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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0 这种反结构主义，而且也与布迪厄针锋相对的论证方式，也为我们说明了多斯在标示青年世代的理论计划时所提到的一些“抽象”概念。像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这样批评结构主义者和布迪厄的人，自己不会以“目的论”的方式来进行论证，亦即不会假设有一个历史终点；也不会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进行假设，亦即不会认为社会过程有一个必然的、符合法则的过程。也因为这些批评者意识到历史的偶然性，所以行动都非常谨慎，不会扮演如先知一般的“行动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历史时刻已经来临了。这里有个概念出现了，即“偶然性”。这个概念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例如常人方法论和象征互动论这两个在法国知识图景中长期以来被完全忽视的理论，会在法国青年世代中被广泛接受。因为，正是这些从所谓诠释的范式（参阅本书第六、第七讲）中得出的洞见，清楚显示了行动者必须在非常特殊的情境和偶然的状态当中做决定。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的命题认为，行动不再是可以被简单预见或推导出来的，而且行动者的行为也不再是简单和规范与规则相一致的，而是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在非常复杂的诠释过程中持续协商与修改的。借着这种命题，以前也许只是稍微感觉到的对结构主义思想体系的不安感，现在显然毫无疑问可以在理论上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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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2 这样一种看待行动的理论视角，也让人们重新评估了价值与规范的角色。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大多没有认真看待价值与规范，只是将之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具，或是错误意识的表现。但青年世代不同，他们重新靠向了古典社会理论的一个问题，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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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4 去追问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而不是将之先验地化约成单纯的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且还认为行动者对其毫无影响。（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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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6 这也暗指，人们要认真看待行动者的价值与规范、价值与规范的批判形式和证成，但不用立刻就将价值与规范视作意识形态而加以指责。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把他们这个看法总结成一个好记的说法：所谓的批判的（亦即结构主义—决定论式的）社会学，最终必须替换成一种批判社会学（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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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68 事实上，后来博尔坦斯基跟不同的学者合作，在发表的不同作品中都提出了这样的计划。其中，他与经济学家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合写并于1991年出版的《论正当化》（De la justification. Les économies de la grandeur），也许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如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开头所解释的，他们的任务是对话语中的行动者的不同正当化逻辑进行分类，并且从经验层面指出，人们是如何提出正当理由与形成共识的。他们反驳了传统的共识与冲突的二分法（De la justification, p.39）。在纵览了政治哲学史后，他们首先处理了六种“正当化体制”或“提出理由的形式”。人们会在不同的情境运用这些正当化体制，通过一种普遍的类型与方式来将某些决策加以正当化或加以批判。他们用非常原创的用语，将之称为六种“城邦”，因为在政治哲学史中有不同的特定城邦类型，为个体实现宏大（grandeur）抱负提供不同背景，而个体必须在公共话语中提出相应的各种论点作为依据。例如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 354—430）的“天主之城”所要求的理由依据，就跟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商人之城”所要求的不一样。具体来说，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区分出：神启之城（cité inspirée），其伟大来自神圣性，意思是，其中提出正当理由的策略在于指出事物或人的神圣性；家所之城（cité domestique），其伟大属于头生子、最年长的人等等；意见之城（cité de l’opinion），其伟大取决于许许多多的他人的意见；公民之城（cité civique），其伟大属于政治上的民意代表；商人之城（cité marchande），其伟大的人，是懂得把握市场机会的人；产业之城（cité industrielle），其伟大在于在既定方法中发挥效率（ibid., pp.10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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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0 借着这个看来似乎很引人注意的话语分析的这些“打包起来”的研究结果，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进一步研究了经济企业里的决策过程与讨论过程。尤其是在博尔坦斯基的推动下，这个研究计划至少得出了三个理论洞见。第一，最明显地，在经济领域里，这六种提出理由的形式都会用上（当然程度不一）。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里没有一种正当化策略占据支配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每次的决策情境都有其模糊性，因为协商过程是不同的行动者在不同的论证运用中进行的（这里也可参阅：Wagner, “Die Soziologie der Genese sozialer Institutionen”, p.472）。适用于这个经济决策过程研究的途径，就是我们在诠释范式那里也可以看到的纯粹的行动理论。