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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卢曼的情况”有类似发展，都和“学派首脑”小心保持距离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期图海纳的反结构主义社会学。图海纳“提拔”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事和学生，但其中至少有部分人走出了自己的路。值得一提的首先当属杜贝（François Dubet，1946— ）和韦耶维欧卡（Michel Wieviroka，1946— ），他们在经验研究方面有明显的拓展。图海纳的研究素材主要专注在社会运动上，以此建立起他的时代诊断反思。他的学生则超越图海纳的做法，在经验层面上研究了更广泛的议题类型，为图海纳的理论思考提供了补充说明。杜贝的研究重点不只在社会运动领域，而且也包括了城市、青少年、移民、职业和教育社会学（例如可参阅：Dubet, La Galère: jeunes en survie, 1987; Dubet and Didier Lapeyronnie, Les quartiers d’exil, 1992）。韦耶维欧卡则以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分析而闻名（Wieviroka, Sociétés et Terroisme, 1988; Wieviroka et al. La France raciste, 1992; La différence, 2001; La violen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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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经验研究领域的扩展不是偶然的。这更多地表达了与理论观点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至少在图海纳著作发展的中期，他们与图海纳保持距离的态度就已经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图海纳深信有一种新的大型社会运动将会出现，取代之前的劳工运动的位置，就算是在90年代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信念。但杜贝和韦耶维欧卡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认为，社会结构有时候会变得太过异质与不稳定，使得我们无法说可以在主题方面专注于一个社会运动上。因此，他们非常有意识地探讨人们以前所谓的“社会问题”的光谱，但不会奢望社会问题能广泛动员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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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杜贝，明确对此提出了理论反思（参阅Sociologie de l’expérience, 1994）。杜贝很像他的老师图海纳，也对所谓的“古典社会学”的观念提出批评，但他的批评比他的老师更尖锐。所谓的“古典社会学”认为，通过规范的内化过程，可以平顺地将个体整合进稳定的“社会”当中。杜贝认为，这样一种认为个体与制度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有一个单一整体性的想象，今天在经验层面不再是可取的。社会的制度结构变得更是充满裂纹的，乃至解体的。也因为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况，行动者也必须遵循极为不同、常常几乎无法相互协调的行动逻辑。这最终也意味着，（图海纳式的）单一社会中心冲突的图像不再符合现实了（Sociologie de l’expérience, p.15），因为就连这种深受冲突理论影响的想象，也就是以（错误的）单一整体假设为基础，认为某些特定的行动者能够针对这样一种单一整体来进行抗争。所以，杜贝比晚期图海纳（见本书第十六讲）还要更强调，我们必须放弃一种“历史主体”的观念，而且要看到各种社会运动（注意，是复数的“各种”！），如何因其不同的动员形式和规范计划具有的差异性（ibid., p.214ff.,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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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杜贝尝试用他自己的经验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时候，一方面，系统、制度、社会就出现了分裂，另一方面各行动者之间也会出现分裂，而这是“古典社会学”的思想工具所无法处理的。不论是（韦伯或涂尔干意义下的）“古典的自主个体”，还是马克思脉络下的概念，如“异化”“危机”“矛盾”，今天都已经没有揭露现实的力量了（ibid., p.58）。杜贝清楚指出，例如“异化”经验，必须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制度脉络，人们才有被排除、异化可言。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对于主体来说，重点越来越在于不断（有时候还带点疑虑）地追寻认同，而且再也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保证这种认同的稳定性（ibid.,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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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系统和制度已经失去了以前曾经拥有，或也许只是假设拥有过的超稳定性、联结个体的力量。社会学（尤其杜贝极为尖锐，但并不是没有说服力地特别针对结构主义和系统理论）已经很理智地回应了这个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对所有结构与系统的超稳定构造感到怀疑，并也因此开始发现行动理论是值得注意的（ibid., p.79）。杜贝很赞同这种发展趋势，甚至还希望推动这个趋势。他建议，把“行动”这个概念替换成“社会经验”，因为社会经验不像行动概念那样受到很成问题的理性假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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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一种认知活动，它是一种建构真实、“证明”真实、用真实来进行实验的方式。经验建构了知性与理性范畴之外的现象。（ibid.,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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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贝的这个“经验”概念虽然很有趣，也正好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可参阅：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很重要，但他却没有在理论上继续处理这个概念。杜贝只是把经验概念当作一种标签来描绘一种时代诊断，强调稳定制度形式的解体。不过，由于杜贝没有认真处理行动概念与经验概念，所以他的诊断没有完整的说服力，而我们因此也可以好奇，究竟“图海纳的情况”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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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圈子中，其弟子和同事中显著转向的，首先当属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 ），继承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席的学者。