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9957
1702369958
事实上，象征互动论对这个问题的克服相当缓慢。宏观社会学研究在他们那里特别坎坷。专业社会学的出发点即宏观社会学，因为其中会研究到诸如医院等职业团体活动组织。关于这些组织，施特劳斯便谈到了“协商秩序”，谈到了存在于每个稳定不变的组织中的结构是一种协商过程的结果。医院绝对不是从一个明确的组织目标出发而构成的结构。很多结构，我们只有将之视为各个不同群体（医生、护士、挂号柜台、病人等等）之间官方或非官方的协议，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协商”的这种思路，可以让我们对于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细致的思考。也就是说：
1702369959
1702369960
“结构”并非就已“杵在那儿”；它不是一个物体般的东西。当我们谈到结构的时候，我们是在——也应该要——指涉一种与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有关的结构性的情况。（Strauss, Negotiations, p.257）
1702369961
1702369962
这种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也抛出了一个问题：人们是不是也许能用以下方式来理解整个社会：
1702369963
1702369964
由协商秩序而来的社会模式的特色，在于其中由各种竞争性的群体和个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会将他们的社会情境加以控制、维持，或增进成为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境。这些利益、物质和理想的实现，是协商情境、冲突和关系的结果。（Hall,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of Politics”, p.45）
1702369965
1702369966
这种基于“协商”概念的宏观社会学讨论，最早可见于丹津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美国酒精饮料工业运作方式的论文《犯罪诱发假设笺注：美国酒精饮料工业个案研究》（“Note on the Criminogenic Hypothesis: A Case Study of the American Liquor Industry”），其中丹津讨论了相关的集体行动者与结构（如酿酒工厂、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法律规范等等），但也很聪明地把历史脉络包含进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研究也是第一次从互动论的立场尝试掌握政治现象。不过其中的主旨更多是在讨论政治议员的自我表现技巧，将之视作在不同性质的政治行动者之间发生的实际过程（Hall,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of Politics”）。
1702369967
1702369968
无论如何，象征互动论学派的各个学者，都很有活力地找寻能强化他们的理论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的联结的方式，尤其是施特劳斯、梅斯（David R. Mains, 1940— ），以及霍尔（Peter M. Hall）。他们都很努力在思考，如何通过关系网络、实践、传统等等来弥合行动者微观领域、组织与社会宏观领域之间的鸿沟。梅斯的“中观结构”（参阅：In Search of Mesostructured. Studies in the Negotiated Order）概念是一个很有趣的出发点。上述这三个学者都发现，他们在这个领域中并不是孤单的，因为所谓的微观—宏观问题在（非互动论的）社会学理论传统中长久以来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宏观理论的论点至今都无法令人满意。并且很多学者突然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起来，这是大家都没有意料到的，因为他们至今还都各自在表面上相当不同的主题领域和高度不同的理论传统之中游移（参阅：Adler and Adler, “Everyday Life in Sociology”, pp.227ff）。此外，读者在后来讨论布迪厄和吉登斯的著作的几讲中会再看到这个问题。他们的部分作品回溯到已经存在于，或类似于美国实用主义和象征互动论中的思想。甚至有象征互动论者声称，今天的社会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无意间与互动论的观点殊途同归（David Maines, “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这也再次证明了我们在第一讲提出的命题，即在社会学中，许多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理论体系，其实都有无数的共通之处！
1702369969
1702369970
1702369971
1702369972
1702369974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七讲 诠释取向（2）：常人方法论
1702369975
1702369976
