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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理论的思想，在霍耐特出版于1992年的教授资格论文《为承认而斗争》（Der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e）中，又进一步地延伸下去。如该书的书名指出的，“承认”概念在理论策略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霍耐特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很依赖哈贝马斯的思想，但他同时“不再从语言理论，而是从承认理论”来把握哈贝马斯的沟通范式（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p.103）。这是什么意思？霍耐特的论证方向确切来说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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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承认”这个术语在早期黑格尔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术语是用来掌握人类在不同社会斗争阶段中的道德发展，而这也显然很好地表达了霍耐特的“冲突理论”的意图。对于霍耐特来说，这个概念有很多优点。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历史过程理解为一种不同团体或阶级之间，为了某种制度结构而进行的斗争。只要社会团体或阶级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斗争就会继续下去。霍耐特在其他地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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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预料到认知发展理论会受到唯物论的反对，因而将类属的道德学习过程，回溯到一种负面的实际斗争经验，其中，主体旨在争取其身份的法律承认与社会承认。将“社会斗争”转变成这样一种概念，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即便在今天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种社会斗争概念可以开启一种理论可能性，将历史过程阐释为有倾向性的道德冲突与道德辩论的过程。（Honneth, “Moralische Entwicklung und sozialer Kampf. Sozialphilosophische Lehren aus dem Frühwerk He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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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承认概念，不只可以保留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逐渐丧失的马克思的冲突理论环节。而且同时，如上面引文最后指出的，承认概念还可以避免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因为马克思将社会阶级的斗争最终简化成经济利益冲突。“承认”能把握到的更多，因为，当承认受到了损害，这种感觉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不公正造成的，而且也来自例如文化方面的蔑视、语言的歧视等等。这让承认概念不只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对如罗尔斯的那种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提出扎实的批判，因为霍耐特很有道理地指出，蔑视的感觉不只源于社会的不符合正义的财物分配。此外，承认概念还很适合参与由各种不同的集体权利进行协商的当代辩论，像是女性主义关于女权的讨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关于伦理群体或语言群体的政治再现的辩论。最后，承认概念还可以减少哈贝马斯的时代诊断的理性特质。哈贝马斯的时代诊断里提出的社会病态，完全就只有一种，即系统对广泛的日常沟通理性造成了限制。但霍耐特认为，除此之外我们也完全可以再提出其他种类的社会病态，例如社会凝聚力的崩解；而且，一种转向承认理论的沟通理论，恰好比哈贝马斯的理论工具更适合用来掌握这样一些其他种类的社会病态（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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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霍耐特通过不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化理论研究所指出的，团体与阶级行动以及个体的道德行为，的确直觉地受到正义观念引导；如果在团体与阶级行动以及个体的道德行为中，正义观念的确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且与自我尊严、名誉、操守是否得到尊重有关，那么一种沟通理论式的社会理论，就必须以不同于哈贝马斯所建议的那样来进行。因为，很显然地，“在获得社会承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沟通行动都具备道德前提”（ibid., p.99；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霍耐特在这里批评哈贝马斯，说他从未真正将这个前提当作主题来讨论，也没有关注到每次沟通的道德基础，所以他的时代诊断非常片面，某些方面也不太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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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霍耐特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立场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论证要求，有两大问题是他必须处理的。第一，他必须明确提出不同的承认与蔑视形式。这任务他在其著作《为承认而斗争》中完成了。在该书中，他通过对黑格尔和米德的著作进行评注，诠释出这两人的思想里可以发现到的承认概念的分化，以及可以从这两人的思想里可以指出的蔑视形式。但是他不能只停留在黑格尔和米德的著作评注中，而是显然还必须走出来，至少通过一种正规的人类学以阐述承认和蔑视究竟意味着什么。霍耐特自称，“用人类学概念取代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以更广泛地解释社会互动的道德前提，是一个艰难的任务”（ibid., p.101）。在他一些较新的论文里，尤其是他在回应他的批评者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ibid., pp.171—192；霍耐特在这方面最仔细的阐述，可见：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但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承认概念是不是被加上太多超过它原初任务的负担了？一个冲突导向的主体间性概念其实也不必回答所有基于行动理论的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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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霍耐特认为，基于扎实的人类学而来的承认与蔑视现象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亦是霍耐特在处理的第二个大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发展出一套朝向他所谓的“病理学”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参阅：Honneht, “Zur Zukunf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p.62f.）的研究纲领，真正与其他时代诊断（包含哈贝马斯的时代诊断）一争高下。也就是说，原则上，霍耐特必须能够切实地确定，现代社会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地方会有真正的蔑视存在。若他能成功做到这件事，那么他就能指出至今仍建在的、与批判理论密切相关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究竟在研究什么，因为霍耐特担任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直到2018年才卸下所长职务。