他在80年代担任过哈贝马斯的助理，早期专注的是广义上的“冲突理论”的社会理论，并尝试强化某些哈贝马斯早期可以发现到，但随着著作的发展就逐渐湮没不见的想法。其研究成果是他在1986年出版的探讨批判理论、福柯，以及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在该书中，霍耐特批评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分，以及以区分为基础的演化理论（见本书第十讲）。因为这种区分掩盖了一件事，即所有领域的社会制度结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团体之间的斗争和协商过程的结果。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正是基于他那特殊的演化理论的路径，将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描述为自然而然就会进行下去的（学习）过程，哈贝马斯的这种做法阻碍了一种可能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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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秩序理解为一种在通过文化而整合起来的团体之间，由制度所中介的沟通关系。而只要社会的权力分配是不对称的，这种沟通关系就会是以社会斗争作为媒介来进行的。（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p.334；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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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理论的思想，在霍耐特出版于1992年的教授资格论文《为承认而斗争》（Der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e）中，又进一步地延伸下去。如该书的书名指出的，“承认”概念在理论策略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霍耐特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很依赖哈贝马斯的思想，但他同时“不再从语言理论，而是从承认理论”来把握哈贝马斯的沟通范式（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p.103）。这是什么意思？霍耐特的论证方向确切来说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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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承认”这个术语在早期黑格尔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术语是用来掌握人类在不同社会斗争阶段中的道德发展，而这也显然很好地表达了霍耐特的“冲突理论”的意图。对于霍耐特来说，这个概念有很多优点。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历史过程理解为一种不同团体或阶级之间，为了某种制度结构而进行的斗争。只要社会团体或阶级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斗争就会继续下去。霍耐特在其他地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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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预料到认知发展理论会受到唯物论的反对，因而将类属的道德学习过程，回溯到一种负面的实际斗争经验，其中，主体旨在争取其身份的法律承认与社会承认。将“社会斗争”转变成这样一种概念，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即便在今天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种社会斗争概念可以开启一种理论可能性，将历史过程阐释为有倾向性的道德冲突与道德辩论的过程。（Honneth, “Moralische Entwicklung und sozialer Kampf. Sozialphilosophische Lehren aus dem Frühwerk He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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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承认概念，不只可以保留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逐渐丧失的马克思的冲突理论环节。而且同时，如上面引文最后指出的，承认概念还可以避免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因为马克思将社会阶级的斗争最终简化成经济利益冲突。“承认”能把握到的更多，因为，当承认受到了损害，这种感觉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不公正造成的，而且也来自例如文化方面的蔑视、语言的歧视等等。这让承认概念不只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对如罗尔斯的那种普遍主义的道德理论提出扎实的批判，因为霍耐特很有道理地指出，蔑视的感觉不只源于社会的不符合正义的财物分配。此外，承认概念还很适合参与由各种不同的集体权利进行协商的当代辩论，像是女性主义关于女权的讨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关于伦理群体或语言群体的政治再现的辩论。最后，承认概念还可以减少哈贝马斯的时代诊断的理性特质。哈贝马斯的时代诊断里提出的社会病态，完全就只有一种，即系统对广泛的日常沟通理性造成了限制。但霍耐特认为，除此之外我们也完全可以再提出其他种类的社会病态，例如社会凝聚力的崩解；而且，一种转向承认理论的沟通理论，恰好比哈贝马斯的理论工具更适合用来掌握这样一些其他种类的社会病态（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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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霍耐特通过不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化理论研究所指出的，团体与阶级行动以及个体的道德行为，的确直觉地受到正义观念引导；如果在团体与阶级行动以及个体的道德行为中，正义观念的确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且与自我尊严、名誉、操守是否得到尊重有关，那么一种沟通理论式的社会理论，就必须以不同于哈贝马斯所建议的那样来进行。因为，很显然地，“在获得社会承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沟通行动都具备道德前提”（ibid., p.99；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霍耐特在这里批评哈贝马斯，说他从未真正将这个前提当作主题来讨论，也没有关注到每次沟通的道德基础，所以他的时代诊断非常片面，某些方面也不太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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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霍耐特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立场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论证要求，有两大问题是他必须处理的。第一，他必须明确提出不同的承认与蔑视形式。这任务他在其著作《为承认而斗争》中完成了。在该书中，他通过对黑格尔和米德的著作进行评注，诠释出这两人的思想里可以发现到的承认概念的分化，以及可以从这两人的思想里可以指出的蔑视形式。