区有碍观瞻，把它们当做要隐藏在封闭飞地或转移到城市边缘的后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住房市场中，有一些更富有的群体拥有较为容易地转让不动产的途径。这种途径成为“迁到郊区”的基础，因而帮助把城市中心从前面展示区变成——“体面阶层”逃避的——城市衰败的后区。犹太聚居区不仅拥有非常低的财产转让率，而且它们平常几乎不会脱离所在的社区进入城市的其他地方。它们的区域封闭性可能使自身变成所在社区中“不可见的”的地区。各种类型的时间—序列现象总是这种空间区域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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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已经运用熟悉的概念——例如“不均衡发展”以及“中心”（或者“核心”）与“边缘”的区分——分析了跨越漫长时空的区域化。然而，这些概念可能被应用于从大到小的一切地方环境。不过，我在这里不会讨论不均衡发展问题，而是要把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同“时间中的嵌入性”联系起来，从而展示出这种分化的过程。如果世界经济拥有它的中心，城市也有它们的中心，那么单个行为者的日常轨迹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至少对大多数男性来说，家里与工作场所成为集中日常活动的两个主要中心。一些场所往往成为区域的中心。例如，一所住宅的一些房间——例如备用的卧室——可能只是被“边缘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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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边缘的区分通常与时间的持久性有关。(25)那些占据中心的人把自身“确立”为一些资源的控制者，而那些资源能够使他们维持自己与那些处在边缘的人之间的区分。确立者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社会封闭，维持他们与那些实际上被当做劣等人或局外人的人之间的距离。(26)西方“中心”上那些“已确立的”工业国家，在它们对“欠发达”社会的时间领先的基础上，维持着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随着制造业的中心向以前东方的边缘地区转移，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区域化可能正在改变，但是，时间上的领先因素迄今为止已经对空间中的突出位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民族—国家内部，中心／边缘的区域化似乎处处与普遍存在的“确立行为”有关，而是这种“确立行为”则发生在统治阶级的结构化中心之上。(27)当然，这些现象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并且我提供了这些纯粹证明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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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中心—边缘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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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间、空间与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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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总结一下本章的主要观点。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情境性。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场与不在场在时间的“消逝”与空间的“渐变”过程中的交叉点，并由这些交叉点构成。身体的物理属性及其移动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生活具有一种连续的特征，限制了在空间中靠近“不在场的”他者的模式。时间地理学为记录日常活动中时空轨迹的交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但是，它必须被放置在对行为者以及互动环境的组织的更充分的理论化中。在提出场所观念和区域化观念时，我希望开始提出一个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有助于把情境性归为大范围的社会体系和小范围的社会体系之间的联系所固有的东西。(28)在一些研究领域中，时间地理学发展的图解技术已经证明了它们的作用。那些在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中工作的人根本没有理由不采用（和改进）哈格斯特朗的标记方法。不过，我们还必须记住上文所指出的时间地理学的各种局限。此外，我们不应当把“钟表时间”简单地当做在建构地形学模型时的一个毫无问题的维度，而应将它本身视为一种受社会制约的影响，即对现代社会中行为者所勾画的时空路径的性质的影响。这一点表面上来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绝非如此。问题不仅仅是计算时间的不同方法，而是日常活动结构化的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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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情境性及其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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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思考一下布尔迪厄对时间和卡比利亚地区时间计算方法的著名讨论。(29)在那里，一年是从秋天到夏天，一天是从晚上到中午。