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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82 1. 我们先来看看，对一些特别有雄心壮志且广获认可的理论综合工作，像是哈贝马斯、卢曼、吉登斯、图海纳等人的理论，在当代的探讨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其中最没有什么后续发展的，无疑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自己并没有尝试继续扩展他的行动理论纲要，他的学生对此也没有认真、系统性地尝试。也许吉登斯建构论的类型与方式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会如此停滞。与卢曼、哈贝马斯不同，吉登斯的综合工作从一开始就很少在他的研究领域加入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更多的是从不同的领域引入经验观察，以此探讨他的基础观念。对于他的作品的大众接受度来说，这是优点；但对于系统性地发展研究之路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他的著作虽然很有启发性，但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流派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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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86 卢曼理论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跟吉登斯不同，卢曼有众多弟子，这些弟子也慢慢步入“大师”之列，并且事实上尤其在德国的社会学界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当然卢曼的计划有个问题：卢曼的理论非常极端、结论明确，这种情况下，这样一种理论是否真的还能再（字面意义上的）“继续发展下去”呢？卢曼自己不是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吗？事实上，不讳言地说，卢曼学派一定程度上常常是在模仿卢曼。当然也有例外，这例外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施迪希韦（Rudolf Stichweh，1951—　）。卢曼退休后，施迪希韦接任了卢曼在比勒费尔德的教席。2012年他转任波恩大学。他以强烈的历史学导向参与了系统理论的辩论，并且一方面持续关注科学社会学与职业社会学，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所谓的“世界社会”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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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88 施迪希韦的许多历史研究，不只呈现了欧洲科学系统早期的分出阶段（如《早期现代的国家与欧洲大学》[Der frühmoderne Staat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versität. Zur Interaktion von Politik und Erziehungssystem im Prozeβ ihrer Ausdifferenzierung（16.—18. Jahrhundert）]，而且也明确以分化理论论点，探讨了大学学科分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种学科分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是碎裂分化的或功能分化的概念工具就可以掌握的。施迪希韦以此把系统理论运用到经验层面，恰当地描述了现代社会，而且做得更胜于卢曼，也比卢曼的过度强调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绝对优先性的命题还来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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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90 一方面，学科分化和功能分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科分化并不是一个系统把自己内部彼此有互补关系的部分问题，分派给一个个子系统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而是把环境片段的分化，内化进学科当中，以此进行分化的。另一方面，学科分化也和碎裂分化不一样，学科分化里的一个个并列、原则上不相同的单位，是通过与其他单位的不同一性以确认下来的。（Stichweh, Wissenschaft, Universität Professionen. Soziologische Analyse,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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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92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施迪希韦也尝试推进卢曼所谓的“世界社会”的命题，以尝试提升系统理论在热门的所谓“全球化”辩论中的阐释力。卢曼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谈到“世界社会”了，他特别在沟通理论方面为这个概念提出了论据。今天，新的传播工具和运输工具，为沟通提供了全世界联结的可能性；这使得关于国家社会的说法不论在经验上，还是理论上，都不再有意义了，因为今天就只有一个“世界社会”。施迪希韦对卢曼观念的处理，有两个地方很有趣。第一，他比卢曼更仔细地试着解释，为什么听起来和世界社会概念很相似、基于华勒斯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这种说法，以及在其他理论脉络（如贝克和吉登斯）那里出现的关于所谓“全球化”的命题，是错误的。施迪希韦认为，对华勒斯坦来说很重要的、基于经济学而提出的核心/边陲区分，是一种“旧式欧洲”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误判了可说是现代社会特质的功能分化现象（Stichweh, Die Weltgesellschaft, p.15, p.199）。世界城市与农村区域、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等等的区分，在日益重要的功能分化过程中，在经验层面都已经失去意义。出于相似的观点，全球化概念也不再适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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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94 因为这个概念首先看到的是发生学式的，至今都限于局部地区的扩展现象或去在地化现象的环节，但却没有看到同时在更高系统层次上形成的系统，没有把全球化机制看作系统自身的建立机制。（ibid.,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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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96 施迪希韦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世界的系统性质都一直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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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598 第二，不过，施迪希韦关于“世界社会”的说法之所以值得注意，也因为不同于卢曼，施迪希韦认真讨论了规范结构。卢曼对于规范问题总是抱持着几乎可说是嘲讽而冷眼旁观的态度。