但无论如何，这个由霍耐特所推动的理论方向，很显然比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例子都还要更背离了“学派首脑”。当然这不是说原本哈贝马斯的理论水平不够；毋宁是说，这表现出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可以开启哪些非常不同的探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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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前文在介绍法国社会学与社会理论时，只讨论到图海纳的理论体系研究状态的后续发展，也就是其弟子的后续发展形式。我们大可把同样的讨论方式在布迪厄这里“操演一遍”，探讨布迪厄的一位很有趣的弟子华康德（Loïc Wacquant，1960— ）。但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恰当，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忽略法国社会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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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始自青年世代极端地摒弃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转向了法国的[如利科（Paul Ricœur）]、德国的和英国的行动理论。科学史学家多斯（François Dosse）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科学的人文化”过程。青年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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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终于发现了一种表达形式与精神工具，在不需要有目的论的假设情况下追寻意义，不需要偏好历史主义就能发挥他们对于历史性的敏锐度，不需要行动主义就可以表现出他们的行动需求。（Dosse, L’empire du sens: L’homanisation des sciences humaines,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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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转变正好在我们的时代能让一些重要的工作更加丰富，所以我们在介绍法国较新的社会理论时，不能不对此作一个相对仔细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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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在介绍这个转变时用的概念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些青年世代在反对谁或是什么，就会比较好懂了。关于这点，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 1940— 。顺带一提，他是布迪厄的学生）和夏佩洛（Eve Chiapello， 1965— ）的说法最为清楚。这两位学者强调，法国社会学在60和70年代（这时候正是结构主义和布迪厄的天下）卷入了一个论证结构，而且这个论证结构有很值得注意的矛盾之处。一方面，社会现实在这里被描述成由一种不变的法则所控制着，另一方面，宣称有一种不变法则的社会科学家却又积极支持左派运动，积极介入各种事件、想改变世界。此外，还有一个更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人们抱怨纯粹科学性的立场，总是在将道德价值与个体理念揭露成一种意识形态；但另外一方面，当这些人作为科学家时，自己却也带着批判的理想，因为唯有如此，他们的揭露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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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张力在布迪厄的统治社会学里最为明显。布迪厄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发现“机制”，正是这种机制让统治以每时每刻运行，让统治表现成颠扑不破的法则。同时布迪厄又要求我们，要以将个体从权力和外在干涉当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解放个体。但是如果真如这样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关系利益冲突，一切都只关系权力关系，并且这牵涉固有的社会秩序法则，那么一位昆虫学家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激愤的批判态度，而不是冷静的态度来研究蚂蚁社会？但这样做的用处在哪？（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in der Dynamik des Kapitalismus und der normative Wandel”, 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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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结构主义，而且也与布迪厄针锋相对的论证方式，也为我们说明了多斯在标示青年世代的理论计划时所提到的一些“抽象”概念。像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这样批评结构主义者和布迪厄的人，自己不会以“目的论”的方式来进行论证，亦即不会假设有一个历史终点；也不会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进行假设，亦即不会认为社会过程有一个必然的、符合法则的过程。也因为这些批评者意识到历史的偶然性，所以行动都非常谨慎，不会扮演如先知一般的“行动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历史时刻已经来临了。这里有个概念出现了，即“偶然性”。这个概念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例如常人方法论和象征互动论这两个在法国知识图景中长期以来被完全忽视的理论，会在法国青年世代中被广泛接受。因为，正是这些从所谓诠释的范式（参阅本书第六、第七讲）中得出的洞见，清楚显示了行动者必须在非常特殊的情境和偶然的状态当中做决定。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的命题认为，行动不再是可以被简单预见或推导出来的，而且行动者的行为也不再是简单和规范与规则相一致的，而是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在非常复杂的诠释过程中持续协商与修改的。借着这种命题，以前也许只是稍微感觉到的对结构主义思想体系的不安感，现在显然毫无疑问可以在理论上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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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看待行动的理论视角，也让人们重新评估了价值与规范的角色。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大多没有认真看待价值与规范，只是将之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具，或是错误意识的表现。但青年世代不同，他们重新靠向了古典社会理论的一个问题，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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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问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而不是将之先验地化约成单纯的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且还认为行动者对其毫无影响。