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203 斯梅尔瑟是这里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帕森斯主义者。在帕森斯主义的展开或接续发展方面，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斯梅尔瑟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和帕森斯合作出版了我们在第四讲提到过的著作《经济与社会》。在这之后，他也一直参与规划帕森斯的理论发展，或是排除结构功能论的缺陷。他在1959年出版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让“分化”这个概念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既是帕森斯建立他的演化理论的基础，也是后来所有功能论者，甚至到卢曼，都继续沿用的核心概念。斯梅尔瑟一直都在打磨分化概念；但在打磨的过程中，也修正了一些一开始过于简单的观点。他今天已不再基于“分化是一个普世线性的过程”的观点了。即便他始终声称：“分化依然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特质”（Smelser, Problematics of Sociology, p.54），但他在不同的研究中还是强调，分化过程会造成心理、政治、社会等等的耗费，所以也会有分化不下去的时候（参阅：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以此而言，斯梅尔瑟原则上也转向了艾森斯塔特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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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05 斯梅尔瑟作为第一批功能论者，在解释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现象时，也试图排除帕森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帕森斯没有这样的理论，而且似乎显然也不需要这种理论，因为他很坚定地专注在没有行动者的系统理论，强调子系统之间的交换关系。跟艾森斯塔特一样，斯梅尔瑟根本上极为强调结构功能论中的行动理论面向，而且也因此对集体行动者特别感兴趣，因为集体行动者对于解释宏观过程来说显然特别重要。他那出版于1962年的著作《集体行为理论》（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对集体行动的说明，就试着既不从完全的非理性、也不从完全的理性出发。即便斯梅尔瑟发展出来的模式并不是很协调一致的（对斯梅尔瑟的批判，可参阅：Hans 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298ff.），他依然为功能论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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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07 第二，虽然我们这一讲以帕森斯主义的翻新为主旨，特别强调了艾森斯塔特的研究，但这并不是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就已广获关注。至少在70年代，艾森斯塔特著作的命运就与所有其他与帕森斯走得近的著作一样，在国际社会学界都处在边缘地位。如前文提到的，这尤其是因为，帕森斯，或是与帕森斯扯上关系的演化论思想，甚至是像艾森斯塔特的较新的研究取向，在60年代后期都被质疑其意识形态，然而这种质疑常常是不公平的。人们将帕森斯断然地等同于内容相对简单的现代化理论，这使得种族中心主义的批评者也对帕森斯的学生“扣上帽子”。这使得大部分对宏观社会学感兴趣的学者在60年代之后另寻出路，而且尽可能远离那种根本不可信的现代化理论。不只是古典现代化理论内部构想很有问题，如同艾森斯塔特对其的持续修改所显示出来的，就连实践方面，现代化理论也显然是失败的。因为人们在现代化理论中所怀抱的希望在现实中并没有获得满足。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上的发展，甚至还相反：许多国家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第三世界最急迫的问题，是否其实就是由西方世界造成的剥削关系？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做的，是否并不是帮助他们发展，而是——如许多左派的、专注于南美洲研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命题所言——害他们一直低度发展？这些社会科学家声称，南美社会由于西方社会强加的不利的贸易条件，以及由于当地极少数相当富有的资产阶级，而遭受到系统性的剥削。这方面特别知名的著作，是两位巴西社会学家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生于1931年，1995—2002年间曾任巴西总统）与法雷拖（Enzo Faletto, 1935—2003）于1969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从书名中的一个关键词，“依附”，人们后来发展出了一个很庞大的理论计划，即所谓的依附理论。在依附理论中，人们又建立起一套概念“核心”与“边陲”。但这套概念与席尔斯或艾森斯塔特的理论不同，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或文明的文化理论概念，而是完全的经济学的概念，针对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核心（这里牵涉的主要是西方世界国家）剥削了边陲（也就是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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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09 到70年代，这个理论取向越来越常被用来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因此也越来越极端化。这种理论变化与美国学者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息息相关。华勒斯坦原先是非洲史与非洲政治专家，后来以所谓的“世界体系理论”闻名于世。他试着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去探讨自15世纪欧洲扩张以来的世界史。他的出发点是，世界经济是由一些核心国家的世界城市所控制的，因为人们就是在这些城市控制资金与贸易流动的——从这段时期一开始的塞维利亚和阿姆斯特丹，到18—19世纪的伦敦，然后是今天的纽约——，华勒斯坦也将国家系统描述为是在根本上依附于经济结构的。这让华勒斯坦可以用一把理论性的普世之钥，将世界分为“核心”“半边陲”与“边陲”，并以此描述与解释宏观社会学的变迁过程（参阅：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3 vols.; 简短概览可见：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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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11 尽管华勒斯坦的模式相当简化，而且他的许多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所有历史现象最终都说成是不平等的经济交换过程），但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类似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依然是世界社会学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社会学范式。