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459
唯一随着时间而有根本转变的，大概就是布迪厄这个人或说他的角色了。布迪厄在政治上虽然是积极左派的，但相对于其他法国知识分子的活跃程度，布迪厄没那么高调，常常都很低调，所以一般大众不觉得他很左派。之所以他让人感到难以捉摸，也与他时常高调地批判法国一些受到万众瞩目的知识分子（例如萨特）有关。布迪厄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常常很明显地高估他们的学识能力，自以为自己对公众有责任、该忧国忧民，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学识能力。可是布迪厄最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他2002年过世），也放弃了他原本的保守态度，开始越来越成为很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批评者，这因此几乎很自然而然地让他变成他自己从不希望成为的那种受到万众瞩目的知识分子。他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的苦难》（La Misére du Monde）中，就经验性地指出全球化对不同生活领域和文化造成的负面结果。但我们得知道，布迪厄最终并没有成为一个单纯在针砭时事的角色，因为他还是有很强烈的经验研究取向，而且他明显有一种会让人联想到涂尔干的野心，即强化社会学在法国的学科地位，并将之与哲学和社会哲学区隔开来。布迪厄很热衷于扩建他偏爱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机构，而且他是带着权力意识在做这件事的。他在他于1975年创办，且担任主编的一份面向一般读者的杂志《社会科学研究论丛》（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中，也不断声称他对经验研究的偏好（关于布迪厄的学术生平，可以参阅一份布迪厄的访谈，收录于：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pp.3—33）。
1702371460
1702371461
* * *
1702371462
1702371463
我们接下来会以几个步骤来介绍布迪厄的理论。（1）首先我们会讨论他早期在理论上比较重要的著作，《实践理论大纲》，因为其中已经有他整个论证方式的基本框架了。就算我们会谈到他后来的著作如何不断再精炼、深入解说，也只是要让读者更明白，布迪厄为什么，以及用了哪些概念，来回答他在相对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问题。（2）然后，在不断关联他早期著作以及同时为读者介绍布迪厄的概念时，我们也会批判性地检视布迪厄所拥护的行动理论模型，以及他所拥护的这套理论模型有什么问题。（3）接着，我们会呈现布迪厄理论的整个样貌，并找出他这整套理论里的致命弱点。（4）之后，我们会简短但生动地介绍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面向，（5）以及最后阐明他的著作的后续影响。
1702371464
1702371465
* * *
1702371466
1702371467
1. 我们先来谈谈他早期对于卡比尔社会的研究。这份研究被冠上了一个很有纲领性的，但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书名：《实践理论大纲》。我们在介绍布迪厄的学术生平时已经谈到，布迪厄在20世纪50年代很着迷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并且用在结构主义中很常见的重点议题来对卡比尔人进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也就是研究卡比尔人的亲属关系模式、婚姻行为，以及他们的神话。这样的研究，旨在阐述在该社会的这些过程的逻辑，以及这个社会如何在某些规则基础上不断进行再生产。然而，布迪厄进行的这些研究的结果，与本来预期的结果不一样，尤其与结构主义的前提不相符。他的研究结果指出，人类活动时并没有恒定不变的（婚姻、交换、沟通）规则。人类活动时，几乎不能说在遵循规则；或是如果在遵循规则，也是为了要遮掩一些露骨的利益。尤其是遮掩利益这一点，在他这本书的开头篇章用“荣誉”这个现象讲得特别清楚。在卡比尔社会（但是当然也不是只有在卡比尔社会），荣誉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荣誉似乎不能跟鄙俗的经济利益关联在一起，因为“令人尊敬的行为”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正好是相对立的。唯有不贪婪、无法被收买的人，才是能拥有荣誉的人。在这方面，卡比尔社会有特别明显的仪式，亦即唯有遵循这样的仪式，才能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值得尊敬的，或者他是一个拥有荣誉的人。但布迪厄说，这种荣誉的仪式，常常只是在掩饰利益。行动者常常都知道荣誉与利益之间是有关联的；或就算不知道，也会在无意中造就之间的关联。人们维护荣誉，常常正因为人们在追求利益。
1702371468
1702371469
展示聘礼的仪式，是两方团体的彻底对峙。在这个对峙中，经济利益不过是一种指标或是说辞。花了更高额的嫁妆将女儿嫁出去，或下了更重的聘金为儿子求娶对方的女儿，都是维护或建立声望的方式。……这两个团体像是平常在讨价还价似的，在进行反向的叫价，然后心照不宣地让对方不断出价以提高金额。因为在婚姻市场中，提高他们商品的象征价值的明确指标，对双方都有好处。然后在激烈的讲价之后，若新娘的父亲还能郑重地退还大笔聘金，那就更能为人所称颂了。退还的款项越多，他赢得的荣誉就越大，仿佛这种慷慨的行为让整场交易更为圆满了。这样做的意图，是想把叫价变成荣誉交换。之所以双方会如此公开激烈地这么做，只是因为想用荣誉竞赛与象征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来掩饰对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56）
