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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梅洛-庞蒂精彩地阐述了身体图式的重要性，但他仅片段地澄清了身体图式是如何、以何种方式构成的，亦即如何在社会化理论方面设想身体图式的形成。梅洛-庞蒂仅仅指出了，身体经验总是与他人身体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我们身体经验的基础不能从孤立的个体出发来设想，而是必须从主体间性来看。真正进行详细研究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尤其是米德。米德早在梅洛-庞蒂之前就提到“孩童的前语言的沟通，是关于身体图式构成的重要解释环节”（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265）。并且米德也详细呈现了，孩童如何根据角色取代的模式，以及如何有能力将自己等同于他人，以建立与客体的关系。这种与物之间的关系形式，在孩童长大之后还会保留着。对于米德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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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假定客体具有实质的内在性质，让我们在与客体建立关系时经验到客体有一种对立于我们的抗力时，手与眼的合作才会构成“物”，一种恒常的客体。当我们说“内在性质”时，我们不是指某种占据内部、客体表层底下的某个东西，而是一种主动的、阻抗的性质，这种抗力的作用中心在物中。我们在与客体建立实践关系时，假定客体有一种内在性质，而这也就是说，一种出自客体本身、独立于我们的抗力。（ibid., 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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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客体内在性质有对立于我们的抗力，是因为孩童总是处于社会互动当中。当孩童还没有自我与世界之间分界的意识时，就已经会对父母和重要他人的姿态进行反应了。孩童在幼儿早期阶段时，就会发展出一种由姿态进行的沟通。而通过姿态进行沟通的前提，是必须要可以将自己等同于互动对象（父母）。对于孩童来说，这种角色取替是一种可以用来与物理对象建立关系的模式，因为物也被假设具有内在性质，会产生抗力。对物的作用力和经由姿态而对互动对象产生的作用力，是以类似的方式来被理解的。孩童的所有这些反应，会回过头来对孩童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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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澄清了行动的性质如何在面对物理客体时形成，但还没有澄清身体图式本身的形成。根据米德的说法，当我们在进一步的沟通过程中有能力达到自我认同，亦即知道我们自己具有不同于无生命对象的其他性质，认识到其他对象不具有社会性时，身体图式就形成了。也是在这时候，孩童才有可能将身体与意识区分开（ibid., p.267f.），然后才真的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传统的行动理论总是假设“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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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体对行动者来说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是通过身体图式才得到的，在主体之间构成的，那么行动者与身体的关系就深受行动者成长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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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大部分行动理论的第三项假设了，亦即认为人在面对他人与环境时具有自主性。约阿斯在这里追溯了他之前那本诠释米德思想的著作。米德与众不同地尝试反对这个第三项假设，强调行动者的原初社会性。这里我们简单再提一下。米德通过他的人类学式的沟通理论，澄清了整体的自我是如何在沟通当中才建立起来的。对米德来说，个体行动不是生物学层次上事先给予的，而是“有前提的发展结果”（ibid., p.276）。而大部分的行动理论对这件事的反思都是不足的。这里关系到的不只是个体性的形成，而且也关系到一直都很碎裂的个体性持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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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行动理性模式前提的重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此一来，我们不只清楚知道我们在描述行动过程时，必须注意到行动者的身体性与原初社会性，否则我们会无法真正了解互动的根本面向。而且我们还会注意到，在批判许多行动理论所假设的目的—手段框架，以及强调每种行动的创造面向时，也可以让我们在分析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时，改变我们的分析方向。约阿斯认为，基于实用主义思路的行动理论，认真实质考虑到行动的创造性的行动理论，也必须能适用于宏观社会学。这也是约阿斯的《行动的创造性》的第四部分。这里，他特别着重分析两个领域。他试着指出，社会运动研究由于都以理性行动模式为导向，所以都忽略了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现象：不论是资源动员理论的做法（即仅从冲突理论前提或功利主义前提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形成，见本书第八讲），还是仅从某些事先给予的规范目标的执行或实现来诠释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如斯梅尔瑟），他们的基本概念都忽略了，在社会运动中，如同象征互动论学者已尝试指出的（见本书第六讲），都会出现新的价值与行动目标，而且这是在大众行动的情境中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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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实用主义的视角，也要求“传统的”宏观社会学变迁理论要有类似的修改。如果我们认真看待约阿斯的行动模式，那么我们就几乎不会把历史当作一种会自动产生理性化过程和分化过程的进展，如韦伯和帕森斯传统下的分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我们很快就可以指出，行动者自己也会步入新的情境，然后不得不提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种过程，可以说是功能论的逻辑所无法考虑到的。