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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将内在世界简化成固定的组织元素，例如简化成态度、动机、感觉和观念，而以此捕捉内在世界。相反地，我们必须将内在世界视作一个这些元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并且这些元素受制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内在世界必须被视为一个内在过程，而非固定的内在心理组成。（Blumer, “George Herbert Mead”,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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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动理论来说，这个观点意味着，我们的讨论不应（如同新功利主义那样）从给定的目标、愿望、意图、功利计算出发，也不应（如同帕森斯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从固定不变的规范和价值出发，并认为行动都会遵守着规范与价值。所以，帕森斯的理论中所提到的角色概念（见第四讲），对布鲁默来说也很成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自我的过程性，那么就会发现，角色概念似乎暗示有一种固定的角色期待，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只是在满足这个角色期待。这种看法会让自我仿佛就只是一个单纯为了生产行动而执行社会期待的媒介。自我在这种观点中完全不具有主动性了（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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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默的这种说法，直接让社会学至今常见的行动理论的立场全都可以被人们进一步质疑。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第三讲批判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时就提到的一件事。当布鲁默和象征互动论者强调自我的过程特质和人类行动的不固定特质时，他们当然也意指人类不是一个被动的存在，不只是被动地面对刺激而加以反应而已。人类有机体就跟动物有机体一样，都会主动出击。并且如果出现了新的情境，引起了新的关注，那么行动目标也会很快就随之改变。原先的目标和意图之所以可以这么快就改变，正是因为客体处于人类总是会不断进行的诠释过程当中，因此客体持续都在获得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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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概念，认为有固定的手段和目标。但是这种想法在布鲁默和互动论那里变得可疑。布鲁默认为，人类行动不一定总是处于目的—手段的关系当中。比如仪式、游戏、舞蹈等行动形式，亦即我们在第三讲讨论赫尔德和德国的表现人类学时所提到的表现行动，就不处于目的—手段的关系中。而且布鲁默还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常常都没有真正明确的目的和意图；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遵守的规范和规章，也很少是明确的。我们必须做的事和我们想做的事，常常都不是清楚明白的。行动终究都是高度不确定的。行动都是在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事先没有人能确定任何事情。行动大多数不是被决定好了的，而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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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人类行动的观点，跟很多其他社会学家的看法截然不同。比如像功利主义者，他们的讨论出发点就认为功利计算和偏好是预先被清楚地给定的，所以才能理性地选择行动手段。或是像帕森斯，设想有一个预先被清楚给定的规范。但互动论者认为行动在相当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流变的，很少会被决定好。有一位相当知名的互动论者，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 1916—1996），就曾针对这一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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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不确定的，某种程度上只有在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加以评断、标记、知晓。这也意味着人类的行动必然都是在尝试与探索。除非我们完整越过了整个行动的足迹，否则行动的终点都是高度不确定的。目的和手段，都会因为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而在流变当中不断被修改。即便是对于生命的主要道路或命运所作出的承诺，也会在过程当中不断被修订。（Strauss, Mirrors and Masks,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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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一个诠释过程，一个在与他人的直接沟通和与自己的沟通中的互动诠释过程。所以任何认为有既定且不变的目标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第十九讲讨论新实用主义时，会再回来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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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来看，因为个体行动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也因为自我被视为主动且过程性的，所以互动论者不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固定的社会关系，也不认为有固定不变的较大行动交织（如机构和组织）。很少有事先给定好或界定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与其他人相遇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定义我们相处的情境，不论这个情境定义的方式是明确讲定，还是心照不宣。也即每次的互动都会包含着关系层面，这种关系层面不是预先就存在的，而是必须经由协商产生。读者们想必都有无数次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可能还是让人感到心碎的经验。不妨试想一下和父母的关系：我们小时候一定都曾想要和父母对等地、“平起平坐”地聊天或谈判。有时候我们可能成功了，被当作平等的、理性的、已经长大了的来对待。