1702371470
1702371471
在荣誉仪式的背后，是一些相当露骨的利益。但如果人们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角度来描述这种规则的逻辑，会看不到这种露骨的利益。此外，因为如此，所以规则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规则也完全不是如教条的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会决定人有什么行为。布迪厄观察到，行动者会违背与行动者的利益不一致的规则。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在规则与模式、仪式与规章方面的人类行动，都会有“不可预测”的要素，而这种要素让整个结构主义的规则概念及其背后默认的前提，都很成问题了。相反地，布迪厄认为，遵循规则，总会伴随着冲突时刻：如果规则没有完全被忽视的话（虽然忽视规则是完全可能会发生的事），那么每个由规则所引导的交换行动、对话、婚姻，至少可以保护或实现参与者的利益，以及让互动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好。意思是，行动者会有意识地把规则当作工具。
1702371472
1702371473
每次的交换都包含着一种被或多或少掩饰的挑战；而挑战与响应的逻辑，就是让每次的礼尚往来行动不断推向极限。面对慷慨的赠送，只能报以更慷慨的回礼。如果礼物太过贵重，让收礼者无法回礼，收礼者很有可能就会觉得蒙羞了。若我们把一些现象——例如挑战与响应的辩证法，以及更常见的像是礼物馈赠的往来、你言我语的往来，或甚至互换女人——看作仅具有礼尚往来（这个词汇在这里的意义是比较宽泛的）的功能，那么我们就会忽略一种结构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让这些现象在礼尚往来的功能中，或是通过礼尚往来的功能，来实现政治性的支配功能。（ibid., p.14；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1702371474
1702371475
布迪厄在这里指责结构主义，说结构主义过于理想地描述规则与文化模式，而完全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利益相关行动。布迪厄认为，人也是会操纵规则和模式的。人不是社会分层系统的被动客体而已。正是因为行动者会追求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将“正式的与惯常的”（ibid., p.38）、（在理论层面）建构的模式和行动者的实践区分开来。挖掘出社会规则，也许是很有帮助的；但如果要探究行动者的实践，光去看规则是不够的。
1702371476
1702371477
人类学家建构出来的逻辑关系，和“实践的”关系——之所以是实践的，就是因为这是持续被实践出来的，是被一直继续下去的，而且是会被涵化的——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地图上的几何空间，是对所有理论上可能的路线与通道进行想象的再现，而这和经由实践性地持续使用而踩出来的轨迹、道路，是截然不同的。（ibid., p.37）
1702371478
1702371479
这些最后就成为了对结构主义的彻底批判（《实践理论大纲》这个书名，就指出了这件事）。此外，他也拒绝将启发了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分析范式运用在社会世界（ibid., p.24）。这当然同时也让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变得值得怀疑了。
1702371480
1702371481
索绪尔式的建构方式，若想构筑出讯息的结构性质，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先简单假设有个普通的讯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然后）忽视讯息的功能性质，亦即忽视一件事：讯息是在使用讯息的特定情境中产生的；或是更准确地说，讯息是在使用讯息的（由社会所结构化的）互动中产生的。只要我们把焦点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所要满足的功能，亦即转向行动者实际使用语言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单就符码的知识，不足以让我们掌握实际发生的语言互动。（ibid., p.25）
1702371482
1702371483
布迪厄认为，正是这种将焦点转向“研究客体”实际上的实践情况的做法，凸显出了结构主义分析的不适之处或不足之处。用更抽象的概念来说：布迪厄在原本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中，再引进了行动理论的要素，也就是引进了行动者不符合规则、唯利是图的行为要素。这明显地改变了结构主义范式。如他后来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他特别批评结构主义对行动理论的漠视，因为这种漠视让结构理论里的“行动者都消失了，把行动者的角色简化成结构的承担者”（The Rules of Art, p.179）。
1702371484
1702371485