那时，现代化理论在经验层面显然是失灵的，而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显著的剥削关系，表面上很能够有说服力地解释“发展”的失败。这种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观点也“波及”到对帕森斯主义加以翻新的尝试。国际层面的宏观社会学的争辩，很明显地受到依附理论或是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支配，像艾森斯塔特这类的思想就很不受青睐，帕森斯与（后）帕森斯主义者也因此处于很被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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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15 到了8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大转变。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是很多样的。第一，至少作为共产主义政体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苏联的解体，陷入了一个再也掩盖不住的危机。而华勒斯坦和依附理论的那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很努力在争取自己的解释权，因为，第二，所谓亚洲四小龙——如韩国——的经济奇迹，是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无法解释的。所以，第三，甚至已经被抛弃的现代化理论又再次蓬勃起来（经历了某种类型的重生），因为亚洲四小龙的例子指出了西方系统与制度系统的优越性。90年代，至少有一批人，如另一位很重要的帕森斯的弟子，美国学者蒂尔亚基安（Edward A. Tiryakian， 1929—　）[特别是他的文章《现代化》（“Modernization: Exhumetur in Pace”）]，以及德国学者查波夫（Wolfgang Zapf， 1937—　）[特别是他的文章《现代化理论与不同的发展路径》（“Die 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unterschiedliche Pfade der Entwicklung”）]，都是持这种说法。以及最后，第四，连帕森斯本身在国际社会学中也被再次挖掘出来了。至少他无所不包且内容颇为异质的理论体系的某些部分，被一些学者解释为是很重要且很丰富的。这些重新挖掘帕森斯的学者，有不少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例如哈贝马斯，各位读者可以回想一下第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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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17 这一切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帕森斯的理论突然又被强化，再次回到理论辩论的中心。这一批新世代的社会学家，比帕森斯、席尔斯、艾森斯塔特、贝拉或是斯梅尔瑟都年轻得多，他们都在将帕森斯的理论从根本处加以翻新。在德国，这个理论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敏希（Richard Münch， 1945—　）。敏希是班堡大学教授，1985年出版的《行动理论：重构帕森斯、涂尔干与韦伯的贡献》（Theorie des Handelns. Zur Rekonstruktion der Beiträge von Talcott Parsons, Emile Durkheim und Max Weber），是一本想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一较高下的著作。敏希对这些古典社会学家进行比较的根本目的是想表明，帕森斯绝对是一位极为优秀的理论家，因为他那追溯到康德所发展出来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乃基于无所不包的文献回顾，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更改之处了。也就是因为帕森斯的康德式的思维方式，让他得以避免所有的还原论。涂尔干、韦伯，以及那个时代的理论家，或多或少都有还原论的问题。虽然帕森斯著作中是否真有如此深刻的康德哲学内涵，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帕森斯的批注工作了。例如卡米克（Charles Camic， 1951—　），极为强调帕森斯早期著作的经济学脉络。文泽尔（Harald Wenzel， 1955—　）则指出帕森斯如何地受到美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影响］，但敏希还是为帕森斯的思想的重构提供了很重要的贡献。不过，这种重构有其背景，即敏希与卢曼的辩论。敏希认为卢曼把帕森斯的遗产给浪费了，将功能论带上一个错误的方向。卢曼把子系统的分化说成子系统彼此之间不会“交谈”，只会互相干扰。卢曼的这套说法，把功能论推得相当极端；但这么做是没必要的，只会失去帕森斯原本关于“子系统彼此之间会相互‘渗透’”的洞见。（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恰恰就在于子系统之间不是完全彼此泾渭分明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在不同的系统都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特征，就在于价值系统与社会系统是会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的。这在今天都没有太大改变。所以敏希与卢曼相反（但跟帕森斯是一致的），坚守着社会规范整合的命题，并认为这个命题直到今天都还是有效的。在敏希的理论体系里，这个强烈的规范要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都还是被不断提起。他对现代社会的讨论，以及他对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比较研究，都有几乎等同于文化决定论的假设（见：Struktur der Moderne. Grundmuster und differentielle Gestaltung des institutionellen Aufbaus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en，以及：Die Kultur der Moderne, 2 Bde.）。近年来，敏希依然出版许多时代诊断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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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19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1947—　）对帕森斯的著作采取的是比较批判，也比较保持距离的立场。1983年，他凭着四大卷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在江湖上“一鸣惊人”。书中，他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进行了钻研，并且和敏希很像，都赞扬帕森斯的著作，认为帕森斯的著作非常优秀地综合了许多理论。不过，亚历山大在根本上比敏希更为强烈地指出，帕森斯在很多时候，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的洞见。他的理论架构，原则上是很多面向的，但却被他自己窄化成观念论的理论（例如他将行动的物质要素给慢慢排除掉了）。此外，他无法自持地将他的理论模型直接等同于现实，他的演化论分析也是以美国社会当作历史的一种终点。亚历山大对帕森斯的批判非常尖锐。但同时，他也发起了一种“集结运动”，将江湖上的功能论者与帕森斯主义者号召起来，并创造出了“新功能论”（neo-functionalism）的标签。