姑且不论关于“世界社会”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像他的追随者那样认为的那么有用，也姑且不论大部分时候这个概念太快撇开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至少在社会理论面向上很有趣。施迪希韦部分很依赖帕森斯，并相应地声称，在“世界社会”里国家负有现代性的责任，或更具体地说：负有福利国家行动的规范责任（ibid., p.58）。以此而言，施迪希韦至少与卢曼明确的反规范主义小心地保持距离，毕竟卢曼的反规范主义在经验分析上也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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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00 与卢曼保持更明确距离的人，还有另外一位系统理论代表人物：任教于毕勒费尔大学的威尔可（Helmut Willke，1954—　）。威尔可乍看之下，完全就是采用了卢曼的假设，因为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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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02 功能分化的离心动力推动了社会秩序原则的变形，彻底转变成以异构分层、多中心、去中心的形式进行配置的诸多社会自主子系统。（Willke, Ironie des Staates. Grundlinien einer Staatstheorie polyzentrischer Gesellschaft,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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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04 和卢曼一样，威尔可反对将政治想象为一个支配或指示其他子系统的最上层的社会控制中心。但是他既没有援用卢曼的“世界社会”的说法（参阅：Supervision des Staates, p.9f.），也没有卢曼那么极端，对政治的操控完全就只有讪笑而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卢曼的理论走向感到失望，而威尔可也加入这个失望行列。如果卢曼的理论计划，因为关于子系统的自身逻辑的说法很符合当时西方社会改革能力等现象，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很有吸引力的话，那么随着卢曼的操控悲观论越来越极端、仅停留在逻辑层面进行推论、在经验上越来越站不住脚的趋势，他的说法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就几乎必然遭到反对。“落户”在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像是夏普夫（Fritz Scharpf）和麦恩茨（Renate Mayntz），虽然长期钻研卢曼的理论，但后来也背弃了卢曼的理论计划，并且不同于卢曼，他们后来试着探讨集体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以描写政治过程，并且特别也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里在政治层面上推动的改革计划可以成功执行，在其他社会却不行（关于卢曼和夏普夫之间的差异，可以参阅他们在1989年的辩论：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威尔可最后也走上这条道路。威尔可令人惊讶地很依赖埃齐奥尼的巨著《积极的社会》（我们在第十八讲介绍过），精力充沛地探讨我们是否可能提出一套有说服力的操控理论。威尔可在这里的做法跟卢曼很不一样，他是从行动理论出发的，非常强烈地参照具体行动者的不同情况，以此进行论证（Systemtheorie III: Steuerungstheorie, pp.21ff.）。威尔可将民主政治理解为一种很重要的操控类型，这种操控类型不同于市场操控和层级操控。当然，他认为民主操控只能在“保持距离的参与”意义下去思考，在脉络控制的意义下去思考。（民主）政治不能命令其他子系统、指望他们能成功完成什么，不能给其他子系统下指令。威尔可认为卢曼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民主政治可以担任监督的角色，它可以促使其他功能系统进行反思。这也为操控可能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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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06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民主体制中，所有功能系统策略上都是同级别的。但为什么刚好就是政治扮演着监督审查的角色呢？不是因为政治还残留着优先性，而是因为政治本身有特殊的功能：它负责社会必要财物的生产与安全。这种功能依据暗含两个政治监督的基础原则。第一，唯有关系到“最根本的”集体财物的生产与安全方面的决策，才会受到政治的监督。第二，政治监督不能用自己的决策来取代已定下的决策，否则会伤害到功能系统的自主性。面对被证明不充分、有问题的决策，监督会把自己限制在“驳回”上，亦即限制自己只让功能系统去修改它的选项、检测它的政策选项。（Willke, Ironie des Staates, 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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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08 这种把卢曼的理论开启出一个行动理论面向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续下去，以及这种做法和卢曼关于“自我生产”的（子）系统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协调起来（批判性地指出这个问题的，可以参阅：Schimank, Theorie gesellschaftlicher Differenzierung, p.196ff.），都还需要未来有更广泛，甚至是更根本的讨论。但现在很显然的是，如果没有开启出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的面向，系统理论的论点在经验层面上的重要性势必会缩减，让整个系统理论变得非常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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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12 和“卢曼的情况”有类似发展，都和“学派首脑”小心保持距离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期图海纳的反结构主义社会学。图海纳“提拔”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事和学生，但其中至少有部分人走出了自己的路。值得一提的首先当属杜贝（François Dubet，1946—　）和韦耶维欧卡（Michel Wieviroka，1946—　），他们在经验研究方面有明显的拓展。图海纳的研究素材主要专注在社会运动上，以此建立起他的时代诊断反思。他的学生则超越图海纳的做法，在经验层面上研究了更广泛的议题类型，为图海纳的理论思考提供了补充说明。杜贝的研究重点不只在社会运动领域，而且也包括了城市、青少年、移民、职业和教育社会学（例如可参阅：Dubet, La Galère: jeunes en survie, 1987; Dubet and Didier Lapeyronnie, Les quartiers d’exil, 1992）。韦耶维欧卡则以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分析而闻名（Wieviroka, Sociétés et Terroisme, 1988; Wieviroka et al. La France raciste, 1992; La différence, 2001; La violen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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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14 这样一种经验研究领域的扩展不是偶然的。