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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先慢慢来。当我们谈到“结构主义”时，读者想必马上会发现，这里头藏着一个我们在前面几讲就已经很常看到的概念：“结构”。事实上，这个词汇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这事与归在这个标签底下的理论家的意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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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者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热切、强烈地抱持一个信念，即所有人类行为和心智运作背后都有着结构。而且他们相信，这个结构具有凝聚力与意义，人们可以通过条理的分析来发现这个结构。（Gardner, The Quest for Min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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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引言所指出的特征，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帕森斯、卢曼、哈贝马斯或是吉登斯，不都可以说是“结构主义者”吗？不对！因为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有着非常特殊的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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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和至此我们讨论过的理论家，并没有费心仔细解释结构概念。当帕森斯说到“结构”的时候，最多也就意指一种建筑图示，一种由许多部分构成一个更大整体的集聚模式。在帕森斯之后，社会学一般都是以像这样模糊的方式来运用这个概念。它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万用概念，可以在任何可能的脉络下用于不同的目的，所以也很难被赋予一个独特的定义。像是“城市结构”“生活世界结构”“交通结构”“组织结构”等等，所有这些加上了“结构”这个词汇的概念，意思几乎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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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不同的（人文）科学领域里，在对人类语言与人类思想的特性探究中显露并发展出来的（参阅：Caws, Structuralism. The Art of the Intelligible, p.11ff.）。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运动最根本、最重要的推进，是由语言学家进行的。于此，首先必须要提到的名字，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及他身后出版的课堂讲稿，即1916年出版的遗著《一般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他的这本著作在语言科学里引起了一种思想革命，也深深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和法国的许多社会科学。索绪尔思想中的革命性要素是什么？这位富有影响力的日内瓦语言学家促使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他的思想在数十年之后会获得如此庞大且跨学科的支持者？我们这里得先介绍一下索绪尔的著作，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理解基于索绪尔的著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的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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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统、持续性地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兴起的。当时的语言研究，采取的完全是历史学的路子。那时候，语言科学和历史语源学几乎是同义的。当时人们的兴趣，是将语言现象放到历史进程中来进行编排分类，亦即去研究，字词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探讨拉丁字词如何慢慢演变成德文，古高地德语经由哪些步骤演变成中世纪高地德语和当代标准德语，或是派生语言如何从原语言发展出来，等等。正好就是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运用一些主要概念，如“语言家族”或是语言的“族谱”，来描绘（各种）语言的历史变迁，并将之呈现为如有机体般的改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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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和他后来的追随者与诠释者，很极端地与这种历史语源学决裂，反对将语言的历史考察视作语言学的主要研究主旨。他们的做法，和过去研究无文字记录的语言（如印第安人的语言）的学者一样，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即一个单一的语言是如何内在地构筑起来的，以及一个语言如何具有能被描述的稳定状态。这种新的分析焦点所跨出的（就算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步伐，即是索绪尔将言谈、人们每次所说的话［即“言语”（la parole）］，和具有抽象（社会）系统的语言［即“语言”（la longue）］，区分开来。他认为，后者才是他的语言学最根本的研究对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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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属于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言说实践所共同储存起来的宝藏。该语言的语法系统潜在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脑袋中；或是更准确地说，存在于一群个体的脑袋中。因为语言绝非单一个体就可以完成的，它只有在集体里才能完美存在。（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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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言语”和“语言”这组对读者来说可能看起来有点不明所以的区分，背后究竟藏有什么样的想法呢？索绪尔是这样想的：当我在说话，亦即在发出一个或一连串的声音时，说话本身是一次性的事件。因为每当我在重复发出像“树”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用声波测量仪来测量，会发现每次发出的声音的物理模式都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不同的人在讲出“树”这个字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原则上总会存在的声音的物理差异，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发音声波每次皆不一样的字都是“树”的意思呢？索绪尔认为，很简单，因为我们听到“树”这个声音的时候，都会假设，我们要把当下的物理声音当作有思维内容的发音［也就是说，这个发音是指涉着某物的；这种发音在索绪尔那里称为能指（signifier）］；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发音与所设想的那个有枝干、有叶片或是针叶的东西［那个被指涉的东西，即所指（signified）］是联系在一起的。