（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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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暗指，人们要认真看待行动者的价值与规范、价值与规范的批判形式和证成，但不用立刻就将价值与规范视作意识形态而加以指责。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把他们这个看法总结成一个好记的说法：所谓的批判的（亦即结构主义—决定论式的）社会学，最终必须替换成一种批判社会学（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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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来博尔坦斯基跟不同的学者合作，在发表的不同作品中都提出了这样的计划。其中，他与经济学家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合写并于1991年出版的《论正当化》（De la justification. Les économies de la grandeur），也许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如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开头所解释的，他们的任务是对话语中的行动者的不同正当化逻辑进行分类，并且从经验层面指出，人们是如何提出正当理由与形成共识的。他们反驳了传统的共识与冲突的二分法（De la justification, p.39）。在纵览了政治哲学史后，他们首先处理了六种“正当化体制”或“提出理由的形式”。人们会在不同的情境运用这些正当化体制，通过一种普遍的类型与方式来将某些决策加以正当化或加以批判。他们用非常原创的用语，将之称为六种“城邦”，因为在政治哲学史中有不同的特定城邦类型，为个体实现宏大（grandeur）抱负提供不同背景，而个体必须在公共话语中提出相应的各种论点作为依据。例如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 354—430）的“天主之城”所要求的理由依据，就跟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商人之城”所要求的不一样。具体来说，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区分出：神启之城（cité inspirée），其伟大来自神圣性，意思是，其中提出正当理由的策略在于指出事物或人的神圣性；家所之城（cité domestique），其伟大属于头生子、最年长的人等等；意见之城（cité de l’opinion），其伟大取决于许许多多的他人的意见；公民之城（cité civique），其伟大属于政治上的民意代表；商人之城（cité marchande），其伟大的人，是懂得把握市场机会的人；产业之城（cité industrielle），其伟大在于在既定方法中发挥效率（ibid., pp.10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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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个看来似乎很引人注意的话语分析的这些“打包起来”的研究结果，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进一步研究了经济企业里的决策过程与讨论过程。尤其是在博尔坦斯基的推动下，这个研究计划至少得出了三个理论洞见。第一，最明显地，在经济领域里，这六种提出理由的形式都会用上（当然程度不一）。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里没有一种正当化策略占据支配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每次的决策情境都有其模糊性，因为协商过程是不同的行动者在不同的论证运用中进行的（这里也可参阅：Wagner, “Die Soziologie der Genese sozialer Institutionen”, p.472）。适用于这个经济决策过程研究的途径，就是我们在诠释范式那里也可以看到的纯粹的行动理论。但这个研究计划当然还有更进一步之处，因为博尔坦斯基——这也是其理论方面的第二个重点——也总是致力于在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他和夏佩洛后来共同撰写著作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种新的“城邦”，“项目之城”（cité par projets），同时一些概念，如创造性、灵活性、创新性，在20世纪中也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效率话语（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pp.463ff.; 亦见：Boltanski and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 1999）。为了探讨这件事，这两位作者必须发展出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类型学，亦即必须采取宏观分析，而这是诠释范式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退避三舍的事。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清楚指出，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不是暗指一种观念论的途径，不是认为我们只研究话语、不需要看“现实”的经济结构。他们更多的是说，正当化的话语会反过来对“真正的现实”起作用，如此才能将某些资本主义积累形式加以正当化，并以此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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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阻碍积累的力量给调动起来。如果人们认真看待我们所介绍的正当化策略，那么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利润都是正当的，不是生财都会被认为有道的，不是任何一种积累（不管这种积累快不快、重不重要）都是被允许的。（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p.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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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同时也是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及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都只谈到“一种”资本主义，以及这种资本主义不具规范的“逻辑”，亦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只有利益计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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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三，博尔坦斯基的计划也明显力求对社会变迁的社会学作出贡献，因为他也问，新的正当化体制，新的“城邦”，是如何进入生活的，如何得以执行，其中精英扮演哪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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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化体制的变迁，与一个尝试避免自身利益与范围扩大受到阻碍的团体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团体试图发现新的成功之路与承认之路，可以让他们不需要为他们在某个时间点具有正当性的选择标准进行说明。（ibid., p.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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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没有明说，但他们的“规范变迁的动态模式”，与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那种文化理论论点，有很好的衔接能力，同时他们也暗暗地批判了缺乏行动者的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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