但是他不能只停留在黑格尔和米德的著作评注中，而是显然还必须走出来，至少通过一种正规的人类学以阐述承认和蔑视究竟意味着什么。霍耐特自称，“用人类学概念取代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以更广泛地解释社会互动的道德前提，是一个艰难的任务”（ibid., p.101）。在他一些较新的论文里，尤其是他在回应他的批评者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ibid., pp.171—192；霍耐特在这方面最仔细的阐述，可见：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但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承认概念是不是被加上太多超过它原初任务的负担了？一个冲突导向的主体间性概念其实也不必回答所有基于行动理论的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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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霍耐特认为，基于扎实的人类学而来的承认与蔑视现象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亦是霍耐特在处理的第二个大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发展出一套朝向他所谓的“病理学”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参阅：Honneht, “Zur Zukunf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p.62f.）的研究纲领，真正与其他时代诊断（包含哈贝马斯的时代诊断）一争高下。也就是说，原则上，霍耐特必须能够切实地确定，现代社会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地方会有真正的蔑视存在。若他能成功做到这件事，那么他就能指出至今仍建在的、与批判理论密切相关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究竟在研究什么，因为霍耐特担任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直到2018年才卸下所长职务。但无论如何，这个由霍耐特所推动的理论方向，很显然比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例子都还要更背离了“学派首脑”。当然这不是说原本哈贝马斯的理论水平不够；毋宁是说，这表现出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可以开启哪些非常不同的探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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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前文在介绍法国社会学与社会理论时，只讨论到图海纳的理论体系研究状态的后续发展，也就是其弟子的后续发展形式。我们大可把同样的讨论方式在布迪厄这里“操演一遍”，探讨布迪厄的一位很有趣的弟子华康德（Loïc Wacquant，1960— ）。但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恰当，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忽略法国社会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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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始自青年世代极端地摒弃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转向了法国的[如利科（Paul Ricœur）]、德国的和英国的行动理论。科学史学家多斯（François Dosse）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科学的人文化”过程。青年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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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终于发现了一种表达形式与精神工具，在不需要有目的论的假设情况下追寻意义，不需要偏好历史主义就能发挥他们对于历史性的敏锐度，不需要行动主义就可以表现出他们的行动需求。（Dosse, L’empire du sens: L’homanisation des sciences humaines,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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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转变正好在我们的时代能让一些重要的工作更加丰富，所以我们在介绍法国较新的社会理论时，不能不对此作一个相对仔细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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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在介绍这个转变时用的概念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些青年世代在反对谁或是什么，就会比较好懂了。关于这点，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 1940— 。顺带一提，他是布迪厄的学生）和夏佩洛（Eve Chiapello， 1965— ）的说法最为清楚。这两位学者强调，法国社会学在60和70年代（这时候正是结构主义和布迪厄的天下）卷入了一个论证结构，而且这个论证结构有很值得注意的矛盾之处。一方面，社会现实在这里被描述成由一种不变的法则所控制着，另一方面，宣称有一种不变法则的社会科学家却又积极支持左派运动，积极介入各种事件、想改变世界。此外，还有一个更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人们抱怨纯粹科学性的立场，总是在将道德价值与个体理念揭露成一种意识形态；但另外一方面，当这些人作为科学家时，自己却也带着批判的理想，因为唯有如此，他们的揭露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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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张力在布迪厄的统治社会学里最为明显。布迪厄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发现“机制”，正是这种机制让统治以每时每刻运行，让统治表现成颠扑不破的法则。同时布迪厄又要求我们，要以将个体从权力和外在干涉当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解放个体。但是如果真如这样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关系利益冲突，一切都只关系权力关系，并且这牵涉固有的社会秩序法则，那么一位昆虫学家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激愤的批判态度，而不是冷静的态度来研究蚂蚁社会？但这样做的用处在哪？（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in der Dynamik des Kapitalismus und der normative Wandel”, 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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