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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和时间是个人为了实现计划必需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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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种制约因素为：界定时空路径的能力制约因素；界定时空束（bundles）的耦合性制约因素；界定时空域的操控性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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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制约因素是相互影响的而非累加的，并且它们的棱柱勾画出一系列时空中的可能界线，这些界线对应着（或描绘出）一种底层的且不断演化的“逻辑”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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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验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哈格斯特朗承认“我们在对总体行为如何发展的描述过程中有失败的风险，可能会得不到重要线索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他的解决办法是检查“制约因素的时空机制”而不是路径与计划的交叉：“力图发现人们逐渐融入其中的‘地理’使得他们能够有怎样的选择和行为组合”，从而揭示“人们的时空轨线和选择的底层结构之间的关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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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问题既是经验性的，也同样是理论性的，因为这些“结构”的构造仍然是有深层次问题的。我认为，认定哈格斯特朗的“制约因素”仅仅是其扩散模型中的“障碍”在社会层面的拓展是错误的，然而他最初对于网状模型的某些表述似乎容易导致这样的解读。例如，当他暗示“人口在一个遍布荒废道路的公路网中形成了一种交通流”时，我们就容易看出这些荒废道路作为“伪结构”（pseudo-structures）——伪结构只不过是“系统的机构障碍和机构限制”——如何能够被去除。(35)虽然一些评论者指责时间地理学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缺点，但是卡尔斯泰英（Carlstein）仍然将时间地理学表述为一种“时空结构主义”。哈格斯特朗后来的表述似乎模仿了时空结构主义的方法，卡尔斯泰英因此声称，全部可能的时空路径与在这些结构模板中实现的轨线配置之间的区分在形式上等价于索绪尔（Saussure）对于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当然，对这个语言学模型的反对意见众所周知，故而卡尔斯泰英利用弗里德曼（Friedman）和戈德利尔（Godelier）的人类学在唯物主义框架内重新表述了这种等价性——在这一框架内，技术和技术交换在“经济”和“生态”之间发挥调节作用。(36)但是，如同我现在所必需表明，通过哈格斯特朗的著述——从“概率等值线图”到“可能界线”——所追踪到的连续性与其说同社会科学有关，不如说同自然科学有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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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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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与一种物理主义重叠在一起，而这种物理主义源自卡尔纳普（Carnap）和诺伊拉特（Neurath），并且成为维也纳学派为科学与形而上学划界企图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科学言谈必须通过“一种谈论物理事物及其在时空中运动的统一语言”来进行，并且这种语言将现代物理学作为自身的范例。物理学和心理学被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马赫（Mach）、庞加莱（Poincaré）和爱因斯坦的努力使得物理学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而使心理学摆脱形而上学从而成为科学的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按照这一物理主义计划的强烈反对者波普（Popper）的观点，这一计划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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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必须能够通过这种语言表达，或能够翻译成这种语言。就心理学是科学而言，这门学科尤其应该如此。心理学必须彻底成为行为主义的；每一个有意义的心理陈述，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都必须能够翻译成一个关于身体的时空运动的陈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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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最初的“行为地理学”(39)符合这些协定。他声称他的“私人信息场”（private information field）概念与在行为心理学中发展出的“社会原子”（social atom）概念之间可能存在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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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系的最小星座（constellation）可以说组成了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中的个体细胞。仅就（互为邻里生活时的）一项具体准则而言，它构成了一个个体与那些吸引他或使他厌恶的其他个体之间的心理关系以及这些个体与他的关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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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哈格斯特朗的物理主义比这更为直截了当。该学派老成员、隆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弗洛伯格（Froberg）将蒙特卡罗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介绍给哈格斯特朗，而哈格斯特朗随后试图再造“金达—耶尔的社会原子的结构纽带”，这类似于弗洛伯格用各种隔离材料模拟原子粒子的路径：“蒙特卡罗模拟计划就起源于此，这项计划用创新的推广替代了原子粒子的分散”。(41)正如简森·布特勒（Jensen-Butler）所证明，物理主义仍然是时间地理学的明确基础。(42)例如，在其对人文地理学及其“异常武断的”概念结构的纲领性批评中，哈格斯特朗仍然认为“将人视为一个核心的基本粒子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并且人文地理学关注“在一种类似于物理学家的气泡室的背景中对事件的统一时空记录”因此也是合理的。(43)社会物理学对人文地理学当然并不陌生。