但常常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父母端出了老大的姿态，在讨论中我们和父母不是平等的。我们想试着成为一名平等的家庭成员，但失败了。这种情境在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我们一些好朋友可能愿意让我们“占便宜”，但有些却可能不愿意。或是我们可能也会拒绝我们的朋友，把他们向我们建议的某些情境定义给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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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说，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互动，都与我们和互动对象之间相互的承认密切相关。而且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形态都是易变的，因为情境的共同定义结果无法事先预料，共同的情境定义也可能会破局。比较复杂的、由许多人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如组织、社会，也是一样。因此互动论者认为“社会”是一种行动过程而不是结构或系统，因为结构或系统等概念都很成问题地暗指社会关系是固定的。象征互动论“……不会把社会视为一个系统，不管这系统是稳定的、活动的，还是平衡或什么之类的。而是，象征互动论会将社会视作大量的联合行动事件，许多联合行动彼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完全没有一点联系；有些有预兆且重复发生，有些则开启了新的方向。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参与者的意图，而不是为了满足系统的要求”（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sim,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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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显示出，象征互动论致力于一贯地用行动理论来解释和描述群体现象。我们可以发现，新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当然，这两派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两派的行动模式就不同。象征互动论认为行动是在主体之间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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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出发点必须是行动交织网络，而且我们一般也已经在这么做了。当我们在谈论婚姻、团体、组织、战争等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现象，从那些现象的定义来看，都是由各行动者发展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去想想，这些现象绝对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从行动者的行动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也都会是流变的。就算是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共同行动形式，例如组织，也常常比人们设想的还要流变，因为就算在一般认为是固定的行动脉络当中，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仰赖于诠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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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互动论不会把组织视为僵化、固定的，而是会视作有生命的、变动的形式。也许组织会活得比其中的各个成员都还要久，表现为超越个体、状态、特殊情境的历史。象征互动论者不会聚焦在形式与结构的特质，而是将组织视作协商的产物，它对其中的成员有不同的限制。他们会将组织视为一种在各种组织的部分之间适应、调整的变动模式。虽然组织会创造形式结构，但是每个组织在日常活动中都是被个体生产与创造出来的，并且这些个体都会受制于人类形式的不可预测性与不一致性。（Denzin, “Notes on the Criminogenic Hypothesis: A Case Study of the American Liquor Industry”, p.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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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的“内在动力”的谈法，或是功能论典型会谈到的“系统需求”，对互动论者来说都是值得质疑的。因为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诠释，也是这种行动在生产、再生产与改变结构。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系统逻辑在改变制度或是在适应环境。（关于布鲁默对帕森斯的批判，详细的讨论可以参阅：Colomy and Brown, “Elaboration, Revision, Polemic, and Progress in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pp.2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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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社会的看法，马上就导致一个结果：布鲁默和互动论者也同样质疑帕森斯功能论中的规范要素。正是因为互动论的成员认为社会是流变的且有赖于诠释，所以他们不认为社会可以经由某种价值共识而固定下来。如果有人认为社会可以经由价值共识固定下来，那么这个人必然忽略了，社会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也忽略了社会是由彼此或联结或孤立的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交织而成的。社会更多是形成自不同的意义世界和经验世界的交织，例如不同的艺术、犯罪、体育、电视等“世界”（参阅：Strauss, Mirrors and Masks, p.177;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76），而不是通过固定的价值而整合成的整体。帕森斯理论的前提总是认为，通过固定的价值，社会整合可以被经验地研究而不是只停留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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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布鲁默从三个简单的前提中，至少提出了一个对于社会学来说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也是在对社会变迁这个概念当时的一些内涵提出质疑。