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409 “古典”的结构主义，都希望通过指出一个固定的、客观的结构，来回避（历史）阐述与诠释始终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但这个希望，被德里达的这个观点摧毁了。结构只能被想成是去中心化的，有赖于诠释的，所以德里达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对文本（和社会规则）的最终诠释。用德里达的话来说：“由于并不存在一个超验性的所指，因此符号意涵的领域与游戏，是无尽蔓延的。”（Writing and Difference, p.354）在对文本的阅读与对社会规则的诠释当中，我们不再是去找到与找出一个确切的意义，而是只不过在发明意义，持续地创新意义，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最终诠释”这种东西。在这之后，德里达用一种时而富有启发性、时而任意，但大多时候颇为过激的修辞术，来重读大量的哲学文本。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最后竟然造就这种诠释实践的主观主义。这实在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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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11 诠释学也同样认识到诠释的主观性。但诠释学和德里达及其后继者的立场是相反的。诠释学假设，进行诠释的主体与被诠释的文本之间是有对话关系的。不过德里达命题的出发点，是后结构主义哲学。我们这里对后结构主义哲学所作真的只是非常粗略地概览而已（详细的介绍，可以参阅一本精彩的著作：Manfred Frank, Was ist Neostrukturalismus?），但读者们也许从我们这个简单的呈现当中可以推想，哲学界中的后结构主义的辩论，也给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挑战。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即“自我”是多重、复数的，不具有单一性，而是持续在符号游戏中变换身份。这个命题直接冲击到传统的社会化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立场。因为，正如文本并没有一种最终、单一的诠释一样，人们也可以声称，人类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人类自身的存在，更多地只能被想成是一场在不断转换身份的游戏。当然，这种声称在经验上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对这种声称的批判，可见：Joas, “Kreativität und Autonomie. Die soziologische Identitätskonzeption und ihre postmoderne Herausford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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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13 哲学家利奥塔的著作，对整个社会理论来说可能更为重要。比起德里达，利奥塔的作品更以时代诊断为目标。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这本书，是利奥塔应魁北克省政府的委托，所撰写的一部关于知识的未来的著作。在书中，利奥塔就新的信息科技与传播科技的政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为民主社会带来的后果方面，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想法。但这些想法的有趣之处不在于这“报告”本身，因为人们可以从其他学者那里听到与利奥塔的想法类似的说法，而且他们的说法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讲得比利奥塔还好。让这本书爆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中所谓“宏大叙事的终结”这个命题的冲击力。利奥塔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在于，科学还可说是所有讨论的一个毋庸置疑、无须追问的参照点。但在今天，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科学不过是所有语言游戏当中的一种。科学并不比其他话语还更能保证自身的正当性。“知识，尤其是它在当代的形式，不等同于科学。”（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18）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点了。再也没有一种话语可以无所不包，可以为所有其他话语提供一个最终判定、将之统合在一起的效用了。后现代社会的科学，也必须参照其他非科学的话语、非科学的“叙事”，才能证成自身。自19世纪末以来，人们就对理性不断提出坚实的批判（读者们想想尼采就知道了）；这个趋势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强烈（ibid., p.39）。最顶层的叙事，以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历史诠释来分派每个个别叙事位置的宏大叙事，已经消亡或终结了。这不只发生在科学那儿，而且也发生在像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塔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以进步的逻辑（如“先锋派”这种概念）来描绘艺术发展的美学理论那里。“后现代”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根源，并且有部分的根源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可参阅：Welsch, 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是从建筑学开始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建筑风格似乎已经不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了，能做的就只有将所有以前的建筑风格用一种很嘲弄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的观点进一步流行开来，认为我们再也无法想见艺术能有什么实质的进步了。利奥塔这个关于语言游戏的必然多元性的命题，其中的挑衅之处在于，他的“宏大叙事之死”并不是在描述一段衰落的历史，而是在描述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开端。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人们虽然知道宏大叙事终结了，但完全不用为这个终结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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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15 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对失去的叙事感到惋惜。但这绝不会因此让他们退化成野蛮人。之所以他们不会因此成为野蛮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与沟通互动就是正当化的唯一源头。对所有其他信仰“暗自窃笑”的科学，已经教导他们现实主义的残酷艰辛。（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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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17 利奥塔在政治方面的目标，是认可在一个社会中不同但平等的语言游戏、行动形式、价值与生活方式。