我们在上一讲已提过，除了象征互动论之外，还有一个理论流派也被贴上了“诠释取向”的标签，即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一个其名称无比复杂到令人退避三舍的流派。其实这个名称并不难懂，它是由两个概念组合起来的，只要拆开来看就能明白。前半段译为“常人”的概念，词汇原型是“ethnos”，“民族”之意，指涉与社会学相邻的学科，民族学（ethnology）。后半段则是“方法论”（methodology）。这样就可以推断这个取向大概是干什么的了。常人方法论，即是运用“民族学”这个研究陌生民族的学科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文化，以此发现一些理所当然到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的事物之中的一些特质。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太过理所当然，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加以陌生化，也许就能揭露出其潜藏的结构。除此之外，常人方法论还有一个更大胆的野心：常人方法论者不只想揭露出自己的文化当中没有被意识到的结构特质，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想发现整个人类日常知识与日常行动中普适的基本结构。每个社会的每个成员的知识，让行动得以可能的知识，其结构是什么？这是常人方法论主要想探讨的核心问题，而且对于常人方法论来说，这个问题也正是传统社会学一直忽略的问题。
1702369977
1702369978
这种类型的行动理论的旨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常人方法论的奠基者，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17—2011）是帕森斯的学生，1952年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当时他相当信奉帕森斯的作品。事实上，毫无疑问的，加芬克尔的理论工作完全就是以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出发的，并且也是帕森斯的战友（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这本书的命题，即现代社会学理论是从帕森斯的著作开始的）。
1702369979
1702369980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启发下，常人方法论的任务在于重新解释永久的、普通的社会的产物及其可解释性。它的做法是去找寻和解释极端的现象。在方案的找寻过程中，有一些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已被提及且详细讨论过的主题，为常人方法论在“重新解释”这一方面的旨趣，提供了对比性的出发点。（Garfinkel, “Respecification”, p.11）
1702369981
1702369982
就像这段引言所表明的，加芬克尔的理论著作发展出了和帕森斯截然不同的方向。更准确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相当热门的常人方法论，之所以与帕森斯保持距离，不是为了像象征互动论那样，要当那时仍由帕森斯的功能论所支配的社会学的“忠实的反对派”。常人方法论者——其实就是加芬克尔——更多是想要作为整个社会学的根本批判者。加芬克尔认为，整个社会学对社会成员日常知识的解释都不够充分，所以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1702369983
1702369984
* * *
1702369985
1702369986
但我们一步一步来，先介绍一下加芬克尔早期的作品。他与帕森斯之间的差别，在他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著作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批判帕森斯一直没有真正说明，行动者如何、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来定义行动情境，在行动执行过程当中哪些考虑会产生影响，以及有哪些前提是必要的基础。帕森斯在理所当然地提到目标与价值的时候，所提出的“行动参照框架”还不够复杂，因为他还没有研究行动者是以什么方式来具体地与目标和价值产生关联的（Heritage,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lodgy, p.9f.）。
1702369987
1702369988
加芬克尔在他接下来的工作中对帕森斯的批判更为尖锐。这与他从他的经验研究中的新发现有关。加芬克尔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在俄亥俄州短暂逗留过，然后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世纪50年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时候，他对法院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成员的决策行为进行过一项小型研究。研究结果指出，陪审团的行为并不真的遵循一条可以事先说清楚的轴线，就算原本就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清楚明白的事实也一样。人们可能会说，在一些案例当中，该怎么判决是显而易见的，陪审团似乎不需要想太多。