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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10 从布鲁默提出的三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怎样丰富的社会学结论，至此已经谈得很多了。布鲁默也由此发展出一个跟帕森斯截然相反的主题纲要。他认为，长久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帕森斯的功能论，忽视了其他不同的主题，或是对其他的主题讨论不足。所以，功能论偏好描述稳定的系统状态，布鲁默就反过来致力于对社会变迁现象进行社会学讨论；功能论专注于有序的且不断确立系统的过程，布鲁默就反过来说有必要研究社会解组过程（而且，很有趣的是，布鲁默之所以会说这很有必要，是因为正是在解组过程中，才会有潜在的可能性，让新的行动方式与结构得以形成）；功能论把注意力放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功能论用的词汇是“内化”），布鲁默就反过来说，必须将社会化过程视为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之间复杂的共融与对峙（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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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12 象征互动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之间的鼎盛时期，的确专注于探讨布鲁默提出的一些（但不是全部）主题。这形成一种跟功能论相互分工的状态。象征互动论者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学、越轨行为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医疗社会学、职业社会学、集体行为等等；至于其他主题（这里尤其是指宏观社会学主题），就大大方方、心甘情愿地让给功能论去研究。关于社会学的这一段历史，有人说象征互动论是功能论的“忠实反对派”（Mullins and Mullin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98）。因为互动论者虽然批评功能论，却又跟功能论在研究主题上相互分工。至少致力于处理这些主题，有助于让“象征互动论”这个流派更加稳固，让这个流派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研究传统。于此，象征互动论在许多方面都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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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14 1. 首先是家庭社会学，像是特纳（Ralph Turner, 1919—2014）的著作《家庭互动》（Family Interaction），具体指出了家庭成员并非像功利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个功利导向、整天在进行利益计算的个体；但也并非像帕森斯设想的那样遵守着固定角色模式的人。特纳的研究强调，家庭成员其实是会不断尝试新的互动模式的人，总会不断产生新的行动方式，也总会卷入复杂的协商过程。特纳的研究发现，家庭不是固定的结构，而是一种流变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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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16 2. 非常能代表象征互动论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非常年轻的情绪社会学。这个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研究领域相当有趣，因为一般人们会把情绪当作生理性的，而非社会性的。但是互动论者指出，情绪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会看管情绪。情绪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互动的过程。像生气、害怕、暴怒的感觉，虽然的确存在，并且会用脸部表情或身体姿态进行身体表达，但是情绪表达当然不是完全不自主的，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也会控制情绪。当我们在控制情绪的时候，同时也会去预测其他人对我的情绪的反应，以此让我们用更好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来控制情绪（参阅：Denzin,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p.49ff）。如果我们的确是这样在看管我们的情绪，那么会有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中的哪些地方和哪些群体会特别重视情绪，就很值得研究。这一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当属霍希尔德（生于1940年）的研究《情绪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这本书讨论的是关于某些职业群体的情绪商品化，亦即把情绪变成商品。霍希尔德指出，有些职业会严格训练人们去控制情绪，以便在遇到坏脾气顾客的时候，还是可以保持友善的微笑、若无其事地面对顾客。比如空服员在狭小的飞机舱中，难免遇到一些突然失去理智的、喝醉的乘客，这时候看管情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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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18 3. 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关于自我认同的建立与发展的研究，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是一个相当领先且知名的学者。他那本我们在前文引用多次的著作《镜子与面具》（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是一本非常精彩的随笔小书，在书中他挖掘出与接续了米德和布鲁默的思想。施特劳斯运用了非常敏锐的文笔，描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人类认同建立与发现的过程。