但这个研究计划当然还有更进一步之处，因为博尔坦斯基——这也是其理论方面的第二个重点——也总是致力于在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他和夏佩洛后来共同撰写著作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种新的“城邦”，“项目之城”（cité par projets），同时一些概念，如创造性、灵活性、创新性，在20世纪中也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效率话语（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pp.463ff.; 亦见：Boltanski and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 1999）。为了探讨这件事，这两位作者必须发展出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类型学，亦即必须采取宏观分析，而这是诠释范式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退避三舍的事。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清楚指出，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不是暗指一种观念论的途径，不是认为我们只研究话语、不需要看“现实”的经济结构。他们更多的是说，正当化的话语会反过来对“真正的现实”起作用，如此才能将某些资本主义积累形式加以正当化，并以此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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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2 把阻碍积累的力量给调动起来。如果人们认真看待我们所介绍的正当化策略，那么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利润都是正当的，不是生财都会被认为有道的，不是任何一种积累（不管这种积累快不快、重不重要）都是被允许的。（Boltanski and Chiapello, “Die Rolle der Kritik”, p.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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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4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及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都只谈到“一种”资本主义，以及这种资本主义不具规范的“逻辑”，亦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只有利益计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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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6 最后，第三，博尔坦斯基的计划也明显力求对社会变迁的社会学作出贡献，因为他也问，新的正当化体制，新的“城邦”，是如何进入生活的，如何得以执行，其中精英扮演哪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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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78 正当化体制的变迁，与一个尝试避免自身利益与范围扩大受到阻碍的团体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团体试图发现新的成功之路与承认之路，可以让他们不需要为他们在某个时间点具有正当性的选择标准进行说明。（ibid., p.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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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0 虽然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没有明说，但他们的“规范变迁的动态模式”，与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那种文化理论论点，有很好的衔接能力，同时他们也暗暗地批判了缺乏行动者的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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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2 虽然法国社会学界有一批和博尔坦斯基走得很近的学者，他们并没有特别优秀突出，但在80和90年代，还有另外一群很活跃的学者，他们遵循的理论策略关怀和博尔坦斯基很像，而他们中有部分学者的研究主题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探讨所有重要的研究，但希望至少能介绍一些极富盛名的学者，来为各位读者提供当下法国讨论脉络的一些明确方向。社会学家盖雷（Louis Quéré，1947—　）最初是在图海纳的圈子里发展的，同样进行社会运动研究，但后来他越来越转向了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历史学家兼哲学家格歇[Marcel Gauchet，1946—，与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同为期刊《争鸣》（Le Débat）的创办人]，是参与了70年代勒夫特（Claude Lefort）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圈子中关于极权主义与民主的热烈的哲学争辩的学者之一[参阅：Ulrich Rödel（ed.）, Autonome Gesellschaft und libertäre Demokratie]。在80年代，格歇以宗教经验为例，提出了历史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问题，并追问：当宗教在18世纪被排除在官方国家制度系统外之后，扮演了哪些角色？什么取代了原本宗教的位置？这些问题不止关于民主理论面向，也碰触到了个体认同的面向（参阅：Gauchet, Le Désenchantement du mond, 1985）。最后，社会学家卡耶（Alain Caillé，1944—　），是勒夫特的弟子，也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学者。他是一个小型团体的主角，这个团体的任务是去抑制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在1980年代创办了一份期刊《莫斯期刊》[La Revue du MAUSS，“莫斯”其实是“反社会科学功利主义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的缩写]。虽然这份期刊的发行量从来没有好过，但还是很重要，因为这份期刊为多斯所谓的反结构主义的“新世代”提供了一个发表平台。当然，这份期刊不意外地令人联想到一位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涂尔干的侄子、知名著作《礼物》的作者（可参阅本书第十四讲）。卡耶在很多研究中都不断提及《礼物》，并尝试指出，赠礼不只是原始社会才有的特色，这种隐含在赠礼当中的相互原则同样是现代社会行动者的行动的核心决定要素（Jacques Godbout and Alain Caillé, L’Esprit du don）。