利奥塔的看法，受到如同性恋权利运动或女性运动极为热情的拥护，但也激起了西方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辩论。在社会学和哲学方面，利奥塔的论点也同时抨击了帕森斯和哈贝马斯，因为这两人一个讲求价值，另一个讲求理性地追求共识，都抱持着旧的统一性的观点。而利奥塔的命题，是所有这些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提出的］都有无可避免的多元性。他的这个命题，可能会让读者想到我们在最开头那一讲提到过关于库恩的范式概念的争论，以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的说法。利奥塔把这种论调推得更极端。他认为，任何追求统一和共识的做法，都是极权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连哈贝马斯那种讲求不受支配力介入的商谈理论，在他看来终究也都是一种压制。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在语言中，潜藏着合理辩论的可能性，共识也因语言的这种性质而得以可能；但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对于共识的追求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宏大叙事，企图摧毁语言游戏本来的多元性（ibid., 60ff.）。利奥塔的结论是，后现代是极为多元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对这个命题的批判，可以参阅：Benhabib, “Epistemologies of Postmodernism: A Rejoinder to Jean-François Lyo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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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19 利奥塔最初关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的哲学命题，开启了社会理论与时代诊断的讨论，而且这个讨论范围相当广泛。在社会学中，关于后现代的争论，其立场既极端，又不怎么极端，既可理解、好懂，但又难以理解、不可思议。人们可以想见，德里达和利奥塔的命题有个危险，就是科学的标准都被他们抹消了。因为如果再也不存在稳定的意涵与诠释，同时如果科学也不过是众多语言游戏中的一种，那么科学和虚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就差不多可以当作同一回事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根本不用再去在乎如何运用方法以检视经验证据。这种抹消科学标准的做法，吸引了一批学者。其中最有名的也许就是社会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了。他那大胆的命题，让他有时候也成为国际媒体文艺版面的知名人物。他在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al mort）和其他著作中，宣称生产已终结了，并接着宣称劳动与非劳动、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差别了。今天，在符号游戏中，一切清楚的差异都变得模糊了，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早就再也无法指认出他们自己造就出来的东西。当代的特征在于，真实不过是种拟像；再也没有什么事物是实在的了［鲍德里亚有一本德文著作，书名就是《实在事物的垂死挣扎》（Agonie des Realen）！］。但鲍德里亚的这种说法，并不妨碍他提出一个引人注意的命题。这个命题清楚显露出他的思想来源是某一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启发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不少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转变他们的思想方式）。这个命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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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21 在一个资本过程停止作为一种生产过程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工厂消失了的阶段：整个社会看起来就是一座工厂。（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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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23 人们在这里可以问，究竟是这种单纯而荒谬的声称，还是鲍德里亚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竟如此有自信地完全无视各种各样对社会进行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知识，更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鲍德里亚的创作的一个短暂的“高峰”，是他1987年出版的著作《美国》。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准备阶段，鲍德里亚最终宣称，这场战争不会发生；等到这场战争真的发生了，他又似乎不觉得有自我批判的理由。他的命题是，这场战争只是一场拟像。虽然他用这个命题重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事件感知要素，但他表达这个要素的方式实在太夸张了。虽然他确实引起了媒体对他的关注，但连他一些一直以来的支持者也都开始不想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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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25 有不少后现代的讨论都有误入歧途的危险，然而也不都是如此。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还是有学者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读，例如1935年出生的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以及1934年出生的文化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这些后现代的讨论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相关联。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之外，最系统性地进行后现代讨论的学者，也许当属鲍曼（Zygmunt Bauman）（见第十八讲）。他用关于大屠杀的辩论作为背景，重新讨论了利奥塔关于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多元性的命题。因为非常显然的是，不是所有的生活形式都会被人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例如忠实的纳粹分子，就致力于将所有的“非我族类”消灭掉。鲍曼刻意转换讨论的方向，极为严肃地讨论宽容的伦理，并且探讨一个更有内涵的差异概念。在哲学中（但也大幅跨越到一部分的社会学），则有新实用主义学者罗蒂（Richard Rorty）在讨论后现代理论家的命题。罗蒂非常有活力地把主体性的主题又带回讨论中。