这个集结运动要做什么呢？亚历山大认为，虽然帕森斯的功能论中行动理论的要素是该强化，但帕森斯的功能论本身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而且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最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一批社会学家逐渐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取向，与通过行动理论加以修改、翻新的帕森斯主义，正好相一致。亚历山大在1985年的时候声称：功能论绝没有消亡，它活得好好的，只是它的理论设计需要一些改变，所以它被称为“新功能论”。亚历山大很宽泛地把很多差异极大的学者都视为新功能论者（艾森斯塔特、斯梅尔瑟、贝拉，连卢曼，甚至是哈贝马斯，都被算在内。参阅：“Introduction”, p.16），并指出他们至少有五个共享的命题。（1）将社会视为可分析的系统或模式。（2）分析焦点更多地在于行动而非结构。（3）社会整合命题是理论假设，而非经验陈述。（4）坚守帕森斯对人格、文化与社会的区分，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还原论，也才能理解这三个领域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5）社会变迁最重要的方式，是分化（“Introduction”, pp.9—10；另可参阅：Alexander and Colomy, “Toward Neo-Func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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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21 最后的第五点，对“新功能论者”——至少是亚历山大贴上标签的那些学者——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在文献中这些学者有时候也被称为“分化理论家”。因为，这个本质上源于结构功能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分化理论，可以用作描述与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但这个理论也大大偏离了原本的分化观。人们从经验上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开始就认为分化效果会是正面的，而是也会是负面的，也就是会讨论失灵的分化，或是去分化等等（参阅：Colom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change”）。众所皆知，艾森斯塔特在60年代就看到这件事了。不过，即便艾森斯塔特的看法也许还获得了一些正面的评价，但新功能论者与（新的）分化理论家依然面临了一个对他们的批判：如果在讨论分化的“主要进程”时，老是在谈分化的例外，那么提“分化理论”的意义在哪？如果大家都觉得，历史进程不会直奔目标前进，而是总会出现偶然现象，那么大家到底为什么还要用分化概念来进行探讨？分化理论是新功能论的核心，但它相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如果正面、负面、成功、失灵都被说成是一种分化，那就表示分化概念根本已经空泛到无法让人说出什么有实质内涵的东西（参阅：Jaos,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326ff.）。同样地，人们也可以问，“新功能论”这个标签中的“功能论”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的内涵也相当空泛了，因为很多被归于“新功能论”的学者，其实已经不再谈系统与功能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诸“新功能论者”当中，功能论的“传统主义者”——如巴伯［Bernard Barber，可参阅他的《新功能论与社会系统理论》（“Neofunctionalism and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 System”）］——就强烈呼吁大家要注意系统概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适当地运用功能分析。但这终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新功能论“运动”恰恰就是在系统概念这一点上，达不成共识。这使得人们大可怀疑，是否真的有一个叫作“新功能论”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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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23 即便如此，帕森斯主义的翻新不能说没有得出重要的洞见，也不能说它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但有一件事的确是值得争议的，即从帕森斯著作的遗产中是不是真形成了一个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可以让人实实在在地贴上一个单一标签。我们更倾向认为，没有“新功能论”，顶多只有一个个的学者，致力于翻新帕森斯主义（艾森斯塔特无疑是头号大将），但他们都是用各自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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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25 亚历山大似乎有时候也看到这件事。他很明确不自称是“新功能论者”，如他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新功能论及之后》（Neofunctionalism and After）——所指出的。事实上，亚历山大本身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引人注意，但很成问题的概念标签，而是在于他跟其他人一样，在一个很重要的面向上重新开启了帕森斯的著作。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吸收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理论分析，以排除帕森斯理论中的重大缺陷。因为帕森斯将“文化”描述成极为同质的、毫无内在张力的。他对每一个文化的描述也不是基于经验上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s）［这是帕森斯的学生、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3—2006）提出的概念］，而更多只是设想出来用以分析的东西而已。亚历山大的计划是，向格尔茨或特纳（Victor Turner, 1920—1983）等文化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学习，特别是从方法上探究文化的变迁过程。亚历山大想指出，文化论述常常是一种基于二元符码的结构（如“敌—友”“纯粹—不纯粹”等等），并且基于这种二元性而发展出其动力的（可参阅亚历山大的以下文章：“Culture and Political Crisis: ‘Watergate’ an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对亚历山大这种做法的评论，可见：Wenzel, “Einleitung: Neufunktionalismus und theoretisches Dilemma”）。亚历山大和席尔斯与艾森斯塔特的意图一样，但做法不一样（见本书边码第442页），他将“文化”视作帕森斯理论的核心面向（但帕森斯很奇怪地没有进一步分析文化），并加以深入探讨。和席尔斯不同，亚历山大更多的是去讨论卡里斯玛或神圣性的破坏面向，以及因其破坏带来的秩序真空情境。他也与艾森斯塔特不一样，没有去关注遥远历史的进程，而是较为关注近代与当代，特别是文明社会得以发挥功能的条件，以及探讨二战后人们如何处理大屠杀事件。