约阿斯在这里进一步援用了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立场（见本书第十七讲）。他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但同样特别强调了“创造性”这个议题，而且也正因此尖锐地批判了（以分化理论来进行论证的）功能论。同时约阿斯也赞同吉登斯和贝克对功能论的批判。约阿斯认为，谈论“分化”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不是系统自身的逻辑，而是行动者，才是分化的真正推手。因此，与功能论的理论家非常不同的是，约阿斯提出了“分化问题的民主化”，以对立于卢曼并指出，决定分化过程具体形态与必然性的，可不是理论家，而是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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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着约阿斯的理论，贝克尔特（Jens Beckert, 1967— ，目前是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院院长）也基于这种实用主义行动模式指出，这种创造行动的观念对经济社会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市场过程的分析，也会不断接触到不确定的决策情境，而在决策情境当中，行动者因为缺乏确定的线索，所以必须找出创造性的解决方式。另外一方面，对于生产过程与市场过程来说非常重要的创新现象，也几乎必然要依赖以行动者的创造性为核心的行动模式（参阅：Jens Beckert, Grenzen des Marktes. Die sozialen Grundlage wirtschaftlicher Effizienz，以及：Joas and Beckert, “A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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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斯在后来的著作当中也继续探讨一些在《行动的创造性》中仅稍微碰触到的主题，并详细处理了与此相关的议题。其中也包含了上述提到的宏观社会学领域。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与分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对话。约阿斯跟吉登斯很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都特别注意到现代性中的战争暴力现象。对约阿斯来说，这个议题特别值得探讨，因为现代社会学常常都“完美避开”了这个问题，所以常常对进步抱持着很成问题的乐观态度（参阅：Joas, Kriege und Werte. Studien zur Gewa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尤其可见pp.49—86）。对战争及其原因和结果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得出除了常见的进步观之外的观点。这个主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战争可以被视为降临到历史上的典型偶然性、非必然性。战争不只是因为过于黑暗，所以常在朝向光明的“进步”当中被忽略的时期；它也是历史的交会点，因为对于行动者来说，战争经历与战争后果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可能性，以一种无法预料的规模显露出来的新的过程，映衬出人们常认为的线性历史是多么荒谬的假设。用行动理论的说法来说：行动者会以新的创造性的规划来应对战争“情境”。简单来说，“创造性”这个概念不包含规范价值。因为在战争中或在战后形成的富含创造性的计划绝非在所有道德面向上都会是“好的”。就像人们常谈到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精神中诞生的法西斯主义”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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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的详细探讨，有助于开拓宏观社会学变迁理论的想象。相同的功能，也表现在约阿斯越来越密切进行的宗教研究上（参阅：Joas, Braucht der Mensch Religion? Über Erfahrungen der Selbsttranszendenz）。宗教现象分析也可以为宏观社会学变迁过程带来一些洞见。现代化理论简单假设世俗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构成部分。但这种看法在今天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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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注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约阿斯也很系统性地构筑出他的纯理论观点。与此相关的，特别是他在1997年出版的《价值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Werte）。如同《行动的创造性》，他在《价值的形成》里也通过理论史和理论上的系统性的论证，来回答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价值约束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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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与……我们对行动脉络和经验类型的期待有关。唯有在行动脉络和经验类型中，我们才会产生“某件事有价值”的主观感觉。（Joas, Die Entstehung der Werte,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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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出发点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帕森斯到哈贝马斯，现代社会理论一直都谈到价值，但都没有认真探讨到底价值是怎么形成的，也没有分析人们如何、以及通过什么而感觉受到某些价值的约束。对此，约阿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史命题指出，关于这些问题，一些知名学者是在欧美知识史的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才产生兴趣的。出于不同的动机，以及借助极为不同的思想工具和研究结果，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有一些思想家，例如尼采（Freidrich Nietzsche）、詹姆士、涂尔干、齐美尔、舍勒（Max Scheler）、杜威，都尝试探讨过这个问题。