这更多地表达了与理论观点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至少在图海纳著作发展的中期，他们与图海纳保持距离的态度就已经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图海纳深信有一种新的大型社会运动将会出现，取代之前的劳工运动的位置，就算是在90年代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信念。但杜贝和韦耶维欧卡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认为，社会结构有时候会变得太过异质与不稳定，使得我们无法说可以在主题方面专注于一个社会运动上。因此，他们非常有意识地探讨人们以前所谓的“社会问题”的光谱，但不会奢望社会问题能广泛动员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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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16 尤其是杜贝，明确对此提出了理论反思（参阅Sociologie de l’expérience, 1994）。杜贝很像他的老师图海纳，也对所谓的“古典社会学”的观念提出批评，但他的批评比他的老师更尖锐。所谓的“古典社会学”认为，通过规范的内化过程，可以平顺地将个体整合进稳定的“社会”当中。杜贝认为，这样一种认为个体与制度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有一个单一整体性的想象，今天在经验层面不再是可取的。社会的制度结构变得更是充满裂纹的，乃至解体的。也因为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况，行动者也必须遵循极为不同、常常几乎无法相互协调的行动逻辑。这最终也意味着，（图海纳式的）单一社会中心冲突的图像不再符合现实了（Sociologie de l’expérience, p.15），因为就连这种深受冲突理论影响的想象，也就是以（错误的）单一整体假设为基础，认为某些特定的行动者能够针对这样一种单一整体来进行抗争。所以，杜贝比晚期图海纳（见本书第十六讲）还要更强调，我们必须放弃一种“历史主体”的观念，而且要看到各种社会运动（注意，是复数的“各种”！），如何因其不同的动员形式和规范计划具有的差异性（ibid., p.214ff.,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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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18 如同杜贝尝试用他自己的经验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时候，一方面，系统、制度、社会就出现了分裂，另一方面各行动者之间也会出现分裂，而这是“古典社会学”的思想工具所无法处理的。不论是（韦伯或涂尔干意义下的）“古典的自主个体”，还是马克思脉络下的概念，如“异化”“危机”“矛盾”，今天都已经没有揭露现实的力量了（ibid., p.58）。杜贝清楚指出，例如“异化”经验，必须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制度脉络，人们才有被排除、异化可言。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对于主体来说，重点越来越在于不断（有时候还带点疑虑）地追寻认同，而且再也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保证这种认同的稳定性（ibid.,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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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20 也就是说，系统和制度已经失去了以前曾经拥有，或也许只是假设拥有过的超稳定性、联结个体的力量。社会学（尤其杜贝极为尖锐，但并不是没有说服力地特别针对结构主义和系统理论）已经很理智地回应了这个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对所有结构与系统的超稳定构造感到怀疑，并也因此开始发现行动理论是值得注意的（ibid., p.79）。杜贝很赞同这种发展趋势，甚至还希望推动这个趋势。他建议，把“行动”这个概念替换成“社会经验”，因为社会经验不像行动概念那样受到很成问题的理性假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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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22 经验是一种认知活动，它是一种建构真实、“证明”真实、用真实来进行实验的方式。经验建构了知性与理性范畴之外的现象。（ibid.,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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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24 杜贝的这个“经验”概念虽然很有趣，也正好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可参阅：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很重要，但他却没有在理论上继续处理这个概念。杜贝只是把经验概念当作一种标签来描绘一种时代诊断，强调稳定制度形式的解体。不过，由于杜贝没有认真处理行动概念与经验概念，所以他的诊断没有完整的说服力，而我们因此也可以好奇，究竟“图海纳的情况”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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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28 哈贝马斯的圈子中，其弟子和同事中显著转向的，首先当属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　），继承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席的学者。他在80年代担任过哈贝马斯的助理，早期专注的是广义上的“冲突理论”的社会理论，并尝试强化某些哈贝马斯早期可以发现到，但随着著作的发展就逐渐湮没不见的想法。其研究成果是他在1986年出版的探讨批判理论、福柯，以及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在该书中，霍耐特批评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分，以及以区分为基础的演化理论（见本书第十讲）。因为这种区分掩盖了一件事，即所有领域的社会制度结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团体之间的斗争和协商过程的结果。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正是基于他那特殊的演化理论的路径，将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描述为自然而然就会进行下去的（学习）过程，哈贝马斯的这种做法阻碍了一种可能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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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30 将社会秩序理解为一种在通过文化而整合起来的团体之间，由制度所中介的沟通关系。而只要社会的权力分配是不对称的，这种沟通关系就会是以社会斗争作为媒介来进行的。（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p.334；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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