将所设想的东西和发音，亦即所指与能指结合起来的东西，被索绪尔称为“符号”。一个符号就是一个非物质的构成物，由（概念性的）所指和能指所构成的。所指是所设想的那个树；而能指，则是那个发成“树”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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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讲解的时候，索绪尔坚决反对所谓的语言再现模式，反对认为“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本来就该如此”的观念。索绪尔指出，我们不可能单从字词的发音就能推论出这个字词的意思是什么。同样地，一个字词的发音几乎不会自然而然地就长出一个预先存在的意涵。索绪尔更多地认为，能指和所指（概念）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或是更一般地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随俗或武断的。咱们举个例子就会很好懂了。“车辆”这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发音，不过就是意指一种用轮子在移动的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其他语言中，例如英语，则是用另外一套发音（如“vehicle”）来指涉这个概念。什么能指会搭配上什么所指，当然不是说话的人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传统所决定的。语言是有历史的；某个符号，是在某个时候“虏获”了某个意思的。索绪尔不断强调，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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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任何制度中，都是最不具创新性的。它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是直接合为一体的，而社会大众的生活本质上是惰性的，而且特别会产生保守性的作用。（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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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非实体性，以及语言是一套基于传统之上的符号系统，这两点索绪尔都是用他先行区分的“语言”（la langue）和“个别言语”（la parole）来进行论证的。语言的存在显然与个人言语无关；毋宁说，语言让言谈得以运作。因为，唯有当语言是一套稳定、即便没有实体的符号系统时（索绪尔会说，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我们才能让用不同发音声波发出的语音拥有固定的意思，我们才能一直说话，并确定我们产出的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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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从这一套前提设想，尤其是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任意性，所得出的结论是，语言符号的定义不是每个符号自身能确立下来的，而是来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不论是文字，还是口说，都是如此。假如在某个语言的词汇库里，有着“相信”“认为”“知道”“猜测”“觉得”等不同的字词，那么每一个字词就是因为和其他字词不同，才得以有意义。如果有某个字词不存在了，那么那个不存在的字词的“整个内涵就得转移到它的竞争对手那里”（ibid., p.138）。唯有当我们有不同于“相信”这个字词的其他字词时，“相信”这个字词才能被分到特殊的意思，亦即让“相信”这个字词能有稍稍不同于“知道”或“觉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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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观点，我们来举一个音韵学的例子。人类都会有发声器官（如声带、舌头、嘴唇等等），这些器官几乎可以发出无穷多样的声音。但每种语言实际上只会运用到所有可能的发音里极低比例的部分。有些语言会用到鼻腔发音，有些语言的“s”是发清音而非浊音。像德语并没有英语的“th”这种发音。所以每个德国人如果是成年后才到成人培训教育中心学英语的话，都会觉得“th”这个音很难发，让他的英语总是讲得结结巴巴，痛苦万分。或是中国读者如果学过德语的话，应该都会遇到“r”这个音无法正确发声的困扰，因为汉语完全没有小舌音。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语言结构揭示出了某种逻辑，因为特定的语言里可能只会有特定的发音组合、不会有其他的发音组合，所以只有特定差异会被认识到、其他差异不会被认识到。就连语言的音韵学特质，也不能仅通过单一发音来进行研究，而是必须分析诸多（承载着意涵的发音的）个别音素的差异与组合（ibid.,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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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各种字词与各个发音的意涵，不是通过符号本身而产生的，而是通过每种语言中，特定字词组的各个字词之间的特定差异，或是各种发音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我们唯有将各字词（和发音）区分开来，才能把它们确立下来。一个字词/发音，唯有与其他字词/发音区分开来，亦即唯有与其他字词/发音有差异，才能拥有意涵。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相对地思考、在关系范畴中思考。而此时，我们就碰触到结构概念了，虽然索绪尔本人更喜欢说的是“语言系统”而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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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介绍了两个命题。其一，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随俗的（乃至于符号总体都是任意随俗的）；其二，语言是符号系统，唯有通过对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才能对符号加以释义。第二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索绪尔的观点，在语言学之内和之外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两个命题，也让语言学（随后还有许多社会科学）得以可能踏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道路，因为这让人们可以用非常客观且科学的方式来研究语言。也即，人们在研究语言时，不用再老是去关注“主体如何赋予意涵”这种本身就很有问题，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而是只需要去关注能指的相对关系就行了，因为意涵是基于这种相对关系构筑出来的。而人们可以从这个命题再进一步假设，只要对能指的组合进行客观分析，就可以研究言说者或主体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语言结构，并以此指出意涵是如何构成的。或是换句话说：索绪尔的这一套想法强调，能客观描述的深层的系统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虽然可以通过对系统的分析，探究出符号的意涵，但意涵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所以不过是次要的。