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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样一个悖论也让女性主义的常人方法论取向备受批评。被批评的不只是其政治计划的模糊性。还有她们希望扬弃性别二分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有道理，也是有问题的。柯斯勒与麦肯娜，以及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都认为性别二分几乎自动就会带来阶层化，但这是值得商榷的。反过来说：难道用更多样的性别可能性来消解性别二分，阶层化的思想真的就会消失了吗？种族主义的经验就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因为，例如种族主义者，不必然只认识两种不同的肤色，而是知道要准确区分不同的皮肤“色调”，好实施种族主义判断。这表明了，“范畴的多样化并不会免于阶层化，而是会提升分化可能性与阶层化可能性的数量”（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80）。性别关系领域完全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机制，消灭性别二分之后人们所希望的平等趋势可能并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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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常人方法论启发的女性主义饱受批评之处，还在于其内在的理论缺陷。这个缺陷在常人方法论之“父”，加芬克尔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即：缺乏对制度的分析。批评者认为，常人方法论因为几乎仅聚焦在所有互动的基本前提，认为制度是固定、寻常的，完全不重要，所以这类研究在中观，特别是宏观社会学方面是不足的。批评这件事的女性主义者，也指责基于常人方法论来进行论证的女性主义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造就性别差异的制度背景（Heintz and Nadai, “Geschlecht und Kontext”, p.77）。因为什么时候、在哪些具体的制度情境与关系中性别差异被刻画或消弭，是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知的。在什么样的制度背景下，两种性别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哪种制度背景下，两种性别的重要性比较小？这都必须经验地根据脉络，从不同的性别差异来加以探讨。我们不只要在社会学的日常秩序上研究“表现性别”，还应该要去研究“消除性别”（undoing gender）（这里也可以参阅：Hirschauer, “Die soziale Fortpflanzung der Zweigeschlechtlich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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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性别归属事实上是一种“成果”，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可以想见还有一种性别的消除。消除性别，就像性别的上演一样，都是同样复杂的呈现成果，而且也同样绝非是性别中立的。（Heintz and Nadai, “Geschlecht und Kontext”,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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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慈（Heintz）和娜妲依（Nadai）认为，为了能辩证地分析性别的“表现”与“消除”，宏观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是必须进行的。但面对当时微观社会学导向的“性别研究”以及类似导向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支配地位，至少在德国，人们几乎无法期待能有什么宏观社会学的基础研究（ibid.,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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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前所述，女性主义的广泛的宏观社会学研究能否有机会得以展开，是令人怀疑的；而这种怀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一种更广泛的、在国际上影响力极大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支，这个分支和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关于后现代的哲学辩论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个思想传统中，宏观社会学分析同样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人们主要也是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反思“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不过在这个女性主义理论分支中所援引的学者，部分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学者非常不一样。关于所谓的后现代的辩论，对于部分的女性主义运动来说，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不是很容易让人一目了然的；但我们以下会一步步地介绍，让读者理解其吸引力何在。要知道，即便在女性主义中，这部分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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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科学研究，在许多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从生理、社会、知识维度“证明”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而女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在讨论，科学得出的这些研究结果，究竟仅仅是因为科学实践出了差错，还是因为科学观念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参阅Sandra Harding,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s”）。如果只是科学实践出了差错，那么女性主义者可以寄望于推动女性进入科学的中心堡垒，排除错误的实践，得出更为客观的知识。但是，如果是第二个命题，亦即如果是自欧洲启蒙时代所诞生的“科学”计划，认为要生产，或希望能生产出所谓历久弥新的真理，根本就是很值得商榷的呢？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科学理论立场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关于库恩式的范式概念的争论（参阅第一讲）。例如费耶阿本德，激进地批判科学理性，想要抛弃科学理性。另一方面则来自福柯式的分析（参阅第十四讲），认为（科学）真理与权力是直接挂钩在一起的，所以根本完全没有“客观性”可言。如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理论家也运用这些论点，认为所有宏大叙事（包括科学）都已经终结了。