然而，这一图式表达了一种永远循环的时间观念，这反过来是日常活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夜晚是象征性的死亡时间，标志是通常的禁忌——不可洗澡，不能接触水流，不能照镜子，不能往头上抹油或者触碰灰烬。早晨不仅仅是“破晓”，而且是白天与黑夜的交战的胜利：“在早晨”就是迎来光明，就是迎接与之相关的恩惠。于是，白天的“开始”是外出的时间，人们走出房屋，前往田里劳动。早起意味着使自己获得有利的预兆，“向保护神表示敬意”。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转换，而且是事件与时间的开关。然而，白天的创造潜能必须来自神奇的力量，否则其他邪恶的力量会来干扰，尤其是太阳升到最高点之后。因为从这以后白天开始逐渐减少，宣告夜晚的颓废与腐烂——“所有衰败形式的典范”——再一次来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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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住这个例子，我来阐明本章所提出的一些主要观念——以当代社会的学校教育为例。毫无疑问，绘制出学生、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时空模型图，有助于研究学校的拓扑结构。然而，我没有使用哈格斯特朗及其合作者所制定的那些确切的描述形式，相反，我想要强调日常行为的“可逆时间”。哈格斯特朗通常将时空路径描绘成一天之中的“线性”运动。但是，如果我们强调大多数的日常时空路径包含一种“返回”，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准确地描述日常社会生活的重复特征。由于没有采用图12.6左边图表的形式，我们可以把右边图表的形式作为模型。哈格斯特朗喜欢的是左边的图表，从中我们“从侧面”来看时空，摒弃“时间”线显示出特定的时间次序（通常与工作日相同）。我并不主张放弃这种标记法，而是用右边的图表——即使不是在图表上也是在概念上——对它进行补充。在右边的图表中，我们实际上是“向下”看而不是从侧面看。箭头所表示的各条线表示时空的运动路径。各条线的长度表示按照发生顺序来测量的时间，即一个特定的或典型的人在特定的一天中在“站点”之间移动所花费的时间。方格的长度表示在一个具体场所中所花费的时间。于是，一个学龄儿童的一天看起来就像是右图所表示的图式那样。这个儿童每天会在家里（H）度过三段不连续的时间：从午夜睡到早晨，下午从学校（S）回家，晚上去电影院（C）再回家。他一天的某些活动无疑是非常程序化的（往返学校），而其他活动（去电影院）则可能不那么程序化。最程序化的活动类型能被描绘成一幅各种嵌入可逆时间中的时空路径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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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时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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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哈格斯特朗的话来说，一所学校就是一个“站点”，聚集着一群人每天所留下的路径。哈格斯特朗无疑正确地指出，使个人聚集在某个场所成为可能的条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是必须作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来考查。但是，一个场所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停留地点。在时间地理学中，“站点”事实上往往成为黑盒子，因为主要的关注点是在它们之间的移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具有明确物理特点的场所而受到关注，学校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相遇在学校内部的分布；（2）它所展示出的内部区域化；（3）由此被确认出的区域的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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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是规训组织，并且它们的官僚特性与它们所包含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像所有形式的规训组织一样，学校在封闭的界限内运作，它的物理边界相当清楚地把它与外部的日常互动隔开。一所学校是一个“容器”，产生出规训的力量。学校的封闭性质使对同校者的连续相遇进行严格的协调成为可能。学生在校的各个时间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同外部可能具有侵入性的相遇隔绝。不过，不同课程之间的区分也是如此，至少通常是如此。学校内在地分为不同的区域。一所学校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可能发生不同的或无意形式的互动——例如在上课和下课的时候。但是，相遇在一所学校里的分布大多与那些对活动进行更宽松的规范调控的社会生活部门形成鲜明的对比。规训的空间间隔是学校建筑特征的一部分，教室的分割和在教室内经常发现的课桌的规则间隔都是如此。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空间划分有利于对工作的程式化规定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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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时间表是沿着时空路径的空间动员的基础。学校的管理者通常不会面临医院管理人员在医院所面临的同样的“融合”问题。但是，像所有的规训组织一样，学校按照精密的时间体系运作。把学校的规训部分地归结为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普遍地过渡到“钟表时间”使这种控制成为可能，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关键并不是普遍地使用钟表对一天的时间进行精确的切分，而是时间进入了行政管理当局的计算。时间变成稀缺资源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