之所以这是无穷无尽的过程，是因为一个人总会对自己的过去有新的诠释，所以过去从未过去。对于施特劳斯来说，社会化是一个一辈子的过程，而非在年轻的时候就结束的事，自我认同也不是在长大之后就几乎不会改变的东西。施特劳斯指出，人的一生中总会不断闯入新的和令人吃惊的事情，因此总会不得不重新诠释自己的过去。施特劳斯特别关注重新界定自我认同的人生阶段，并指出人生是一连串的“身份跨越”过程，而每个人都必须克服这些过程。像是从“没有性别的”小孩跨越到有性欲的青少年，从花心或花痴的青少年跨越到忠于伴侣的配偶，从男人跨越到父亲，从女人跨越到母亲，从生跨越到死。尤其是最后一点，施特劳斯和格拉泽（Barney G. Glaser）合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知道死亡接近时》（Awareness of Dying），该书分析了医院中看护者和临终病患及其家属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参与者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隐瞒，也可能会有一些坦承与接受自己的时间所剩不多的心碎过程。“行动再也没有未来了”这件事在此也成了行动理论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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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2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研究自我表现的领域。这个领域有一位学者，以其著作声名大噪，但人们常将之视作象征互动论的边缘人物。这个人就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戈夫曼虽然是芝加哥大学一位很有名的互动论学者休斯（Everett Hughes）的学生，也在1958年追随布鲁默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他的理论研究常常都是特立独行的。他的思想很独特，甚至有点奇特。戈夫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常生活观察家，这个优秀之处首先表现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表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在这本书中，他很仔细地描述了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的表演与表现技巧。他用了一些舞台表演的比喻，来凸显出日常生活像剧场舞台一样，大家都在进行一场艺术般的表演，而且会不断提升演技。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专业文献会将戈夫曼的这套说法称为“戏剧学式”的行动模式，因为戈夫曼不只在这本书，而且也在他后来的著作当中表明了，行动不是像功利主义设想的那样，会受某些好处引导、追求功利最大化，也不是像帕森斯设想的那样是规范导向的，但也不是像实用主义和“正常的”互动论者设想的那样，总是不断在探索与追寻。他将行动描述为完全的自我呈现：我们行动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为了作为某一种人在他人面前登场露面。所以我们都在演戏，其他所有事都没有演戏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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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22 在其他经验研究中，戈夫曼研究了在所谓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如精神病院）中的生活（例如他的著作《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他分析了蒙受残障之苦或种族歧视之害的人的行动策略及其认同，以及他们如何面对他们自己的缺陷、如何生活［如《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在他晚期的著作《框架分析：论经验组织》（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中，他开始将他的观察加以系统化，并放进一个理论框架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戈夫曼的书不只在美国，而且比如在德国，一直都卖得很好。其中一项原因是，他的书很好读很好懂，在书里没有太多社会学专业术语，而且他的研究常向读者开启了一些神秘而有趣的世界，例如精神病。他的文笔也让人们看到如何用一种嘲弄的视角看待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这对很多读者来说相当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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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24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戏谑的文笔，让人们对于戈夫曼的著作有截然不同的诠释。有一派人指责戈夫曼，认为他提出的行动模式的目标，只在于嘲弄地控制住行动者所面对的人，而且他对于全控机构的描述，没有考虑到病患的协商权利，也忽略了在所有机构和组织中行动的过程性和多变性（这些批评可见：Meltzer et 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Genesis, Varieties and Criticism, pp.107ff）。相反地另一派的人则指出，晚期戈夫曼走向了涂尔干，偷偷采用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仪式意义的观点，但更创新地推进了一步。戈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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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26 明显追随了涂尔干的观点，认为在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各种孤立群体的各个神明，都已让位给对一个我们全部的人都共同拥有的“神圣对象”的崇拜。这个神圣对象就是个体自己。（Collins, 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pp.15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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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28 戈夫曼所分析的一些实际案例更应被理解为双方互给彼此留面子，而不只是单方面的、策略性的“印象管理”。