萨特在与语言学进行辩论时，总是极力反对索绪尔的这种立场（这里可以再去参阅：Being and Nothingness,例如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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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绪尔的推动下——虽然这种推动很晚才看到成果——语言科学转变成了“坚实的”、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因为，如果索绪尔的前提是对的话，那么语言学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历史学成分，不会遇到一大堆诠释问题（这是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总是会遇到的问题），而是表面上可以生产出客观的、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或是更一般地说：语言学似乎不必再用诠释学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了！诠释学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见本书第九讲），即象征秩序唯有通过诠释才能加以探讨，然而因为人们总是可以给出新的诠释，所以这种讨论永远不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诠释过程永远没有终点。而这种结构语言学似乎可以避免这种“永无止境的诠释”的诠释学问题，因为人们相信，语言系统可以客观地给出最终的“解释”。人们终于可以实现科学梦了；亦即终于可以详尽探讨语言结构，揭示意涵的形成过程，而且根本不必分析（语言）主体如何给出意涵。这铺平了一条可以“抛弃”（赋予意义的）主体的康庄大道（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I, p.59）。这里又呼应了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说法，即法国的精神总是不断在极端的主体主义和极端的反主体主义之间循环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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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结构方法很快就获得很多支持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开始运用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虽然这些运用方式有一些修改），而且也激发起人们对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研究兴趣。语言只是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之一；既然如此，其他这类系统（像是手语、象征仪式、礼仪、军事信号）何不也来用类似的科学工具进行研究呢？连索绪尔自己最后也都这么觉得，所以他后来也致力于发展出一套一般性的符号学说［即他所谓的“符号学”（sémiologie）。见：Grundfragen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p.199］。如此一来，社会科学家受这种思想吸引，运用这种观念与结构方法对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乃至对有规则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不过就是迟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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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有一个学者对法国来说特别重要，后来也被称作“结构主义之父”；这个人就是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他把这套结构语言学的思维模式，引介进人类学和社会学，并且发展出一种关于“结构”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在社会科学当中非常新颖。如果读者们回头去看第479页（此处指本书边码）那句引述的话，也许就可以清楚知道这种理解方式是什么：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是所有行为和所有心智运作的基础。列维-斯特劳斯就是遵循着这种纲领，并且野心勃勃地去探究人类精神与人类文化的无意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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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生于布鲁塞尔，在那里的犹太裔法语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他在索邦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但很快就转读人类学和社会学，后来很偶然地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了社会学教授职位。列维-斯特劳斯在1934年任教职，并且在聘期结束后，1938—1939年间组织了一批深入巴西中心地带的探险队。他利用这次的探险对南比夸拉人（Nambikwara）与吐比卡瓦希普人（Tupi-Kawahib）进行了田野研究。1939年他返回法国服兵役，但因为1941年纳粹德国攻陷法国，因此他又不得不离开法国。他到了纽约，结识了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并与来自俄国的知名语言学家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结下友谊。雅格布森是第一个使用“结构主义”这个词汇的人，并带领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即结构语言学。1945—1947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担任文化专员。4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两本讲述他在巴西田野研究的人类学著作，让他开始为人所知。其中一本，是1949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ries de la parenté），这本著作标示着结构人类学的诞生。接下来，195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这是一本很有影响力、文辞优美，讲述他在巴西探险经历的游记：《忧郁的热带》（Trises Tropiques）。这本著作让他很快就攀上事业高峰，最后在1959年于知名的法兰西学院——就是那所非常有名的法国教育机构——获得了社会人类学教职。之后他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当中有不少都大幅跨越到邻近的其他社会科学。他也获得了许多荣誉，特别是1973年当选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82年他自法兰西学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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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家去读一下列维-斯特劳斯那第一本大部头的、很快就极负盛名的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那么就算在今天都可以想见，这本书在当时是如何在法国部分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起轰动的。这本书第一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从人类学的角度详细地描述了极为复杂的亲属关系结构，第三讨论了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思，声称这套理论构思可以洞悉亲属关系的复杂性；然后将这三方面的讨论结合了起来。这也让这本书，即便有一些命题对民族学者来说是站不住脚的，但依然无损其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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