亚历山大的研究想指出，帕森斯的理论能直接运用于这些讨论上，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而且未来依然不断会有人投入到该理论的诠释与推进工作，不论这群人届时会打着何种旗帜、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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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27 这一讲虽然也提到了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与德国社会学家敏希，但主要都还是以美国理论传统为主。不过我们在接下来的三讲，会飞向另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了——我们去法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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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2 社会理论二十讲 [:1702368824]

1702371233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四讲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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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5 如果读者将到目前为止的十三讲回顾一遍，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觉得现代社会学理论仿佛主要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事，其他国家只是配角。但这不是事实。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介绍之所以会呈现出（地理上的）重点区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学传统很关注彼此，而且大多数时候会对彼此有很及时的回应，所以让我们至今的十三讲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按照时间顺序来探讨：“一开始是帕森斯；然后主要是美国的帕森斯批评者；再是欧洲的哈贝马斯、卢曼、吉登斯进行了理论综合工作，并且他们也在相互批判；之后就是对帕森斯遗产的批判性推进。”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剧情”就是这样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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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7 不过，至少如果人们对法国为现代社会学理论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应有的重视的话，那么这种简单漂亮的“剧情”架构就不适用于这一讲了。因为法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构筑出了一片自给自足的大陆。这是由于法国一直以来都有着活跃且丰富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如果不说是“孤立”的话）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社会学。法国社会学深受涂尔干著作的支配，这种情况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中断之前，法国社会学几乎就等同于涂尔干学派。涂尔干在1917年过世之前，不止深刻影响了法国社会学的讨论氛围，而且他的弟子也都位居许多学术要职。涂尔干在学科制度的奠定工作方面极为成功。法国的社会学能这么快就立足起来、成为广获承认的大学专业院系，几乎完全就是涂尔干一个人的功劳。虽然今天人们都几乎自动会将韦伯视作最重要的德国古典社会学家，但其实他那时候在德国学术圈中的地位，绝对不是像今天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毫无疑义。更不用说，德国社会学设立独立教席的时间点，远比法国晚得多。在美国，具有领头地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虽然成立时间与法国几乎是同时的，但是芝加哥大学没有一个像涂尔干对整个法国社会学那样对全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人物。芝加哥学派更多是一个网络，不像涂尔干学派可说是一个层级分明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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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9 涂尔干和涂尔干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但涂尔干和涂尔干主义者毫无争议的是法国所有社会学讨论的参照点（不论这个参照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且至少涂尔干及其追随者的知识遗产在今天的法国都还是极为重要的。就算是法国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辩论，如果我们没有相应地将之放到对涂尔干的诠释的脉络下，是无法弄懂这些辩论的。所以，在讨论这一讲的主题——法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国社会学发展先进行简短的回顾。因为这个理论知识所发源的地方，深受涂尔干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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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3 虽然涂尔干的思想，在法国从19世纪末到今天都一直很有生命力，但涂尔干学派随着“祖师”的辞世，当然也经历过某种衰落历程，而且这种衰落当时还因“外在”的情况而加剧。涂尔干在建立基于他的观念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学研究方向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因为他不少成就非凡的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死沙场，使得涂尔干成果中的很多部分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这个学派在1918年后也由个别很优秀的要角传承下去，但涂尔干大部分存活下来的弟子，也没有能力在特别是理论的部分很有生产性地推进下去。那些“很优秀的要角”，包括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与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这两人直接受教于涂尔干，并传承了他的遗产。还有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和凯卢瓦（Roger Caillois, 1913—1978）也不能不提，他们在1937年创立了存在时间很短暂的社会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把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某些主旨和超现实主义“搅拌”在一起，弄成一个让文学领域很感兴趣的理论混合物。