戈夫曼曾在他对于人与人之间自我呈现技巧的微观研究中，指出了现代人的神圣性如何在对于人权的信仰中表现出来（更全面的关于戈夫曼的诠释，可以参阅：Hettlage and Lenz, Erving Goffman—Ein soziologischer Klassiker der zweiten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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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30 4. 象征互动论也运用上述那些读者现在已经很熟悉的相关概念，在越轨行为这个领域着力特别深。最著名，且在这个方面最具开创性的研究，当属贝克尔（Howard S. Becker, 1928—　）的《局外人：越轨社会学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这本书对于越轨亚文化及其“成员”，对舞曲音乐人、大麻瘾君子，作了可读性很强、理论内涵也很丰富的研究（对于这些案例的经验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今天人们当然还会谈到吸毒的亚文化，但说到吸毒，可能首先想到的几乎不是吸大麻了）。贝克尔这本出版于1963年的高度原创性著作，凸显了一件事，就是他并不把越轨行为描述为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种行为序列，一种过程，人们是缓慢地、持续地沦陷进越轨的亚文化中的。贝克尔用了“事业”这个词以指出，人们事实上是一种逐渐陷入根深蒂固的、偏离社会常规行为的沉沦过程。贝克尔第二个惊天动地的论点是，越轨过程不只存在于正慢慢进入亚文化圈的新手和已经身在其中的老手之间，也存在于亚文化和社会审判机构（如法官和警察）之间。这个论点为他的理论带来极大的活力，但也带来极为激烈的争论。贝克尔认为越轨行为并非亚文化固有的问题，而是社会让越轨行为变成问题。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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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32 社会群体创造越轨的方式，是建立一些规则，并说破坏这些规则就是越轨，然后把这些规则用在某些特殊人群，将局外人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以此观点视之，越轨不是人所犯下的行动的性质，而是由其他人将规则和制裁运用在“罪犯”身上的结果。越轨是一类被成功地贴上标签的人；越轨行为是一种被贴上标签的行为。（Becker, Outsiders, p.9；着重处为约阿斯和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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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34 贝克尔将日常生活（以及至今的社会学）中一般的观点翻转过来了。越轨行为并非本来就是一种做坏事的、“不正常的”、不寻常的行为。而是随便一种行为，只要社会中某些群体或审判机关说它是越轨的，这种行为就会变成越轨行为。把行为贴上越轨标签的做法，与利益和权力关系有关。社会中有权力的群体，把入店窃盗讲成滔天大罪，却同时将逃漏税仅视作瑕疵行为，法律对其也只是轻判。也是这些有权力的群体，把吸食海洛因的流浪汉赶出公园，自己却在里面办起上流社会的舞会然后肆意吸食可卡因。“哪些人可以强迫其他人遵守他们的规则？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这当然都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问题。”（Becker, Outsiders, p.17）所谓的标签理论即是由此诞生的。标签理论强调越轨是贴标签的结果，其中比较知名的学者有基塞斯（John Kitsuse, 1923—2003），埃里克森（Kai Erikson, 1931—　），勒莫特（Edwin Lemert, 1912—1996）（关于他们的著作，可见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读者们应该可以想见，这个理论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激发了一大群学生，他们自诩要批判权力，拥护标签理论的“弱势群体视角”（贝克尔当时的口号“你要支持哪一边？”，就非常有名）。但后来这个犯罪社会学取向的流行就慢慢降温了。因为很显然，这种只强调社会控制机构角色的做法，无法完全解释越轨行为。但贝克尔理论的另外一个方面，指出某些行为模式的学习是过程性的，即他的“事业”概念，却一直都很有影响力。例如在亚文化研究中，他的这个概念历久弥新（关于越轨行为社会学中的象征互动论，一个简短的概览，可以参阅：Paul Rock,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Labell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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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36 5. 另一个象征互动论建立起来的重要主题，是“集体行为”。布鲁默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就研究过集体行为，并将之视作每个社会的一个核心现象，因为他相信从中有可能可以认识新的社会模式与社会行动形式是怎么形成的。老一辈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分析集体行为。相反地，结构功能论长久以来都完全忽略了集体行为现象。事实上，20世纪50到60年代，布鲁默的学生是唯一在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可以参阅：Shibutani, “Herbert Blumer’s Contribut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p.26）。他们说的集体行为，与所谓的谣言、恐慌、暴力性的群众运动等模式不一样。布鲁默的学生看待所有这些社会现象的角度很不一样。他们的研究当中最重要的是去讨论今天用“社会运动”指称的那些现象。在对于美国市民权利运动、国际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等等的经验研究中，互动论者跟着“冲锋陷阵”，并且发展出颇为独特的理论观点。