在这之后，出于不同原因，讨论热度逐渐下降，直到社群主义辩论才重新回到主流，尤其是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的系统性的讨论（ibid., p.195）。但这些思想家的解释也总是有其问题。约阿斯在系统性地通览了这些学者的著作，对比了他们的论点并对其进行相互补充之后以一个很强烈的命题指出，价值形成于一种“自我形塑与自我超越的经验”中（ibi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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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是：当个体自我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建立起来时，当例如个人认同在对话中，或是在脱离双亲照顾的过程中形成时，价值与价值约束就形成了。但我们也不能忘了，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也完全可以是在对抗权力与避免受到排挤的过程中构成的，而且在这种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也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再关联到上述提到的宏观社会学现象，那么也可以看到，战争暴力的经历也会导致将这种暴力（如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那样）加以英雄化，又或是让人们更深信和平主义的价值。不过，如约阿斯提出的命题的第二部分指出的，价值与价值约束也会产生非日常情境下的自我超越的体验，例如宗教仪式或集体狂欢的时刻，又例如“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在极度羞耻或充满罪责、在懊悔和屈从的时候，在谈话中或自然体验中自我敞开的时候”（ibid., p.256）。约阿斯讨论了不同的学者对这方面的阐述，但他也通过丰富的价值经验现象学，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自我超越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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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形成问题，从理论上给出的答案，是经验研究计划的出发点。我们可以把“形成”这个概念区分出不同的面向，为历史社会学提供丰富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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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可以探究一项价值在历史上初次为人所宣扬的情况。第二，也可以探讨小型，但逐渐壮大的门徒团体如何捍卫价值。第三，探讨个体是如何通过例如改信宗教而形成了新的价值约束，这在历史上绝不少见。最后，第四，探究逐渐没落或被人遗忘的价值，是如何得到复兴的。（ibid., 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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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总是可以说，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偶然的情况也总是扮演着关键角色。价值绝不遵循着发展逻辑，而且对某些价值的约束也不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价值更多的是在具体行动情境中“诞生”、被接受、传播开来的。约阿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一方面在于对人权价值与普遍的人类尊严的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则把偶然性“刻意放在心上”，以此对20世纪进行分析。他也对道德普遍主义如何在具体历史当中形成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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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对于哲学来说，价值形成的偶然性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要求如何互相协调，是个很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约阿斯的立场比较接近我们在第十七讲介绍过的利科（Paul Ricoeur）。利科把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很丰富地整合在一起。当然，约阿斯对于协调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立场的尝试，其论点和利科是不一样的，约阿斯对这问题的论证策略也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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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多次提到的，实用主义伦理一直都是从行动者角度发展出来的。对杜威和米德来说，这意味着重要的不是抽象的规范证成，而是具体行动问题的解决。这让“传统的”道德理论在这里受到批判。例如米德就指责康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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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范畴律令，只是在让行动屈从于普遍化的检视，而无法发现到底什么样的行动才是最适当的。（ibid., 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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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批评康德的伦理学有一种假设，认为我们唯有依从一种所有人类都会接受的规则，才能找到具体的行动指示；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行动者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情境，其“行动也必须是在偶然的条件下拟定的”。所以对行动者来说，对于一个行动情境里什么是好的，或是正确的，“首先不是要去进行证成，而是要去看具体要求是什么”（ibid., 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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