后来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和迈耶尔（Hans Mayer, 1907—2001），也与社会学院有所往来（参阅：Mayer, Ein Deutscher auf Widerruf. Erinnerung, Bd. 1, pp.236ff.）。但总的来说，在20年代，涂尔干学派以及整个法国社会学的情况，就和当时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及德国社会学一样，学科创造力日益衰退，研究取向越来越没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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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5 法国知识图景的新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改变，出现在两次大战期间，而且这个改变首先还不是出现在社会学界，而是在哲学界。当时法国开始引入了“德国思想”，特别是在俄国移民科耶夫（Alexandre Koève, 1902—1968）的引介下，大家首次开始一窝蜂地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著作，以及像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在社会学方面，则是通过阿隆（Raymond Aron），让法国社会学成功地吸收了韦伯的著作。我们在第八讲就提到过的阿隆，是法国在二战后相当具有引领性的记者，随后也成为很重要的战争与国际关系社会学家。此外，有一批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在范围相对广泛、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哲学（也有部分是社会学）的辩论当中成长的，这些知识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尚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就开始颇具影响力了。如萨特（Jean-Paul Sartres），他在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是一部哲学运动宣言，这个运动在德军占领与维希政权皆结束之后，才真正以“存在主义”这个标签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与50年代，主导了法国的知识辩论。萨特早期著作的写作背景，是法国受他国统治，且日常与纳粹有所合作的时期；他的那些早期著作，尤其面向在这样一个受压制的世界里孤立的知识分子们，绝望地向他们呼唤本真性与责任心，呼唤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感。如同萨特传记的作者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所写到的（Sartre, p.303），萨特的这些早期著作，是在“宣告主体在面对世界时的绝对优先性”，因此也是“最深刻的笛卡尔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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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7 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萨特在1945年后与其他优秀的哲学家——例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进行合作，部分也是在与之对话，并以此推动了一些哲学辩论。与此同时，萨特自己的文学著作，以及萨特的情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小说，还有和萨特保持了长久友谊，却因为政治观念的差异而决裂（这场决裂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的文学作品，唤醒了一种对广泛大众产生积极影响的生活态度。当时社会大众都兴致勃勃地阅读存在主义的作品。之所以如此，与当时日益激烈的政治争论有关。那时候，萨特曾短暂地拥护法国共产党，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萨特的主体主义理论，与他作为斯大林式干部党的党员身份之间，要如何协调起来（参阅：Kurzweil,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pp.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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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9 法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就是弥漫着这种现象学、存在主义与左派激进主义的混合物，但这种混合物从这时候开始也慢慢失去影响力了。这主要也是因为，此时有一个来势汹汹的以“结构主义”为名的反对运动——我们这一讲要介绍的主题终于在这里登场了——出现了。存在主义在面对结构主义时，为什么会这么快就丧失了其重要性，人们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原因。政治原因绝不是最主要的。虽然萨特的政治参与行动很摇摆不定（他一下加入共产党，一下又突然退出共产党），让很多他的支持者感到莫名其妙；但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就这方面而言和萨特也没啥两样。很多结构主义者也是很鲜明地站在左派这一边，甚至还是法国共产党的支持者。要解释这件事，也许必须从哲学和科学方面来看。布迪厄和帕瑟隆（Jean-Claude Passeron）即是这么做的（见：“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in France since 1945: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Philosophy without Subject”）。他们认为，法国哲学与社会学在其发展历史中，总不断在太过主体主义和太过反主体主义（即客体主义）之间摆荡；所以结构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萨特的主体主义到达巅峰之后物极必反的现象而已。我们可以在萨特的著作看到一种观点，即认为主体拥有个体选择可能性，个体是有自主的行动可能性的，或是即便总是遭受威胁，但人类还会有自我实现的机会。而结构主义正好对这一点大加挞伐（这也是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的结构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这也是萨特很容易遭遇到的批评，因为他长久以来几乎都只把自己关在哲学里，很少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对于那些新兴起、发展势头强劲的学科，更是如此。他对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始终保持距离，甚至相当排斥。这在他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pp.458ff., 557ff.）中特别明显。对于想找寻新道路和新关联的哲学家来说，萨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这也难怪，这些哲学家常常都很刻意地和萨特及他的哲学研究方式分道扬镳（参阅：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I, p.3）。萨特也是在对这些批评的响应中，才试着努力将各社会科学整合进他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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