因为布鲁默在对于行动的描述和对相互情境定义过程的强调中，把诠释要素抬得非常高，所以这种行动过程和定义过程当然也总会出现不可预测性。由于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在追寻与探索，所以行动也总会遭遇不确定性。我们从来无法知道我们的行动到底实际上真正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会不会转换跑道、设置新的目标等等。行动同时包含了创造性与偶然性。如果是这样，并且如果社会也是许许多多的人的共同行动，那么每个社会过程，甚至整个历史，也都是一个偶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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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偶然性，还有转变，都是联合行动过程的基本部分。如果我们假设，构成人类社会的是多样的联合行动，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假定联合行动会依循着固定、确立好的路径。（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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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布鲁默在一份庞大，但身后才出版的关于工业化的研究（Industrialization as an Agent of Social Change）中，作出了清楚的阐述。工业化，亦即现代工业、城市基本建设、水电设施等等的形成，完全不会决定社会最后会走上哪一条道路。布鲁默认为，如果以为所有的社会在工业化的“冲击”下都会有同样的反应，那是完全错误的。这种看法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在接触到经济科技“结构”的时候，所理解到的都会相当不同。工业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劳动市场，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具备了什么样的群体，国家或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迈入了新的工业结构，主政者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其中等等，这些事情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同的国家因此以不同的道路走向工业化，并且产生不同的后果。不论是发展社会学，还是功能论的变迁理论，长久以来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的样貌，因为所有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一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是在同样的道路上追赶西方社会而已。但对于布鲁默来说，这种看法的理论基础非常粗糙简化，也是错误的。因为经济结构不是客观既存的东西，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构造。此外诠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变革过程都会有不同的诠释，因此会相应地有不同的行动（这里亦可参阅：Maines, The Faultlines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pp.5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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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鲁默提出的三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怎样丰富的社会学结论，至此已经谈得很多了。布鲁默也由此发展出一个跟帕森斯截然相反的主题纲要。他认为，长久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帕森斯的功能论，忽视了其他不同的主题，或是对其他的主题讨论不足。所以，功能论偏好描述稳定的系统状态，布鲁默就反过来致力于对社会变迁现象进行社会学讨论；功能论专注于有序的且不断确立系统的过程，布鲁默就反过来说有必要研究社会解组过程（而且，很有趣的是，布鲁默之所以会说这很有必要，是因为正是在解组过程中，才会有潜在的可能性，让新的行动方式与结构得以形成）；功能论把注意力放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功能论用的词汇是“内化”），布鲁默就反过来说，必须将社会化过程视为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之间复杂的共融与对峙（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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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互动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之间的鼎盛时期，的确专注于探讨布鲁默提出的一些（但不是全部）主题。这形成一种跟功能论相互分工的状态。象征互动论者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学、越轨行为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医疗社会学、职业社会学、集体行为等等；至于其他主题（这里尤其是指宏观社会学主题），就大大方方、心甘情愿地让给功能论去研究。关于社会学的这一段历史，有人说象征互动论是功能论的“忠实反对派”（Mullins and Mullin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98）。因为互动论者虽然批评功能论，却又跟功能论在研究主题上相互分工。至少致力于处理这些主题，有助于让“象征互动论”这个流派更加稳固，让这个流派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研究传统。于此，象征互动论在许多方面都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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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是家庭社会学，像是特纳（Ralph Turner, 1919—2014）的著作《家庭互动》（Family Interaction），具体指出了家庭成员并非像功利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个功利导向、整天在进行利益计算的个体；但也并非像帕森斯设想的那样遵守着固定角色模式的人。特纳的研究强调，家庭成员其实是会不断尝试新的互动模式的人，总会不断产生新的行动方式，也总会卷入复杂的协商过程。特纳的研究发现，家庭不是固定的结构，而是一种流变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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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常能代表象征互动论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非常年轻的情绪社会学。