赫纳夫（Marcel Hénaff, 1943—2018）把这个想法运用得更为广泛（Le Prix de la verité: Le Don, l’argent, la 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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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4 国际上最知名的，当属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　）。拉图尔是一个相对大型的、致力于科学人类学的国际研究网络的成员。不过拉图尔并不是只停留在名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而已，他还得出了一系列不论对于社会理论，还是对于政治哲学来说，都相当有趣的结论。在1991年出版的《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英译：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拉图尔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到，科学家都在建构他们的客体，而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结合正是从科学家的建构工作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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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6 臭氧层破洞太社会、太具叙事性了，以致它很难是真正的自然现象；工业厂房和国家领袖的策略，又太过充满化学反应，以致很难被化约成权力和利益；生态领域的话语也太过真实和太过社会，以致很难被归结为意义效果。（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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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88 科学造就了许多的混杂体、“准客体”，这些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物，也不是人类或主体。如果人们想认真探究这些东西，那么马上会遇到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如何面对已成为社会构成部分的准客体？我们要如何再现它？拉图尔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物的议会”（ibid., p.189ff.），一种自我反思的民主，人民代表必须意识到他们常常都会谈到准客体，谈到社会—自然的物，要意识到他们必须确实地再现这些物。这样的民主不只关系到利益代表，而且也关系到一件事，即在议会和公共领域里，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反思过程，反思社会与自然之间无可避免的结合。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结合，也必须与这种结合的后果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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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0 尽管拉图尔的政治观点很不具体，但他还是从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出发清楚指出一件事，即现代——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现代与科学总是密不可分的——始终包含着两类群体的实践：一方面是科学家不断建构出社会与自然的混杂体，另一方面，人们却一直拼命反对这种混合性，拼命把我们的这一个自然和这一个社会严格区分开来（ibid., p.19）。拉图尔指出，现代科学史和现代社会史一开始就存在这种矛盾，所以他才会得出他的书名所标示的见解：我们从未现代过。现代从来不是单面向的，而是一直存在着拉图尔所描述的那种矛盾。不论是古典现代理论家还是后现代理论家，都错误地从片面（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现代图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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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2 我们从未陷入一个同质的、全球的、要么来自未来要么来自时间深处的流动。现代化从未发生过。没有什么是长期潮起，而今天潮落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潮起潮落。我们可以往另一件事走去——回到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的多元实体那里去。（ibid.,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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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4 拉图尔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种矛盾，而且要接受一个事实，即自然与社会的结合无可避免的是以混杂客体的形式发生的。如此一来，我们不只可以抛弃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令人不悦的争论，而且同时还可以获得新的、更适当的看法来看待世界的急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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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6 对法国知识图景较新的发展的概览，就到这里。对我们来说，这个图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很值得一提地为未来开启了本讲所讨论的行动理论的取向。因为，唯有反抗结构主义以及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取向，法国思想传统当中的潜能才能有真正的发挥——有助于其朝向国际“科学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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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69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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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700 3.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领域运动就越来越引人注目了。这个运动也为我们在第一讲提出的一个声称提供了较强的说服力，即不同范式之间完全是有“通廊”的，因此说范式之间有不可通约性，是不对的。