以此而言，也难怪部分的女性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论点的启发，并加以运用，认为这对于敌视女性的科学的持存，似乎可以提出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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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热切且激进地认为后现代与女性主义必须相联结的，当属芙拉克丝（Jane Flax）。她想把整个欧洲启蒙传统都驳斥掉，因为就连康德最著名的关于“回答何谓启蒙”格言，“勇于求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都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前提。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像康德这样的启蒙哲学家，在提到能摆脱传统权威形式的人的时候，也不打算把女性算进去”（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p.42），也因为康德的认识论立场以某种男性的主体构成形式和自我意识为基础，排除了其他思维与理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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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类超验声称，都只对少数人——大部分是西方白人男性——的经验加以反思与具体化。事实上，就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女性主义者的开端亦来自对这类超验声称的质疑。这些超历史的声称，对我们来说似乎还蛮有道理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反思的是支配了我们社会世界的那些人的经验的重要面向。（ibid.,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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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芙拉克丝注意到，将后现代与女性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会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因为，如果真理或知识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和权力游戏的差别在哪？），但她还是声称，女性主义理论是批判启蒙的后现代批判阵营中的一员（ibid., p.42）。因为不存在什么超历史的知识和真理，因为知识都是与背景相关的，并且主体的形成也不是独自与孤立的，而是来自关系当中的，所以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坦承自己无法生产出终极真理（ibid., p.48）。芙拉克丝认为，虽然要坦承这件事不容易，但我们已经回不到“现代”了，因为作为现代的基础的欧洲启蒙的核心前提，是很成问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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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思想中，认为“理性已脱离了‘仅是偶然的’存在”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现在似乎还掩盖了自我对社会关系的镶嵌与依赖，以及这个自我存在的不完整性与历史特殊性。（ibid.,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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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芙拉克丝的这种说法有个问题，就是这一种对启蒙的诠释，在特殊的、西方的哲学史中，总的来看可能太片面了。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许多流派，而且这些流派正好想避免，且也避免了芙拉克丝所抱怨的偏颇问题。众所皆知，不是所有的现代哲学都接受以极端的笛卡尔怀疑作为出发点，不是所有现代社会哲学都以孤立主体作为出发点，也不是所有现代认识论都要求生产出超时间的真理。这些对芙拉克丝思路的批判无疑都非常重要，但我们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了。重要的是，芙拉克丝论点的基本特征，是很多其他学者都有的；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非美国女性哲学家、修辞学教授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 ）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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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以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获得了极高的国际知名度。书中，她以其命题的激进性成为一种女性主义的文化要角。巴特勒在这本书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她参考的学者是尼采和福柯（Gender Trouble, p.X）。她通过这两位学者，设定了她进一步的论证道路。就像在福柯早期和中期的著作中那样，巴特勒想“解构”主体概念。在她追问女性主义的主体问题的时候，以及她在论证“女性”这个范畴根本不存在的时候，解构主体概念的做法就特别明显。因为她认为，性别身份都仅是在随文化而异的政治脉络中建构的，所以性别身份也都是流动的（ibid., p.1）。这样一种立场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和其他阶级、种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女性之间的差异，会让她们的利益和问题几乎都是不一样的。女性主义运动有时候过于分化、太过国际化，使得很难对“女性”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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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这种对性别身份的脉络性的强调，一开始跟基于常人方法论来论证的学者，像是柯斯勒与麦肯娜，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为巴特勒声称，“性”不是在讨论之前就自动成立的事实，而是也属于“性别”范畴（ibid., p.6），并且解剖学上的性别，最终也无法为性别认同设下分界限（ibid., p.128f.）。然而，她也通过两个命题反驳了传统的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一，巴特勒声称（虽然她没有非常有力的经验证据），是异性恋的欲望，将社会中的性别固定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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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异性化，要求并构成了“阴柔”与“阳刚”之间分离且不对称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理解为“男性”与“女性”的表现属性。（ibid.,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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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很有可能就算是同性恋，也会在其欲望中区分成两种性别。