这个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研究领域相当有趣，因为一般人们会把情绪当作生理性的，而非社会性的。但是互动论者指出，情绪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会看管情绪。情绪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互动的过程。像生气、害怕、暴怒的感觉，虽然的确存在，并且会用脸部表情或身体姿态进行身体表达，但是情绪表达当然不是完全不自主的，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也会控制情绪。当我们在控制情绪的时候，同时也会去预测其他人对我的情绪的反应，以此让我们用更好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来控制情绪（参阅：Denzin,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p.49ff）。如果我们的确是这样在看管我们的情绪，那么会有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中的哪些地方和哪些群体会特别重视情绪，就很值得研究。这一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当属霍希尔德（生于1940年）的研究《情绪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这本书讨论的是关于某些职业群体的情绪商品化，亦即把情绪变成商品。霍希尔德指出，有些职业会严格训练人们去控制情绪，以便在遇到坏脾气顾客的时候，还是可以保持友善的微笑、若无其事地面对顾客。比如空服员在狭小的飞机舱中，难免遇到一些突然失去理智的、喝醉的乘客，这时候看管情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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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关于自我认同的建立与发展的研究，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是一个相当领先且知名的学者。他那本我们在前文引用多次的著作《镜子与面具》（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是一本非常精彩的随笔小书，在书中他挖掘出与接续了米德和布鲁默的思想。施特劳斯运用了非常敏锐的文笔，描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人类认同建立与发现的过程。之所以这是无穷无尽的过程，是因为一个人总会对自己的过去有新的诠释，所以过去从未过去。对于施特劳斯来说，社会化是一个一辈子的过程，而非在年轻的时候就结束的事，自我认同也不是在长大之后就几乎不会改变的东西。施特劳斯指出，人的一生中总会不断闯入新的和令人吃惊的事情，因此总会不得不重新诠释自己的过去。施特劳斯特别关注重新界定自我认同的人生阶段，并指出人生是一连串的“身份跨越”过程，而每个人都必须克服这些过程。像是从“没有性别的”小孩跨越到有性欲的青少年，从花心或花痴的青少年跨越到忠于伴侣的配偶，从男人跨越到父亲，从女人跨越到母亲，从生跨越到死。尤其是最后一点，施特劳斯和格拉泽（Barney G. Glaser）合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知道死亡接近时》（Awareness of Dying），该书分析了医院中看护者和临终病患及其家属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参与者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隐瞒，也可能会有一些坦承与接受自己的时间所剩不多的心碎过程。“行动再也没有未来了”这件事在此也成了行动理论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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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研究自我表现的领域。这个领域有一位学者，以其著作声名大噪，但人们常将之视作象征互动论的边缘人物。这个人就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戈夫曼虽然是芝加哥大学一位很有名的互动论学者休斯（Everett Hughes）的学生，也在1958年追随布鲁默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他的理论研究常常都是特立独行的。他的思想很独特，甚至有点奇特。戈夫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常生活观察家，这个优秀之处首先表现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表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在这本书中，他很仔细地描述了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的表演与表现技巧。他用了一些舞台表演的比喻，来凸显出日常生活像剧场舞台一样，大家都在进行一场艺术般的表演，而且会不断提升演技。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专业文献会将戈夫曼的这套说法称为“戏剧学式”的行动模式，因为戈夫曼不只在这本书，而且也在他后来的著作当中表明了，行动不是像功利主义设想的那样，会受某些好处引导、追求功利最大化，也不是像帕森斯设想的那样是规范导向的，但也不是像实用主义和“正常的”互动论者设想的那样，总是不断在探索与追寻。他将行动描述为完全的自我呈现：我们行动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为了作为某一种人在他人面前登场露面。所以我们都在演戏，其他所有事都没有演戏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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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经验研究中，戈夫曼研究了在所谓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如精神病院）中的生活（例如他的著作《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他分析了蒙受残障之苦或种族歧视之害的人的行动策略及其认同，以及他们如何面对他们自己的缺陷、如何生活［如《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在他晚期的著作《框架分析：论经验组织》（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中，他开始将他的观察加以系统化，并放进一个理论框架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戈夫曼的书不只在美国，而且比如在德国，一直都卖得很好。其中一项原因是，他的书很好读很好懂，在书里没有太多社会学专业术语，而且他的研究常向读者开启了一些神秘而有趣的世界，例如精神病。他的文笔也让人们看到如何用一种嘲弄的视角看待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这对很多读者来说相当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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