但加芬克尔指出，事实上对于陪审团来说，怎么把法律规范运用在事实上，向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陪审团往往必须先把一个生活中复杂的现实“塞进”一项法律规范中，然后才对这个现实进行相应的诠释。更何况在法庭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常常都还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事实与事实发生经过。加芬克尔也指出，为了搞懂原告与被告双方往往相互矛盾的说辞，判决过程总是会掺杂许多各异的考虑，事件的完整图像也是陪审团一点一滴慢慢“拼凑出来”的。而且在这过程中还不断会冒出新的说辞。所以，加芬克尔指出，我们不应该（虽然也不是绝对不能）假设陪审团——当然也不只加芬克尔所研究的法庭陪审团，而是也可以推及一般日常生活决策情境当中的所有人——一开始就清楚知道一项决策所仰赖的必要条件。相反地，常常都是等到事后，决策策略才仿佛原本就已存在似的。
1702369989
1702369990
此处报告的材料指出，陪审团事实上在给出判决之前，对能下正确判决的情况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只有在事后的回溯当中，他们才确认他们给出的判决是正确的。只有当他们有了结果，才会回过头去找“为什么”，去找得出结果的东西，以让他们的判决更有条理，让判决能够“冠冕堂皇”。（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logy, p.114）
1702369991
1702369992
这个研究结果也让加芬克尔发现，对社会学来说，不论再怎么讨论规范，都不太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仅强调规范和规则，会忽略了行动者为了遵循规范而不断三思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同时人们也会掩盖一件事，即规范也是在不断三思的过程当中才会变得更为恰当的。加芬克尔也认为，研究结果还尤其凸显出帕森斯所奠定的行动理论模式（当然也包括了新功利主义对于行动的看法），是一种过于普世线性的模式。日常行动当中，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与价值，决策所仰赖的价值和目标常常是事后才补上的。
1702369993
1702369994
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猜想，加芬克尔如此批评某些行动理论概念，看起来应该就会转而迎接美国实用主义和象征互动论所论证的“建议”了吧。因为如同我们在上一讲看到的。美国实用主义和象征互动论也同样质疑过线性的行动观，强调社会过程是流变的，所以（比如布鲁默）也同样强烈批判潜藏在帕森斯角色理论中的僵化的规范主义。不过互动论并没有否认所有的角色概念，因为角色概念还可以追溯到米德对于互动的分析。只是互动论的确明显松动了帕森斯的概念。例如影响了互动论角色理论的特纳（Ralph Turner），就将角色中的互动描写为一个不断在“试验”与探索的过程。甚至他认为，与其说人们会完成某些规范期待，不如说人们是在进行“角色塑造”。
1702369995
1702369996
当个体非常肯定地依据角色构筑他的行为，仿佛角色相当清楚而明确地存在时，角色就会在不同程度的具体性和一致性当中“存在着”。这样的结果是，当人们时不时在做出角色的各面向时，很明显地他是在创造与改变角色，并且纯然在展示角色；这样的过程不只是进行角色替代而已，而更是在进行角色塑造。（R. Turner, “Role-Taking: Process versus Conformity”, p.22）
1702369997
1702369998
但很快就显而易见的是，加芬克尔和常人方法论学者并没有对帕森斯的角色理论进行这样一种批判。他们尝试新建立的行动理论，比象征互动论的观点还要再“更深一层”。因为，正如同样是常人方法论的核心代表人物西库雷尔（Aaron Cicourel, 1929— ）指出的，就算是特纳的具有高度变化性的角色理论，也忽略了比如以下的问题：
1702369999
1702370000
行动者如何认知到重要的刺激，且会懂得（亦即把刺激置入有意义的脉络，然后）展现行为，产生具有组织性的、会被认为对他人具有重要性的反应？行动者必定原本就具备某些机制或基本的规则，让他能辨识环境，“适当地”调用规范。规范只是表面的规则，而不是让行动者能作出关于角色取替或角色塑造的推断的基础。（Cicurel, “Basic and Normative Rules in the Negotiation of Status and Role”, p.244）
1702370001
1702370002
换句话说，就算指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角色塑造”，我们也还是不知道，角色是如何、依据哪些规则（基本规则！）形成的，行动者具体而言究竟依循着什么来进行角色塑造。
1702370003
1702370004
这为我们指出了加芬克尔的理论计划与帕森斯及其他社会学之间的根本差异所在。我们这里先大概列出这些差异，然后在这一讲再来解释清楚这些差异。
1702370005
1702370006
1. 加芬克尔与帕森斯的理论格外不同之处在于，加芬克尔不认为行动的动机与行动的执行之间有密切且连续的关系。帕森斯认为两者之间是密切且连续的，仿佛只要行动者有了动机（例如，只要某特定的活动所需要的规范或价值内化进行动者当中），行动者就直接会努力完成行动。但情况绝非如此，加芬克尔在他对于陪审团判决情境的复杂考虑过程研究中就已指出这一点。因为帕森斯忽略了这个复杂的过程，所以加芬克尔嘲讽帕森斯理论当中的行动者像是“文化呆瓜”或“判断呆瓜”：
[
上一页 ]
[ :1.7023699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