但布迪厄并没有完全和结构主义决裂。他始终都和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有所联结，所以他始终将他的取向称作“生成的”或“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例如可参阅：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p.123）。不过我们必须去看布迪厄的著作发展，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结。而他的著作发展乃基于他极为重视的经验研究方针，这也让他自己的概念不用总是必须对立于其他的理论取向才能描绘出来。在他的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实践的逻辑》中，他提到他将“相对性的思想引入了社会科学”，并且“与本质论的思想决裂”（The Logic of Practice, p.4）。这都显示出结构主义是以何种类型和方式“刻画”了布迪厄的思想。布迪厄的思想很依赖结构主义（有时候还有功能论）。所以对他来说，分析的重点不是单一行动者，而是行动者彼此的关系，或是系统或（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场域”中各位置之间关系。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一种空间，这种空间中的
1702371486
1702371487
各位置（或节点）都是被结构化了的，而场域的特质即由在此空间中的各位置而定。对场域特质的分析，可以与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特质无关（位置占据者的特质部分的还是由其位置所决定的）。场域的一般法则是：各场域，像政治场域、哲学场域或宗教场域，即便都不一样，但都会有不变的运作法则。不论我们在什么时候研究一个新场域，不论是19世纪的哲学场域、当代的时尚场域，还是中世纪的宗教场域，我们既可以发现这个场域特有的性质，同时也可以推动我们对于场域的普世机制的认识。（Bourdieu, Sociology in Question, p.72）
1702371488
1702371489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个别行动者的行为进行分析是没有意义的。许多行动理论家都在没有确定行动者在其“场域”中的位置的情况下，就毫无反思地对个别行动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布迪厄认为，行动在其特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意义。“场域”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但只提供某些可能性，换句话说，也排除了其他种行动的可能性。行动者是受到制约的。宗教场域的行动逻辑，必然与比如艺术场域的行动逻辑不一样，因为不同场域的制约是不同的。制约和界限影响了行动者的行动配置，不论是先知还是信徒、艺术家还是欣赏者，都是受此影响的。所以如果要解释宗教现象或艺术现象，但却仅去研究行动者（例如先知、艺术家、作家）的生平背景，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建树（参阅：Pascalian Meditations, pp.115ff.）。
1702371490
1702371491
有鉴于此，布迪厄都刻意不去谈“主体”，而更多的是说“行动者”。对他来说，行动者是“相当主动、积极行动”的，而这是结构主义所忽略的。不过福柯用具有挑衅意味的结构主义口吻，提到“人的终结”或是“主体之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也只有这种（结构主义式的）观点，才会谈到（场域中的）关系的重要性，并以一些好理由驳斥萨特或其他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种“主体自己能造就自主性”的观点（参阅：Practical Reason, pp.viiiff.）。布迪厄极有热情地捍卫这种结构主义式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批判一种他所谓的“生平幻觉”的社会学或哲学思潮。所谓的“生平幻觉”，意指人们以为一个人的生平，是这个人自己创造的，以为人生是一个始自主体最一开始的奋斗，然后随着生命历程的发展而形成的整体。但布迪厄毫不留情地批判这种幻觉。他非常直接地指出，生平事件的意义与社会价值压根就不是主体自己建构的，而是来自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转换”，而且正是这种位置转换显示出生平事件的意义，然后这些事件对行动者来说才有了意义（The Rules of Art, pp.258ff.; 亦可参阅：Practical Reason, pp.75ff.）。人才不是什么“主体”，而只不过是在场域中深受场域塑造的行动者而已！
1702371492
1702371493
不过我们先暂时不去谈布迪厄后面的作品，而是先聚焦在《实践理论大纲》这本书。该书虽然有些地方的表述不是那么简洁扼要，有些关于布迪厄的立场的更清楚的说明，要到他后来的著作中才会出现，但他想进行理论综合工作的想法，在该书中就已经端上桌了。因为他在该书中明明白白地说，每一种行动理论的立场，单单在孤立的情况下这些立场各自本身是不够的。不论是象征互动论，还是社会学的现象学思潮（如常人方法论），都没有能力破解社会学中真正有趣的事情。布迪厄认为，这些行动理论都太过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者的立场。意思是，他们都太过天真地看待世界中既存的事物，忘记了真正重要的是行动者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也忘了去看看行动者处在哪一个场域。布迪厄为了加强他的“客观主义”的立场，因此借用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但布迪厄又认为结构主义的某些方面太过唯心主义了。所以他又追溯到相当“简单有力”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去讨论生产条件，指出婚姻仪式就是基于生产条件进行的，若不看这种生产条件，是无法理解婚姻仪式的：