要知道，主体性在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辩论中，一直以来都被刻意忽视不顾（见第十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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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29 若我们回顾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那么就会发现，这两者首先是因为它们的时代诊断潜力而产生影响力的。福柯和利奥塔的著作尤其如此。而这些理论，由于其固有性质，因此没有“产生出”系统性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思想。此外，这些理论也由于主体的去中心化取向，以及极端的反主体主义，所以在其中是看不到行动理论的。因此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实际上很难被归入社会学史。我们的命题是，社会学理论是沿着“社会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这些概念而发展的；但这种命题在某种程度上不适用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两种理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可能也因此在国际上都处于社会科学界里理论探讨的边缘地位，不处于中心位置。然而，在狭义的人文科学界，特别是文学，这两个理论有时候在实际上是占有支配地位的。显然，人们必须跨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取向的限制，才能够关联社会学。我们下一讲要来专门介绍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正是这么做的。他有着法国结构主义背景，但却又极为强调行动理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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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33 这一讲的最后，我们来开一个推荐书单吧。如果读者想对法国结构主义的“革命”有一个更仔细且深入的描述概览的话，那么多斯（François Doose）两卷本的《结构主义史》（History of Structuralism）就是不可错过的。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什么是新结构主义？》（Was ist Neostrukturalismus），是一部课堂讲稿，对从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到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的思想，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介绍。在这些优秀的哲学家的带领下，读者在非常复杂、常常令人感到混乱的后结构主义辩论丛林中，不会迷失方向。如果，关于这一讲所处理的对于社会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学者——亦即福柯——的作品，读者们想要有个批判性的概览的话，那么我们首推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中的相关章节，以及德莱福斯等人（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的《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最后，另外两本关于福柯生平的著作［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James Miller,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可以让读者更为了解这位极为优秀的思想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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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38 社会理论二十讲 [:1702368825]

1702371439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五讲 在结构主义与实践理论之间——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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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41 我们在这一讲要来处理的这位学者，和哈贝马斯、卢曼或吉登斯有点像，很早就已经在致力于理论综合工作，也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这位学者就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的作品深受他所处的国家的知识氛围的影响，也就是40和50年代的法国知识氛围，以及当时现象学者和结构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但让他与其他我们介绍过的“宏大理论家”有所不同的，并不是因为他受到这种国家与文化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几讲已经看到，像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是如何地受到他们国家的学术脉络和政治脉络的影响的。但布迪厄的研究方式与他的德国和英国的“竞争对手”相比显得突出的地方在于，他非常注重理论与经验的结合。布迪厄首先是经验主义者，他是从他的经验研究中发展，并不断精炼出他的理论概念的。他这种建立理论的做法，有好处也有坏处，我们等下会对此多说一点。而布迪厄也因此首先不能被视为理论家，而是文化社会学家。他是用他的经验研究来系统性地引出理论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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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43 布迪厄生于20世纪30年代，与哈贝马斯和卢曼是同一辈的。有件事对于理解布迪厄的作品很重要，就是他出身自一种极为俭朴的环境以及法国极为偏僻的省份。布迪厄总是不断强调他的出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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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45 我青年时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西南地区一个很小、很偏僻的村庄度过的。而我如果要满足教育机构的要求，那么我要放弃的不只是我那特殊的腔调而已，而且还必须放弃许多我原本所经历与获得的东西。（Bourdieu an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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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47 虽然布迪厄的出身条件显然不太好，但他读大学时，还是进入法国最高学府，并且由于后来他受到声名显赫的法兰西科学院的聘任，因此他在社会上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布迪厄的人生，是典型的出身寒微，但力争上游而功成名就的人生。他没有一个亮眼的基础教育背景能让他凭恃。这因此让他有很正当的理由，用一种很抽离的态度看待法国的教育系统、高教系统，乃至于整个知识圈，而且他在学术生涯中，不断以教育系统当作主题，进行了无数的研究。