这些互动论者参与这些现象的方式，有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与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完全不一样、反其道而行，但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没有被传统研究严肃对待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有两个主流的理论取向。一个是结构功能论，当时他们也才刚发现这个领域，并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张力导致的。这个取向的问题是，总是将社会运动与其他社会制度组织截然区分开来，会给人们一种印象，觉得好像只有适应不良的群体才会喜欢抗争，而且社会抗争与社会运动无论如何都是非理性的。当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取向，是我们在第五讲讲过的资源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的论点是高度理性主义的，仿佛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群体在评估过风险与（政治）机会之后，仅旨在为了争取权力优势而斗争。互动论者认为，这两个研究方向都忽略了，集体行动不是一种要么理性，要么不理性的行为。此外，集体行为不能仅被视作个体行为形式的集合体。互动论者根据经验研究指出，在具体的大众集会情境中，参与者的行动目标会因具体情境而改变。大众行为是一种过程性的发展，有特殊的动力。这跟认为社会运动是理性地依循目标的观念完全相反。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如同互动论的行动模式所期待的那样——新的意涵总是会随着脉络和情境而形成，且与旧的意涵差异巨大。对于1965年洛杉矶瓦兹镇发生的种族大暴动所进行的研究指出，事件一开始是一个寻常的意外，几个人在警察执行道路巡逻安检时与警察起了争执，最初也只聚集了一小批人。但很快整件事就发展出新的情境定义，一个交通事故突然被重新诠释成典型的白人警察的压迫措施，一个地方性的暴乱事件突然就变成对抗“白人体系”的起义事件。起初那一小批与警察对峙的参与者中，没有人一开始就有这种起义的想法，而是在共同的行动与事件过程中，才慢慢形成起义的想法，并且才转变了认知、情感以及信仰的态度。这也是一个“产生”新规范的时刻（参阅：Turner, “Kollektives Verhalten und Konflikt: Neue theoretische Bezugsrahmen”; R. Turner and Killian, Collective Behavior, pp.21—25）。当新的意涵和行为模式在新的情境出现之后，情境也会被重新定义，真实会被重新诠释，打破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正在形成的新的象征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兴趣——它会变成超越个别功利计算的行动焦点，就像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监狱之所以会成功，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法国首都最具有策略重要性的地方或是最核心的监狱，而是因为这个碉堡变成了国王统治的象征。但是，集体行动聚焦在象征上，并不单纯是不理性的。因为，事实上，行动还是会遵循着最基本的逻辑。不说别的，光“对象征进行攻击”这件事就不是不理性的。总的来说，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互动论取向，对于群众现象，允许有完全另外一种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常常比“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还更能够贴近现实（关于社会运动的互动论取向的特殊之处，可以参阅：Snow and Davis, “The Chicago Approach to Collec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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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38 6. 职业与劳动社会学，也是象征互动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领域，特别是讨论具有高度专业性质的职业的社会学（即专业社会学）。当然我们在这里又必须把互动论拿来跟功能论一较高下了。如第三讲提过的，帕森斯很早就发展出对这个主题的兴趣。而于此就不能不提到哈佛学派（帕森斯）和芝加哥学派在专业社会学这方面的竞争。在芝加哥学派这方面，专业社会学跟休斯（Everett Hughes, 1897—1983）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休斯批评帕森斯，认为帕森斯在讨论面对顾客时的服务态度、大学里时常强调的结合实务的专业知识，以及各专业人士所强调的职业自我管理的必要性等现象时，太把各专业中被高度推崇的身份伦理当一回事了，以致帕森斯都没有从社会学的角度再进行更深入的追问。与帕森斯完全相反，休斯从意识形态批判出发，认为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在进行权力维持，以及将其他群体（特别是侵入这个职业领域，以及威胁这个现有的专业中既得利益的其他群体）排挤在外。他认为这些现象是一种面对顾客时提升自主性的手段。同样地，他也认为职业团体致力于发展出自身“真正的”专业，亦即致力于将自身加以“专业化”，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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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40 为了追求更多的独立性、更多的承认、更高的地位，这个专业和其他外人之间更明确的界限，以及在选择同僚和继承人时有更高的自主性。在我们社会中这种情况改变的一个确切证据，就是我们将“学习（所谓的）专业”一事，引入了大学当中。（Hughes, On Work, Race,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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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42 福雷德森（Eliot Freidson, 1923—2003）和阿伯特（Andrew Abbott, 1948—　），都是在专业社会学领域中重要的休斯后继者（读者可以在参考文献中找到他们的相关著作）。他们的分析进一步推进了对于帕森斯的批判，而且与第八讲将提到的冲突理论取向有明显的重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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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46 上面我们谈的是象征互动论的传统主题领域。