不过，虽然许多这类经典模型（尤其是“宏观地理学”的抽象）以牛顿力学为基础，但哈维和罗斯（Rose）都将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标记法（“微观地理学”）等同于闵可夫斯基（Minkowski）为描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空流形而开创的解析几何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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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时间地理学并非被限制在物理科学领域；它也十分依赖于生物科学。哈格斯特朗认为自己“更有兴趣审视人类世界正如何从自然世界中产生，以便理解各种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是怎么形成的”，因此，对他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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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网状模型在生命路径流（flow of life-paths）的意义上受到既定的能力控制，并且穿过一个外在制约系统，从而产生了个人境遇的某种概率分布；这个模型在原则上适用于生物学的一切层面，从植物到动物到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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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时间地理学的主要目标是“将某些至关重要的生物谓词和生态谓词”吸收到社会理论中，“弥合生物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之间的鸿沟”。故而，哈格斯特朗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架构说成是社会—技术生态学。按照这种观点，空间和时间被看做是具有有限“运输能力”的资源，而创新被看做是调整预先存在的时空利用配置的“侵入”。图13.3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它表明一项计划如何由发生在一系列时空“容器”（pockets）中的操作序列组成。这些容器勾连在一起成为一个串联的储存和传输系统，而储存和传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投入和产出的时空网络。创新在这个网络中获得了“位置”：创新“利用有限的纤维和空间供给参与创造了自身时期和地点的交织物”，并且被“投入或安装进多少有些循环的活动系统的某些部分中”。这意味着，创新改变了耦合周期性（coupling periodicities），并且通过这种“替代效应”在时空中开始了一轮重新包容活动。这样，创新扩散的条件和结果被表述为哈格斯特朗所谓的共存且相互竞争的计划的时空“分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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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连续性为哈格斯特朗自己的计划设置了重要的限制，但是我现在想指出扩散理论和时间地理学之间的三个差别。我希望表明，强调重点的这些变化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这些变化提供了一串钥匙，这串钥匙经过锉磨最终能够打开通向一种更严谨的社会学理论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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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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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为其关于扩散的原创性论文写下了如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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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明显的时间或成本障碍阻止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开始接触，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几何空间的制约因素就不能够明显地变更“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探究“单点社会”（one-point society）的状况……社会现象的空间解释将会变得十分无趣。迄今为止，这种状况并不存在；因此，空间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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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一般认为空间的几何结构会改变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通过“映射”到物理空间中被赋予形式——连贯性和具体性——而物理空间向其施加了自身的几何准则。然而，在时间地理学的视域内，审视这一“秩序问题”的视角完全不同。扩散理论同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一样被认为植根于一种“稳定的乡村环境，这种环境中的距离阻力非常大，与人类行动相关的计划总体上非常具有重复性并且局限于压缩时间上延伸而空间上狭窄的时空‘气泡’”。(48)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这些经典模型产生于战前哈格斯特朗所探讨的南部瑞典（和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所探讨的德国南部）的土地景观——尽管这些时期和地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因为连贯空间模式的起源依赖于受距离限制的过程。例如，如果哈格斯特朗模型的平均信息场内部的接触分布（contact distribution）并非是指数有界的，而互动频率并非随距离衰减，那么扩散波就会分解，空间上不规则的接触就会增加。(49)一种距离衰减曲线不再可能被映射到另一种距离衰减曲线上；随着限制放松，这种模式也会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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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哈格斯特朗在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质疑了这种距离实体化（hypostatisation of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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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我们的兴趣是否真的非常专注于事物和数量在相对位置意义上的分配安排，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忽视现象的那些消费空间的（space-consuming）性质及这些性质所暗含的现象的排序结果。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距离学科”的观点经常被引用——这种观点本身是好的——但是，这种观点丝毫没有关注空间竞争，没有关注寻求空间容纳的结构相互之间的啄序（pecking-order）……将空间视为由距离组成的看法已经替代了将空间视为场地供应者的看法。(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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