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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乔多萝和吉莉根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所引发的辩论，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不过，虽然她们的影响非常大，但人们还是可以说，最晚到了80年代，就有另一个研究传统更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个传统激进地对“极繁主义的立场”刨根问底，并且运用一些非常特定的理论工具，更偏好转向极简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强调两性之间的高度相似性。于此，英语学界很重要的“性”（sex）与“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分扮演着核心角色。“性”（牵涉男女之间不同的解剖学、生理学、荷尔蒙与基因的构成）是受生物要素决定，或会被生物要素决定的，而“性别”则是由社会与文化所交织而成的身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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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和性别研究者特别强调性与性别之间的差异，以此反对男性关于“女性（处于劣势的）本质”的说法，并以此坚持性别差异是在历史当中发展出来的压迫与蔑视的结果，而非什么天生就有或因生物要素而来的差异。这方面的命题认为，生物要素并不会决定“性别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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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是一种关系范畴，需要从某种人类存有之间的差异的建构来找寻解释。女性主义理论，不论是精神分析的、后现代的、自由主义的，还是批判的，都一致假设性别差异的构成是一种社会与历史的过程，而且性别不是天然的事实。（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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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内部最热烈的理论讨论目标就逐渐在于消解“本质论”，以及消解在吉莉根那里还能看得到的关于“女性的普遍本质”的说法（ibid., p.212）。这些理论辩论从原本对性别差异的强调，转而指出性别差异的社会或历史建构（Gildemeister and Wetterer, “Wie Geschlechter gemacht werden”, p.201）。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握住“性”与“性别”之间的差异，以此指出女性认同的特殊构成形式的历史与文化肇因。后来这种讨论甚至变得更加极端，认为我们根本不用管“性”与“性别”之间的差异，这两者的差异根本是种伪命题，因为就算是“性”，也不真的是“生物性的”或“自然的”，而是同样也是一种建构。这个令人惊讶的命题认为，根本没有自然、生物性的性别！基于这个命题展开辩论，当然并没有带来一个统一的女性主义理论，而是造成各种争议和规范—政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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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场辩论最辉煌、在理论上最创新的开端，是从两位美国女性社会学家的著作开始的：柯斯勒（Suzanne J. Kessler， 1946— ）与麦肯娜（Wendy Mckenna， 1945— ）在1978年出版的《性别：常人方法论的取径》（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这本书不只清楚表明了“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创新观点），而且还指出，人们至今几乎都没有研究过人是如何作为男人或女人而进行等级分类的。柯斯勒与麦肯娜认为，就连那些强调“性”与“性别”之间差异的学者，也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人是如何把其他人归类成某一性别的，“性别归类”（gender attribution）究竟是以什么基础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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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的性别不是那么明显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意识地去找出他们“真正”的性别的线索。这些线索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当去问人们男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几乎都包含“生殖器”。但是，在原初的互动中，一般人几乎不可能去检视对方的生殖器。这也清楚表明，这并不是真的用来当作证据的东西……（Kessler and McKenna, Gender, 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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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性别不明确的例子中，显然人际之间的行动有一种持续但复杂的过程，将互动参与者归类到某个“性别”，而且这种归类很少是根据性别特征来进行的。柯斯勒与麦肯娜认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没有问题的事，其实是一种非常需要前提的社会过程。但不只是对他人贴标签一事是很复杂的，而是“活出”或“表演出”某种性别认同也是很复杂的。这在变性现象那里特别明显，因为变性表明了原本的生理特质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女性还是男性，而是，尤其是当一个人通过手术改变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时，这个人就必须持续、努力地呈现出作为一位女性或男性。“性别是由实践所造就的”（ibid., p.153），或是，用常人方法论的说法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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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性别意指生产出女孩和男孩、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不是天然的、本质的，或生物性的。（West and Zimmerman, “Doing Gender”, 1987, p.137；着重处为约阿斯和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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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观点的学者会将这类研究回溯到1950年便已出现的常人方法论取径的“奠基者”那里去。在加芬克尔的著作《常人方法论研究》（参阅第七讲）那里，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变性人艾格尼丝的研究（“Passing and the managed achievement of sex status in an ‘intersexed’ person, part I”）。艾格尼丝在17岁之前被认为是男的，而且他的生理性征也很“正常”。但艾格尼丝觉得自己是女的，她也想用女性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最后她就接受了变性手术。