这里所说的跨领域运动，是所谓的“新制度主义”。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先就有一些制度主义理论家和制度主义的理论取向。其中人们马上会想到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康芒斯（John Commons, 1862—1945），或是米切尔（Wesley Mitchell, 1874—1948）。这些学者批判古典经济学假设，强调个体乃镶嵌在制度中，因此（市场中的）个体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其行为都只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已。不过，不是只有美国有这种“旧的”制度主义取向。在德国，也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信徒，而这与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与美国“旧的”制度主义取向的目标是类似的，而且所奠定的思想还影响了所谓的美国经济学。古典社会学家也可以看作“制度主义者”。像涂尔干和韦伯都清楚知道，文化模式和制度会影响个体的行动动机。最后，帕森斯也可以算在内。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第二、三讲的内容的话，帕森斯承接涂尔干的观点，强调经济行动的非经济前提，也特别凸显出制度化的价值的重要性。所以帕森斯也是一位“制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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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702 但为什么一个再次把强调制度主义思想推上前台的运动会很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对简单——而且这又再次表明我们以帕森斯作为全书开头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20世纪60和70年代，帕森斯和古典社会科学家的许多看法都逐渐式微（下文的介绍，可参阅：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Introduction”，以及：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p.2ff.）。在政治科学界，所谓的行为主义的某些经验研究方法越来越热门。政治科学界的行为主义不认为制度有什么重要性可言，认为制度不过是个别个体共同行动的总和结果，此外不值一提。在组织理论与组织社会学中，人们常常都遵循着功利主义的思想模式，但这种思维模式无法掌握某些经验现象，例如组织的正当性要求。在经济学界，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行动者认知能力方面，很明显地在经验层面有不足之处，因为行动者能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或是在市场上，信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唯有通过信任，以低廉成本确保双方遵守合约的情况才是可以想见的。如果都只认为行动者就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只以功利主义的行动模式为基础，那么上述这些现象都是不可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制度越来越需要被带入社会科学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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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704 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都转向对制度进行分析或提出理论。不过，不同学科的推进方式不一而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North, 1920—2015），借助功利主义视角来处理制度问题。他尤其探讨了一个问题：哪些制度结构使一些没什么效益的市场机制续存下来（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0）？与在诺斯这里不同，其他社会科学更明确质疑功利主义的行动模式。在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中，都非常强烈地强调行动者在制度中的规范强制力，强调引导行动的世界观、认知框架、在工作中学到的行动实践与思想等等，此外也很强调（政治）权力面向。唯有把这些现象包含进来，才能够在实际中有足够的说服力，解释例如为什么市场不会“乖乖听从”微观经济学范式的法则，为什么组织和政治过程几乎无法有意义地用理性行动者模式来进行分析（参阅：Paul DiMaggio,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s: Avenues of Collaboration”，以及：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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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706 关于所谓“新制度主义”的辩论，现在都还在进行中，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对经验研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推动力。但同时，这种“新制度主义”几乎无法建立起独立的理论运动，因为辩论的参与者的出发立场都非常不一样。有的人旨在修正理性选择理论，有的人则是想通过冲突理论、常人方法论和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拓展帕森斯的制度模式。不只每个学科不一样，就连在同一个学科里，每个制度主义理论家的讨论也常常都是沿着不同的、我们在前面几讲介绍过的理论方向在进行的。所以我们不排除“新制度主义”并非真的单一性的理论运动，而是一种标签而已，其标示的是事实上非常分散的研究计划，只是当中大家都共同在探讨制度[无意间也提到这件事情的，可参阅：Andrea Maurer and Michael Schmid（ed.）, Neuer Institutionalismus. Zur soziologischen Erklärung von Organisation, Moral und Vertra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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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708 不过，这些制度主义思想在相关领域也产生了一种社会学的宏观理论，这种理论目前在国际上很受到重视，且与全球化理论相竞争。这种所谓的“世界政治”取向的代表人物，是长期在斯坦福任教的美国社会学家迈耶尔（John W. Meyer，1935—　）。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持续推动基于经验研究的相应理论计划，探讨相同形态的制度模式在全世界的扩散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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