但最后，巴特勒没有要为同性恋的身份进行正名或赋予其特权，而是要消解僵固的（个人）身份的概念与事实。这也让巴特勒在下一点也与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分道扬镳，即：第二，身份概念是有误导性的，主体概念，以及所有基于这种主体概念的哲学，也是站不住脚的。巴特勒认为，根本没有固定的主体，因为主体并非自身即如其所“是”，而是通过语言和语言游戏建构起来的。如同巴特勒在后来的著作当中详细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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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设是，言说总是以某些方式脱离我们的控制。……将言说行动与自主的主体脱钩开来，可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能动性概念，最终可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责任性概念，是即我们必须更加承认，主体是在语言中构成的，并且承认主体所创造的东西如何源自其他地方的。……一个（不同于自主的主体的）行动者，显然是在他或她被构成行动者的程度上在行动的，并且因此是在一个使外在限制得以可能的语言场域中运作的。（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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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认为，在语言背后没有主体。我们在根本上都是被说出来的。借由这个命题（虽然她后来也部分收回了这个命题，见：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特别是pp.1—31），巴特勒再次将常人方法论的立场推向极端。常人方法论的立场指出，变性者为了不断宣称自己的性别身份必须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性别身份”是一种多么困难的“成就”，以及“性别”这个范畴在日常互动当中是多么重要。但对于巴特勒来说，性别身份问题似乎会消解在一场相对混乱的身份游戏当中（而且身份最终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关于这方面的批判，可参阅：Schröter, FeMale, p.42）。例如女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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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一种过程性的概念，一种生成，一种建构，人们无法正确地说它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作为一种持续的话语实践，它在面对干涉与意义重构时都是开放的。（Butler, Gender Trouble,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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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计划。虽然不存在前话语的自我或主体，但巴特勒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存在行动可能性。相反，正是因为语言意涵的过剩阻碍了身份的最终固定，所以新的意涵总是可以不断被生产出来，语言符号的重新诠释也不断得以可能。巴特勒认为身份是一种可变的实践，一种“标示性的实践”（ibid.,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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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身份的重新概念化是一种效果，也即是被生产出来或产生出来，这种效果开启了“能动”的可能性。如果将身份范畴当作是基本且固定的，这种能动性反而会被隐密地排除掉。因为，身份作为效果，就意味着身份既不是被致命地决定好的，也不完全是人为和任意的。（ibid.,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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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里没有讲清楚的是，这种标示性的实践可以由谁或什么来加以改变（“实践”这个概念总是需要有个主体，或至少要有个主动的作为），但巴特勒在这里相对坦率地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女性主义的任务，必须通过讽刺的策略破坏在我们社会里被固定建立起来的性别二元性，“扰乱性别二元性”。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家的任务不需要大家联合起来进行，因为有将“女性”的本质给固定下来的危险，也有否认所希望的身份多样性、破坏性、流动性的危险（ibid., pp.14f.）。女性主义者的目标，也不需要把国家的审判拉进自己的阵营来执行，如禁止情色等禁令。巴特勒在这里是极为不信任国家的。对她来说，唯一的可能策略是用讽刺和滑稽的语言与非语言实践，来侵蚀现有的两性制度。至于情色禁令，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是需要的，但巴特勒却反对这件事。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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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支持的审查下，会产生语言的社会斗争与文化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能动性来自伤害，但也正是因此而有伤害。（Butler, Excitable Speech,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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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种族歧视的话语可以通过讽刺来加以破坏一样，以类似的方式来破坏性别歧视的做法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不论是种族主义的意涵还是性别主义的意涵，都不是永远固定的。对巴特勒来说，语言斗争正是这样一种手段，可以让女性主义的计划带来成功的完结，将性别二元性完全消解掉，并且——巴特勒希望——从此不再有阶层化。因为，如果没有固定的身份，阶层也就几乎无法续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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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女性主义计划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加上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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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社会性别蓝图，很接近我们那渴望消除边界的梦想和心中暗藏的希望。这个文本浮现出一个不同次元的宇宙，宣誓了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自由观念，展现出加诸我们自身存有上的限制是可以被克服的。（Schröter, FeMale,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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