加芬克尔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个人在活出新的性别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她如何学着做一位女性，如何，以及为什么要从一个性别身份跨越到另一个性别身份，这是一个持续、且必须不断重新维持的任务。因为“性别”在任何日常生活事务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加芬克尔指出，像艾格尼丝这样的变性人必须不断展演自己，让所有其他人都不会发现她“原本的”性别。加芬克尔，以及柯斯勒与麦肯娜所呈现的，其旨趣不在于“变性”这个相对少见的现象。研究变性者的行为，更多是出于一般的理论旨趣。这些研究指出了“性别”是如何被每位男性和女性习以为常地进行归类，并且如何（必须）过出这个性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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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谨记在心的是，我们研究变性人，不是因为变性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创造了性别归类，而是相反，因为这些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以非常平常的方式在创造性别的。（Kessler and McKenna, Gender, pp.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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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这些说法听起来可能并没有特别新颖或特别挑衅。人们可以说，用上这种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取向，只不过是用一种明确的目光来看到一个老现象，然后不过就是用更详细的说法来阐述“性别”为何是社会建构的而已。但事实上，柯斯勒与麦肯娜的研究所意味的更多，她们也很清楚表明了这件事。如果人们认为“性别”是建构的，那么当然就会接着问，社会现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使得至少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会形成两种——而且只有两种！——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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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在将什么规则运用在什么样的展现上，以至于在每个具体的例子中我们会觉得只有男性和女性，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依赖于特定的例子呢？（ibid.,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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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性别”归类的确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直接由生物因素方面的性别所决定的，那么不就也应该可以想见，性别并不是二分的，并不总是只能被区分为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吗？这两位学者援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指出，性别并不总是被认为只有两种的。西方社会以生物要素作为性别归类的基础，认为社会性的性别毋庸置疑地源于生物性的性别，男性总是具有男性的性征、女性总是具有女性的性征；但其他文化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其他文化那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物性的”女性只要表现出某一些男性角色行为，也可以被归为“男性”。解剖学、生理学或类似的事实，在这里一点都不重要。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也有一些文化，在其不必然只有两个性别，而是有三种或更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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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说性别身份是普遍的，可能就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会隶属于某个范畴而言是对的；但若要说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女性就是男性，也许就是错的了。（ibid.,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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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样的说法已经够挑衅的了，那么柯斯勒与麦肯娜还不只是如此而已。这两位学者，以一种在当时几乎被认为是歪门邪道的说法来追问，现代科学根据生物要素来确认男性或女性的做法，是否比一般所认为的还要更有问题。“性”是不是跟“性别”一样模糊且纠结？事实上，在性别确认上，根本没有清楚的科学准则。不论是解剖学、人类的荷尔蒙“状态”，还是基因符码，都没有提供明确的区分准则。对两性畸形的幼儿的研究指出，医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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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有XY染色体，但生殖器异常的幼儿，也仅是用阴茎的大小来区分为男孩或女孩。如果阴茎太小了，就将之分类为女孩，然后再通过变性手术给她做个人工阴道。（Lorber, Paradoxes of Gender, p.38；类似的亦可见：Hagemann-White, “Wir werden nicht zweigeschlechtlich geboren…”,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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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现在也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生物特征，所以看似客观的标准（例如基因符码）反而还让位给对阴茎大小的主观评判。对于持常人方法论观点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样的观察结果并没有特别令人惊讶之处。因为常人方法论（见第七讲）对知识社会学研究有很深的影响，其研究也总不断指出，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研究是如何受日常观念的渗透。柯斯勒与麦肯娜也同样指出这件事，而且她们也强调，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也皆以社会的文化预先假设为基础，所以不断努力——但（至今仍）徒劳无功地——尝试，论证一个很有问题的命题，即性别有两个，且只有两个（Kessler and McKenna, Gender,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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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斯勒与麦肯娜的论点倾向用激进，或令人惊讶的命题，处理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的“性/性别”的区分。