但除此之外，这个学派还对其他的“领域”有同样强大的影响力；这个领域就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互动论者基于他们看待社会现象的特殊视角，认识到必须以相应于这些现象的特质的社会科学方法，才能捕捉到现实。布鲁默就提到，在经验研究当中，面对实用主义所认识到的社会过程流动性，人们需要一些特别的概念。布鲁默提出“敏锐化的概念”（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149），这是一种能帮助我们掌握对象意义的概念，而不是只包含现象在其中，却没有解释现象的确切意涵是什么、可以拿现象发展出什么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由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其著作《扎根理论的发现》（Barney G. Glaser and Anselm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当中提出的方法所充实与实现。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发表了一份定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宣言，在其中依据许多例子他们阐释了贴合经验、循序渐进地生产理论的“最佳策略”。如同很多人在批评帕森斯时提到的，理论不应该仅根据逻辑而从比如行动参照框架之类的抽象概念中推论出来。他们认为，建立理论的理想方法，就是基于经验，谨慎、不带预设地走近研究对象，然后细致地研究这个对象，并且与其他对象进行比较以得出相似性与共通之处（许多关于“扎根理论研究法”的描述，都忘记了“比较”这个重要步骤！），然后才建立概念与提出假设。不过，由于本书是谈理论的，所以关于象征互动论的方法论部分，此处不再继续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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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50 如果我们要在这一讲的结尾问象征互动论最新的趋势是什么的话，那么一般至少有三点值得一提。第一，有一些互动论的代表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热烈地参与关于后现代的讨论。他们尤其密切地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媒体及其角色。上文提过的丹津（Norman Denzin, 1941—　）就是一位这样的互动论学者。他在许多研究中特别把电影当作研究对象，因为他认为，后现代的自我认同若没有电影（或其他媒体）是无法想象的。电影和电视为人们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参考形象（Denzin, Images of Post-modern Society. Soci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Cinema）。显然这里碰触到了一个关于自我认同建立的重要经验问题。丹津关于“顿悟”，以及像是离婚、性侵、地位的丧失、皈依等人生重大转折事件的研究，也是在讨论自我认同问题。不过，他深受一些后现代理论文献的影响，将米德关于“认同建立原则上是永无止境的”观点推得太极端了，使得他关于认同建立的理论有点太夸张、站不住脚。互动论在这里，有过度献身于所谓的“文化研究”因而失去社会科学专业身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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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52 象征互动论中第二个值得多说一点的新趋势，是对于行动理论的扩充。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就是我们之前已提到的施特劳斯在1993年的重要著作《行动的持续序列》（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其中，他以相当直观的方式提出了多样的关于社会行动的命题。不过，这个行动理论领域中的进展，多半属于哲学和社会哲学的领域，因为在那些领域，实用主义正通过广泛的复兴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派。对此，我们在第十九讲会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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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54 这里最后要讨论的第三个新趋势，存在于一个大家几乎不作期待的领域：宏观社会学。象征互动论自1950年来的发展特征，是跟功能论相互分工，在内容上相当专注于微观社会学的主题。虽然布鲁默在开展象征互动论的研究领域时也提到了社会变迁，但他的战友对此兴致不高。布鲁默对于工业化有一些讨论，但这些讨论更多是对既有取向提出批判，而不是一个独特、建设性的宏观社会学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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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956 互动论者很少参与对宏观社会学的讨论，其实是很令人侧目的一件事，因为“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一开始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像是帕克和托马斯就相当擅长于城市社会学，并进行过许多关于移民、种族、集体行为的重要研究。但关于这些宏观社会学的主题，象征互动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却只剩下对“集体行为”的研究，其他“较大的”问题就没有得到讨论。可以说，象征互动论首先仅仅推进了旧的“芝加哥学派”的微观社会学面向。这也招致了一些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批评，这些批评指责象征互动论专注在直接面对面交流的行动者之间的微观面向，忽略了历史性，也完全忽略了其他经济、社会权力关系面向，亦即理论中存在着“缺失结构的偏误”（Meltzer et 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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