他采取了典型的社会学局外人、“边缘人”的思维模式，以一种特别的，尤其是批判性的洞察力，批评“正常的”社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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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49 在法国，你如果出身自一个偏远省份，出生在卢瓦尔南方，那么你就会有一些和出身自殖民地没两样的特质。它会让你不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处于局外人的位置，让你和法国社会的中心机构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也因此和那些知识机构处于很特殊的关系。有一种很微妙（但又没那么微妙）的社会种族主义形式，是你察觉不到的。（ibid., 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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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51 然而布迪厄在法国（各文化机构）的社会学之路，不是笔直往前与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别的宏大社会理论家那里，像是哈贝马斯与卢曼的身上，也看到这种生平，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走在社会学之路上。布迪厄以极高的天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哲学，这是法国所有学科中名望最好的。他一开始似乎也是想专心读哲学的，因为他毕业后曾在法国某一省的中学当过一小阵子的哲学老师（在法国，在进大学的人文科系工作之前先到中学当老师，是很常见的一段经历）。但布迪厄对哲学越来越失望，并对人类学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自学而成为进行经验研究的人类学者，最后变成社会学家。他之所以离开哲学，转向人类学与社会学，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这位明星出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通过严格的科学要求，对学科教条里哲学的传统优势地位进行了抨击。布迪厄觉得自己受到日益蓬勃、前途光明的人类学的吸引，所以心中也充满了结构主义的那种反哲学（见上一讲）的情绪。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他因为这种情绪而声讨哲学的纯理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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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53 但布迪厄之所以走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道路，也受到他外在的生活情况的影响。他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并且在想来非常艰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环境中，收集了材料写成了他第一本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 1958），用学术的方式探讨了他在这个法国殖民地的经历（对此可以参阅：Derek Robbins,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p.10ff.）。同时他也对卡比尔人（北阿尔及利亚的贝贝尔民族的一支）进行了田野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人类学文章与论文。他最后将这些作品集结、扩展成《实践理论大纲》（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一书。这本在法国出版于1972年［然后在德译本与英译本（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里又增加了很多篇幅］的书，相当知名且很有影响力，因为他在这本书里，离开了他原本追随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并同时发展出他自己的概念，想以此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综合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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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55 几乎在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同一时间，布迪厄开始利用他从人类学中发展出来的理论观点对法国社会进行社会学分析，特别是分析法国的文化系统、教育系统与阶级系统。就布迪厄的社会批判所遵循的要旨来说，马克思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是他的模板与榜样。20世纪60年代，布迪厄对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有些文章之后编成了论文集《摄影：一种中产阶级品味的艺术》（Un art moyen）。布迪厄（和他的共同作者）在这些研究中，尝试描述人们对于艺术和文化的感知，如何随着阶级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以及阐释阶级斗争如何可以通过不同的对艺术与文化的掌握来进行。阶级之间的区隔，是可以通过对艺术与文化的截然不同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是这样或多或少在无意间再生产出来的。布迪厄的这个命题，在他也许是最有名的文化社会学著作《区分》（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1979）中，特别得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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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457 在这之后发表的作品中，布迪厄更多的是在补充与完善他之前就提出的研究方向与理论方向。在文化社会学方面，有两项大型研究是比较重要的：1984年出版的《学术人》（Homo Academicus），是一项对于法国大学系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危机）的分析研究，以及1992年出版的《艺术的法则》（Les règles de l’art）则对法国19世纪下半叶艺术领域的自主性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此外，布迪厄也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方面的野心的著作，像是1980年出版的《实践的逻辑》（Le sens pratique），以及1997年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不过，人们可以说，这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其实不过是布迪厄在扩展他于《实践理论大纲》中就已经提出的概念，并反驳对这些概念的批评而已。他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和其他我们到目前为止讨论过的宏大理论家不太一样。借用建筑学的术语来说，他的理论的地基、墙面、天花板很早就盖起来了，他后来的理论工作都只是在粉刷墙面与装修而已。也就是说，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来的理论，后来一直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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