1702371494
1702371495
为了回答实践的实际功能的问题，而去嘲笑功能论的那种形式有多么天真，是不够的。的确，将婚姻的功能普遍地定义为意在确保群体在生物性层面的再生产，因此被群体所许可的一种运作形式，完全没有对卡比尔的婚姻仪式作出任何解释。但如果运用结构分析，而忽略了仪式实践的特殊功能，不去探讨生产配置的经济条件与社会条件，忽略了正是基于这个条件而形成了婚姻实践以及对于实践功能的集体定义（婚姻实践即是在这种定义里运作的），那么这种功能分析也是肤浅的，无法对仪式实践有更多的理解。（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115；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1702371496
1702371497
布迪厄对他所谓的主观主义的行动理论抱持批判态度，并且最后宣称了客观主义的分析形式的优先地位。社会学的观察者可以运用这种分析形式来确立一个社会场域的结构。这种结构对行动者有一种强制力，但大多数行动者都不会意识到场域的强制力。华康德（Loïc Wacquant）是一位和布迪厄关系非常密切的社会学家，他比较了涂尔干分析方法的“客观主义”和布迪厄的客观主义，指出：
1702371498
1702371499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第一准则，就是要系统地排除掉先入为主的观念，要超越主体主义的观点，来对世界的实际理解进行分析。因为行动者的视角会随着他们在社会空间占据的位置而系统性地改变。（Bourdieu an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11）
1702371500
1702371501
但对于布迪厄来说，单单（以客观主义的方式所进行的）结构主义是不够的。同样采取客观主义立场，亦即忽略了行动者的功能论也一样不够。布迪厄不想让他的社会学取向忽略行动者的行动能力与行动强度。可是这也就是说，布迪厄的学术之舟，想要，且必须（他自己也明白这么说）从“现象学”或“主观主义”这个斯库拉女海妖和“客观主义”这个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穿越航行过去。对布迪厄来说，所有这些认识方式，单单自身都是不够的，所以他想追求第三种社会学认识方式，一种他早期著作称为“实践学”的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超越了“客观主义”，严肃看待行动者的行动。但这种认识方式要能够成功，还必须指出，“在客观结构（场域）和被结构化的配置（行动者）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3），也就是行动和结构有一种会相互决定的交互关系。
1702371502
1702371503
比较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在上述引文中发现一件事，就是布迪厄的这种说法很像我们在介绍吉登斯那一讲时提到的东西。布迪厄也提到了“结构化”这个概念。虽然布迪厄的结构化概念，不像在吉登斯那里被赋予了主动且系统性的意涵（这部分是因为布迪厄并不是“纯粹的”社会理论家，而且可能甚至明确拒绝像吉登斯所进行的那种关于社会本体论的探讨），但依然很明显的是，布迪厄所追求的立场与功能论和结构主义相反，他以结构的“人造性”为出发点，强调结构会不断由行动者再生产出来。但同时他——不同于纯粹的行动理论家——又强调结构的因果作用力。
1702371504
1702371505
* * *
1702371506
1702371507
2. 至此，我们只是大致描绘了布迪厄的理论取向。我们所提到的他的一些说法，主要只是一些他的意图。关于理论综合工作，我们目前谈到更多的是布迪厄的抱怨，而不是他真的进行了什么综合工作。当布迪厄说他想进行的研究既不是“现象学的”也不是“客观主义的”时，都还只是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研究计划。问题是，他要怎么于行动者层次上在他的研究取向里建立起一个行动理论的要素？他要怎么具体地设想一种既会推动结构化过程，又会被这种过程给结构化了的行动者行动？人们很容易会想去问布迪厄和功利主义与功利主义式的行动理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布迪厄很常谈到行动者的“利益”。而且事实上，也有学者（参阅：Axel Honneth, “Die zerrissene Welt der symbolischen Formen”）将布迪厄的取向诠释为一种结构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合物。不过布迪厄的反应是对这种诠释极为不满、极力驳斥。布迪厄实际上在许多著作中都极力批评功利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也形成他的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亦即他的理论跟功利主义和新功利主义观点的基本假设是完全不兼容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合理地质疑，他著作中的其他面向，甚至连他这个重要的面向是不是太容易让人联想起功利主义了。我们参阅第五讲来想想看，布迪厄的行动者跟功利主义所设想的典型行动者，有什么不一样？
1702371508
[
上一页 ]
[ :1.7023714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