她们的命题是，表面上清楚明白的“生物性别”也不是如此明确的，而是非常显然也有社会建构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文献中，这有时候也被称为“虚无假设”。哈格曼-怀特（Carol Hagemann-White， 1942— ）是如此定义虚无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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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我而言，“虚无假设”对女性生活的多样性更为开放，对于父权压迫的看法更为激进。亦即虚无假设认为：性别并非必然、自然而然原本就是两种；性别不过是不同的文化的建构而已。毕竟我们已知，人类不受区分，可塑性非常高，可以胜过荷尔蒙或基于身体特质的事实。（Hagemann-White, “Wir werden nicht zweigeschlechtlich geboren…”,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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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斯勒与麦肯娜将这种“虚无假设”关联上一种清楚的规范—政治纲要。她们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性别明确二分的典型假设，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造成性别之间的层级化，亦即造成一个让女性因为长久以来的权力关系而被迫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的过程。如果二分化与层级化是密切相关的，并且造就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后果，那么女性主义理论的任务就是要去论证，性别之间的二分并非本来就是必然的。长期来看，唯有扬弃这种性别二分法，才能有机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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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将人二分，就很难避免用一个人来评估另一个人；这也是造成蔑视或压迫的基础。当性别的表现包含了生理要素时，那么除非，且直到性别被视为社会建构的，否则我们的行动无法激进地改变我们那无法改变的地位。人们必须直面另外各种可能性的实现，以及另外各种现实的可能性。（Kessler and McKenna, Gender,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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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斯勒与麦肯娜的研究基础，是特别在英语学界中牵涉相当广泛的“性”与“性别”之间关系的基本讨论。这个争论在英美学界很快就变得很主流，因为英美学界的社会人类学通过其研究，开辟了一个（从西方的观点进行的）研究异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性别身份的领域。不过在其他国家，这种辩论并没有很快就流行开来（参阅：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9ff.）。在德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特别是从姬德麦丝特（Regine Gildemeister， 1949— ）和薇特乐（Angelika Wetterer）的文章开始，才有这方面的讨论。她们在1992年发表的《性别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探讨了这个至今主要是在英语学界所进行的争论。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因为也是很接近常人方法论的路子，所以与柯斯勒及麦肯娜很类似地指出，将“性”与“性别”区分开来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解决方案只是把生物学主义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已：虽然这种区分不再把“女性”假设为一种社会本质，但这种区分还是认为有生物本质，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并没有生物学方面的标准可以用来明确界定性别。此外，假设男女是二分的，也还是暗暗隐含着生物主义。因为，如前文提过的，即便是生物学，在二分建构上也并没有提供什么很好的指导（Gildemeister and Wetterer, “Wie Geschlechter gemacht werden”, p.20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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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是如此，如果我们同意柯斯勒与麦肯娜的命题，那么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的结论是，这样的命题会为社会学理论带来许多后果。因为如此一来，我们也不能再认为历史上有一个前社会范畴的“女性”，不能再认为是因为历史上某个时候的什么原因不断持续推动性别分化。所谓女性身体比较柔弱、怀孕期间比较脆弱等等，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性别分工的理由。因为，如果自然和文化都同时是构成人类的要素，那么虽然人们可以说女性的生育能力造就其（受到压迫的）身份，但人们也同样可以反过来说，是文化过程与社会过程让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为其受压迫的社会身份的符号。若有人想将女性（自然的）生育能力解释成性别分工的原因，那么无论如何都是在避而不谈一件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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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育可能性猜想”这样一种复杂的假设性构想，都已经是抽象与分类的结果。唯有当我们去追问，身体特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有待解释的社会分化过程中被赋予了文化意涵时，我们才能破译这种假设性的构想。（ibid.,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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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极为依赖最初由柯斯勒与麦肯娜提出的论证轴线，并且比两位美国学者还更加谨慎地仔细探讨这样一种路径的理论后果，但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却也同时让人注意到她们理论框架的一个相对令人不舒服的政治后果。因为，虽然她们似乎希望能扬弃性别二分，如同柯斯勒与麦肯娜已强调过的；但她们始终没有说清楚女性主义取向的政治目标到底是什么，而只是极端地宣称反本质论的立场。这与希望让女性能有所提升的努力是很难兼容的，或至少会产生很明显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提出一套能让女性有所提升的政治话语，那么首先必须得确定谁是女性、谁不是。但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认为，确定谁是或不是女性的做法，只是在强化与重新刻画旧的传统性别区分，但旧的传统性别区分是大家应该要克服掉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从行动理论层次来看，看不到出路”的矛盾（ibid.,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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